范若兰：新加坡文秘职业“女性化”变迁及其影响

新加坡文秘职业“女性化”变迁及其影响

作者：范若兰

来源：《八桂侨刊》2022年第1期，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作者简介

范若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东南亚研究、伊斯兰教与政治研究、女性研究。

摘要：文秘职业一向被视为女性职业，但在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文秘职业是男性职业。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和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文秘职业逐渐“女性化”，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新加坡女性第一大职业群体。随着文秘职业“女性化”，文秘职业标准随之改变，变成了“适合”女性的“细心、温柔、善解人意、美丽、能干”，文秘形象也从“花瓶”变为“白领丽人”，该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相对最低。

关键词： 新加坡;文秘职业;女性化;华人妇女;

文秘职业是职业分类之一，主要包括秘书、书记、簿记、办事人员、打字员和速记人员等，亦被称为“文员”“白领”，与代表劳工的“蓝领”和代表经理、老板的“金领”相对。在劳动力市场分工中，男性与女性职业分布有所不同，女性集中的职业往往带有“女性化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特征，如“灵巧技能”“文秘职责”“抚育技能”或“服从性工作”等，而男性集中的职业往往带有“男性化技术和工作环境”，如“重体力劳动”“极端恶劣工作环境”“数理技术”“职权岗位”等1。文秘职业通常被视为是“女性职业”，因为女性的细心、认真、服从、忠诚、温柔、善解人意，因此被认为“适合女性”。

新加坡具有城市、工商、华人社会的特征，从殖民地时代以转口贸易为主，到独立后大力发展制造业、金融业、商业等产业，逐渐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东南亚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与此相应，新加坡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较多，主要为工人、文秘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服务人员等。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华人妇女的职业也在提升，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加坡女性最大的职业群体是劳工，90年代以来最大的职业群体是文秘。

文秘职业被认为是“女性职业”，但在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的文秘职业还是标准的“男性职业”。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起飞，女文秘大量出现并开始取代男文秘，80年代超过男文秘，文秘职业“女性化”。可见，职业的性别隔离和标准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那么，经济发展和性别规范如何影响职业标准和职业选择？女文秘的职业形象有何变化？文秘职业“女性化”有何影响？

学界关于新加坡华人妇女的职业研究很少2，女文秘人员的研究更少，只有女性经济参与的相关研究提到女文秘在职业女性中所占比重，涉及女文秘的工作和感受3，但对这一职业的变迁没有探讨，更没有深入分析这一职业“女性化”的根源与影响。本文提出“适合女性”这一核心议题，主要利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劳动力调查报告、报纸报道等一手资料，探讨新加坡文秘职业的性别变化及影响，通过分析“适合女性”话语指出大量女性进入这一职业，不仅改变了职业评价标准，改变了女秘书的“花瓶”形象，而且促进了女性的职业提升。

鉴于新加坡人口76%以上是华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华人女文秘职业变迁，兼及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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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性职业”到“女性职业”：女文秘职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20世纪新加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从转口贸易港口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促进了华人妇女的经济参与和职业拓展，华人职业妇女由少变多，职业领域由窄变宽，从20世纪初少数职业，发展到20世纪末的教师、律师、工程师、企业家、政治家等所有职业，不少职业由原来的“男性职业”变为“女性职业”，如教师、文秘、佣人等。

（一）女文秘职业变迁

新加坡华人女文秘人员不知确切出现于何时，因为殖民政府在1871、1881、1891、1901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只对人口的性别、族群分类，没有职业分类。1911年的人口普查有性别、族群、职业分类，但没有文秘职业分类。1921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8 345名华人男文秘，59位华人女文秘，女文秘只占文秘职业的0.7%4。1931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1 751名华人男文秘，5位华人女文秘，女文秘只占文秘职业的0.2%5。194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共有20 274名华人男文秘，1 123位华人女文秘，女文秘占文秘职业的5.2%6。可见，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已出现华人女文秘，但人数极少，1921年只占文秘职业的0.5%,1931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新加坡经济深受打击，文秘人员失业严重，女文秘仅占0.2%,1947年略有上升，占5.2%，而且，她们的职级较低，很少是秘书，大多是打字员、速记员。总之，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文秘职业是标准的“男性职业”。当时的女文秘大多受过小学以上教育，主要在公司供职，需要良好的英语水平，因此，毕业于英校和教会学校的女生比毕业于华校的女生有更多就业机会。她们以能力和细致，得到雇主欣赏。有一洋行雇佣女子当速记员，雇主认为华人女子的速记水平较其他种族为高，每分钟130字，因此又多雇佣两位华人女速记7。

20世纪50年代华人女文秘略有增长，她们大部分是在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服务。据新加坡一个职业介绍所的数据，1952年由该所介绍任速写、打字员者，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他如招待员、电话接线员，亦多由女性担任8。这一时期女文秘虽有增多，但找工不易，她们的就业机会甚至不如女佣。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新加坡尚未独立，政府机构录用人员有限，经济尚不发展，商业机构雇佣文秘人员也有限；华人女文秘一般都是受过英文教育，她们多服务于外国人开办的公司和企业中，而华人的经商方式尚未发展到聘用女性为文员的阶段，因此，华校毕业女生更难找到书记类职业，“反之，受英文教育者，尚可找到秘书之类的工作。”91957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华人女文秘占华人职业妇女的5%，位于服务人员（35.7%）、工人（27.6%）、农民（12.5%）、销售人员（10.5%）、专业技术人员（8.2%）之后，仅高于经理管理人员（0.2%）10。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经济起飞，从事文秘职业的华人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大量就职于政府和商业机构。女文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较低级别的女书记，主要负责打字、接电话、速记、招待宾客等工作；另一类是较高级的女秘书，她们在公司或机构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如新加坡的林江艳文，她的履历如下：1953—1954年任职书记，1954—1956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担任出口经理之秘书，1956—1957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公司秘书处担任秘书，1957年担任一家商行董事之秘书，1957—1961年在伦敦一家研究协会担任技术秘书，1961—1962年担任一家伦敦特许会计公司之助理秘书，1963年加入崇侨银行服务，在总行充任一级受训职员，1964年提升为总行助理秘书（一级职员），1969年11月提升为大芭窟分行主任。语言：能操英语、粤语与闽语11。林江艳文从低级书记做起，到高级秘书，到银行经理，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性商业人才。

这一时期新马华人女文秘明显增加，1970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华人女文秘占职业女性的比例上升到16.9%，排名第3位，位于工人（31.7%）和服务人员（22.7%）之后。这一时期女文秘出身英校和华校者皆有，要具备较好的中英文水平。她们通常是中学毕业，极少大学毕业者，也有不少人是在各种商业学校专门学习秘书课程。新加坡女性大多参加英国特许秘书协会的考试，考试及格即可得到该协会的文凭。许多以前只有白人才能担任的职位，现在多由本地女秘书充任，如银行雇用的女文秘日益增长，20世纪60年代末，新加坡一家银行的职员，包括经理部和书记，只有15%是女性，到1971年，女性占了50%，大多数是担任书记、秘书，接受男银行家的命令，只有四位行员是女性12。

对于中学毕业的华人女性而言，文秘职业是她们最向往的职业之一，既是坐办公室的“白领”，报酬又较优厚。20世纪70年代初，新加坡一般书记的工资平均都在400、500元左右，往往规模越大的公司薪水越高。高级女秘书的工资都在1 000元以上，几乎是书记的一倍13。从当时招聘来看，对于秘书，明确标明是女秘书，要求通晓中英文，最少高中毕业，此外，问讯处职员、电话接线生、出纳也明确要求女性。对于会计和簿记，则男女不限14。

20世纪80、90年代，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受中学、大学教育者增多。经济发展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接受较高教育的女性也更能胜任文秘工作，两者结合，华人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文秘成为女性主导的职业，也成为华人职业女性第一大群体。1980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女文秘有99 188人，占该职业的62.7%,1994年为181 589人，占该职业的74.6%，在女性职业中占27.4%，排名第一15。新加坡文秘职业已经是女性占主导地位，这一职业也成为标准的“女性职业”。

随着大学教育普及，华人妇女的职业等级进一步提升，2005年文秘职业仍是新加坡华人女性的第一大职业，占24.8%，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和技术人员（23.7%），服务与销售人员位居第三（15.9%），专业人员第四（12.6%），与此同时，女工（包括制造业技工、操作工、装配工）急剧下降，仅占6.6%16。

（二）影响因素

新加坡文秘职业从“男性职业”到“女性职业”的变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女子教育水平提高和性别观念变化。

首先，新加坡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文秘职业变迁的最重要因素。

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在殖民地时代主要靠转口贸易取得繁荣，发展与之相关的加工业、商业、银行业等，受国际市场影响大，经济曲折发展，产业结构畸形，吸纳劳动力有限。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取得独立，采取直接贸易形式，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经济不断衰退，1959年自治时，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3.2%17。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为摆脱困局，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促进工业化发展，到1967年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金融业。1980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产业升级，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以电子、石化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因此，电子产业成为制造业的龙头，21世纪初新加坡成为全球重要的集成电路、芯片和磁盘驱动器生产基地。同时，制造业发展促进了商业金融服务业发展，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18。

新加坡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调整，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升级，带动经济的起飞和快速增长，1960—197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1%,1970—1980年为9.0%,1980—1990年为7.1%,1990—2000年为7.4%18。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华人妇女的就业率，1947年华人妇女就业率不到20%,1957年也只有24.5%,1980年提高到44.5%,1990年提高到52%,2005年提高到53%19。经济增长也提供了更多蓝领和白领职位，提升了华人妇女的职业层级，从20世纪上半叶女农民是华人妇女最大职业群体，到60、70、80年代制造业女工成为最大职业群体，再到90年代以来女文秘成为最大职业群体。

其次，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是影响文秘职业变化的重要因素。

殖民地时代，华人女子教育初步发展，包括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但这一时期华人女性教育水平低于男性，1921年新加坡每1 000名华人男子中，识字者为487人，而每1 000名华人女子中，识字者仅为96人；1947年每1 000名华人男子中，识字者为483人，而每1 000名华人女子中，识字者增加到176人20。当时从事文秘职业要求是通达中文、英文和各种方言，如《星洲日报》一则聘请女职员：“（1）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2）英文须七号毕业，中文须初中程度，能操流利英语及各种方言；（3）须品行端正以及未有不名誉行为。”21但由于当时华人女性接受中学教育者较少，加之女教师是知识女性的职业首选，是以华人女文秘极少。

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女子教育得到长足发展，1960年，女生占小学生的44.1%,1990年上升到47.4%，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幅度增加，1960年新加坡女中学生占中学生总数的39%,1980年达到51.5%，以后一直占一半左右22。1960年新加坡女大学生占学生的比例为23.9%,1980年上升到32.2%,1990年上升到43%23。1997年女大学生占比达到49.7%24，已占大学生一半。教育水平提高促进了女性的经济参与能力和意愿，而且，“女性教育的增加是她们在U型曲线向上升时加入现代经济部门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女性进入白领工作的转折点。”25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能够从事专业技术、秘书和管理经理工作，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一般从事书记、电子厂工人、销售等职业，受过小学教育的女性一般从事制衣、纺织业工人等职业。新加坡女性普遍接受中学以上教育，以及越来越多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是她们能够在文秘职业、专业技术职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

再次，性别观念亦是影响文秘职业变化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上半叶，华人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强女柔———根深蒂固，人们对女子外出就业不以为然，尤其是家道小康以上的人家，妇女一般不外出就业。20世纪下半叶，随着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妇女参与经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女性就业率逐渐提高，她们工作认真、勤恳、忠于职守，其“温柔”“顺从”“善解人意”“细心”等“女性特质”使她们被认为更“适合”文秘职业。与此同时，文秘职业的薪金低于经理、老板或销售人员，男性因为负有养家责任，他们的“竞争”“勇敢”“好动”“支配”等“男性特质”被认为“不适合”文秘职业，他们要追求更高报酬，也要追求更高职位，不再中意文秘职业，越来越多男性退出文秘职业，女性则大量进入这一职业。

可以说，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性别观念合力将文秘职业从“男性职业”变为“女性职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提供了更多白领就业机会，教育水平提高使女性能够胜任文秘工作，性别规范促使男性追求高收入和支配性工作，而女性能接受较低收入、稳定工作、服从性工作。因此，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使得这一职业“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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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瓶”到“白领丽人”：女文秘形象变化

在传统职场的性别分工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辅助地位，于是，男医生与女护士、男经理与女秘书，男司机与女售票员，似乎成了职场“标配”。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因为华人女性人口少及教育水平低，需要具备中英文水平及一定学识的文秘其实是男性职业，只有极少数华人女性跻身文秘职业，她们服务于经理老板，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场域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物化为“花瓶”。

因为“花瓶”形象，女文秘的专业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美貌、善打扮，还要陪老板出入咖啡馆、电影院、饭店等地，女秘书“如不装饰的花枝招展顺应老板的心理，地位就会起动摇，女秘书拒绝经理的邀请赴宴会而被无故辞退也是常有的事。”26某种程度上，女秘书变相出卖“色相”，尽管不像女招待那么直接。一位名素芳的女秘书因美丽而被录用，她的工作是陪老板“出入茶室、电影院和餐室，在他的朋友面前，他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为我介绍……”，美貌的女秘书成为老板炫耀能力和财富的资本。但是，素芳对此并不引以为荣，“我很痛苦，我想，那些没有‘本钱’的女人，在这个城市里她们如何生活呢？我已决定跳出这秘书生活，……我虽是女人，但我也是人，我要尽我的劳力去换得生活上的需要，我不愿意供人欣赏，被人们称为‘花瓶’。”27

20世纪60、70年代，女文秘人数大大增加，她们以细心、温柔、工作认真有效而得到人们认可，文秘成为“适合女性”的职业。但很多人仍认为女秘书是靠美貌的花瓶职业，认为成为一个受欢迎女秘书的秘诀并非打字打得快、速记写得快、商业知识丰富，而是要拥有“美貌”“仪态”和“会交际”，其中美貌和仪态是最为重要的，正如一家公司老板所说，他们不用机器，却要花费更多金钱来雇用一位女秘书，是因为女秘书的美貌不会看得多了令人讨厌28。这是典型的男性老板视角，希望女秘书成为赏心悦目的“花瓶”，点缀紧张的职场。

还有一个英校毕业的女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120元的书记工作，但没干几天就辞职了。这份工作名为书记，实为打杂，什么都要做，从打字、写信、抄帐，到抹桌子、扫地、泡茶。她对这些也没意见，但最不能忍受的是老板，交代工作时总是动手动脚，不是摸她的背，就是摸她的头。当她提出抗议时，老板还说“出来工作的女孩子，何必这样认真。”这种男老板较多，他们往往以聘女书记或秘书为名来诱惑刚离校、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子29。这是父权制下性别和权力不平等在职场的必然产物。

但实际上，女秘书是靠工作能力和成绩立足，而不是只靠徒有其表的脸蛋，一个成功的秘书要具备下述能力：

———智慧与美貌并重，美貌是其次，工作能力为首；

———她是老板的左右手，缺一不可；

———她也是老板的另一脑袋，身负提醒安排大小事务的重任；

———她需要判断力冷静思考30。

20世纪80年代，女文秘已成为这一职业的主导，她们有能力反抗男人们加在她们身上的“花瓶”标签。1981年在一个谈工作效率的研讨会上，一名男经理提出这样的看法：“漂亮的女秘书是造成时间浪费的人！”此观点引起争议。赞成的人认为，漂亮的女秘书会使公司的男职员分心，因而影响工作效率。反对的人认为，有了漂亮的女秘书，不但可以使职员间增加欢笑，也使办公室生色不少。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脱女秘书是“花瓶”的窠臼。女秘书们对此提出抗议，明确指出：“这是大男人主义的偏见，只有心胸狭窄的人才有这样的看法；这样指责女人太不公平，如果男人那么容易分心，只能表示他缺乏工作纪律；反过来说，如果公司有英俊的男职员，使到女职员分心，他是否也会受到谴责？”更多人正确认识到，“今日的女秘书，有相当的工作分量，她们如果没有真材实料是不能应付的。而且，她们也都是经过特别课程的训练，考取一张职业文凭，并非是虚有其表的。”31“花瓶”说是对女秘书的贬低。

当时，“花瓶”已是一个落伍的名词，不再代表女秘书的形象，更适合的词是“白领丽人”或“职场精英”。一方面，她们要处理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上至处理老板的公文分类，下达主管的旨意，安排访客的约会，下至泡咖啡、安排宴客名单、订座与点菜、安排入住酒店等，都需要认真、细心、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另一方面，有些女秘书已逐渐成为公司或机构中的高级人员，甚至参与关键性决策，权力相当于机构主管或经理级人物，有上情下达的特权。一些女秘书有远大的人生目标，努力拓宽知识领域，培养能力，对公司业务熟悉，并能提出相应对策，令老板另眼相看，有机会挑起更大的重任32。不少女秘书被提升为经理，提升了自己的职业层级。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新加坡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对女文秘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秘书必须要有管理能力，同时，也必须对科技、商业和经济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样，她才能在管理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私人与执行秘书协会主席邝美年在秘书研讨会上指出，随着办公室电子设备的革命性变化，秘书是“速写簿和铅笔”的传统形象已有所改变，现在秘书是快速联络网的核心，必须挑起更多责任，具备更多条件33。秘书工作不再囿于打字、速写、接电话、排约会等传统任务，在办公室普遍采用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的趋势下，秘书的上述工作会变得简单及更快速完成，所以秘书不仅要善解人意、思路清晰、口齿伶俐，还必须具有广泛的商业知识，分析和研究有关资讯的能力34。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薛爱美则指出，成功的秘书，除了协助上司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她们的资讯科技知识，将使她们参与公司的决策工作35。

1988年新加坡贸工兼交通与新闻部政务部长马宝山提醒女秘书们，她们必须掌握更宽广的管理技能和知识，因为现代公司机构要求秘书处理会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事甚至公共关系等事务。他也奉劝女秘书要“装扮像女人，头脑像男人，工作像匹马”36，这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表明男性心目中的合格女秘书形象：容貌打扮靓丽，思维头脑像男性一样理性和清晰，工作努力。这是典型的“白领丽人”形象：能力出众、头脑聪明、妆容精致、衣着优雅。新加坡设有秘书节，每年举办最佳女秘书评选，1990年陈秀琼荣登该年度“最佳女秘书”的宝座。她在华侨银行训练与发展部门当秘书10年，热爱这份工作，认为秘书是一门受人尊敬的行业。在老板的眼中，陈秀琼不但办事效率高，还常主动地执行任务，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左右手37。每年一度的“最佳秘书”评选，展现出女秘书标准的“白领丽人”形象。

“白领丽人”强调女秘书的能力，但仍然存在对美貌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女秘书专业能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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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职业“女性化”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文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20世纪70年代文秘职业处于男女交替状态，女文秘增长势头很猛，同时男文秘仍为数不少，文秘职业“女性化”的影响之一，是男文秘的就业机会减少，报纸上聘请秘书、书记的，都是明确要求女性，这严重冲击了男文秘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面临失业。当时报纸上不时出现男文秘们的抱怨，他们指出现在是男女平等时代，但秘书职业是男女不平等，一封署名“失业者”的信说：

我们是一群任职于裕廊区某一制药厂的书记，由于工厂停业了，我们失业至今已有几个月。由于近来中英文报纸之招聘多数聘用女职员及女簿记员，征聘男职员及男簿记员的少得可怜。男女受同样教育有着同样做事的本领，为何一定指明要用女性，而不给男性去应征？由于男的失业太久，生活无着落，假如男的已成家立室，孩子们生活无着落，在走投无路时，打家劫舍的事件增加实也难怪。说到待遇方面，一样的酬劳，男女一样可以接受，为何一定要聘用女性？身为雇主们，你们也是男的，应该为男的着想，应该男女一律聘用，因为男女受同样教育，有着同样忠于职守的品德38。

还有男性强调，“女性失了业，丈夫可以付给家用，而男的失了业，生活费无着落后果真是不堪设想。”39男文秘们以男性是家中经济支柱，女性是辅助养家者，男性失业必将带来灾难为说辞进行抗争，但女性在文秘职业的优势日益明显，使她们取代男子，该职业还是不可避免地“女性化”了。

为什么老板们在聘请文秘时，变得“重女轻男”了呢？其实，不仅文秘职业，还有制造业工厂也更愿意雇请女工，除了女性“适合”相关职业外，还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考虑。据时人观察，老板们不愿聘请男性主要是因为，许多男性对所担任的工作存有极大的挑剔心理，他们认为不理想，就向老板提出辞职，甚至有的不辞而别，“男性们此种好动的性格，尤其是一般未有家庭的单身汉更具有那种‘跳槽’的特性，往往令到雇主们束手无策。”相比之下，女性任职时，大多安于职守，且做事细心尽责，为老板们所信任40。可见，女性的工作能力，踏实、勤奋、细心加上的工作态度，加上忠于职守，更受到老板青睐。

文秘职业“女性化”的影响之二，是该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减小。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女性大多处于低技术、低职位位置，她们的收入普遍低于同行业的男性，但如果该职业是“女性化”职业，男女收入差距会减少。据1984年新加坡劳动力调查报告，女性平均月收入是511元，男性是703元，女性工资是男性的73%，男女收入差别最大的是销售人员、服务人员和工人，女性工资只是男性的63%，差别最小的是文秘人员，女文秘工资是男文秘的86%41。此外，小学老师、护士等“女性化”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这表明，一方面，与经理管理、销售人员等相比，其他职业收入相对较低，男性另谋高就；另一方面，当一个职业“女性化”后，其收入相对其他职业较低，两者互为因果。但无论如何，文秘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在减少。

文秘职业“女性化”的影响之三，是会加剧性别刻板印象，不利于性别平等。任何职业“男性化”或“女性化”都不是正常现象，也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从性别平等来说，性别职业隔离使女性集中于低职位、低收入、低技术领域，不利于性别平等；从劳动力市场来说，性别职业隔离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劳动力市场僵化，浪费人力资源，降低效率，不利于这个职业的发展。因此，护士职业需要男护士，小学教师需要男教师，秘书职业也需要男秘书。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强调男性也应该加入秘书工作，薛爱美在秘书周开幕式上指出，“男性加入秘书行列将是一个好的转变，女性从事秘书工作是我们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演进，这种现象是会改变的。秘书行列需要男性的加入，教师行列也有此需要。”42女秘书们对此回应，“男性可以当秘书，但不比女性来得适合。……女秘书做事细心，态度温柔，善解人意，日理万机的老板最需要这种漂亮、能干和服务态度良好的人。”43

上述对男秘书的讨论别有深意，可以看到文秘职业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迁。20世纪下半叶文秘职业“女性化”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传统”，要费力地推动男性加入文秘职业，完全忘记了20世纪上半叶文秘职业是“男性职业”。而且秘书的“标准”也改变了，变成了“适合”女性的“细心、温柔、善解人意、美丽、能干”，男性被认为不适合这样的标准。可见，职业的性别分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增长、教育发展、观念变革而不断变化，女性从最开始的“适合”入手，逐渐占据这一职业，并将“适合”女性的标准上升为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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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从新加坡文秘职业变迁，可以看到文秘职业如何从20世纪上半叶的“男性职业”逐渐变为20世纪下半叶的“女性职业”，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和性别规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秘职业所需要的细心、认真、服从、善解人意，被认为“适合女性”。

“适合女性”是从女性本体论出发，强调女性的性别优势，附和父权制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温柔、细心”等女性气质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上的次等、辅助角色，以及职业的“女性化”，使女性局限在所谓“适合女性”的职业，导致她们处于低技术、低收入、低职位领域，文秘职业就是相对低收入、低职位的职业。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适合女性”也是一种女性的赋权策略，推动妇女进入更多职业领域。所谓赋权，“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而且还是个人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其他人不能给妇女赋权，只有妇女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表自己进行选择或发言。”44通过“适合女性”话语，为拓展女性职业建构有利的环境。首先，为妇女进入某一职业建立信心，也使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进入这一职业；其次，大量女性进入这一职业，改变了职业评价标准，使之更“适合女性”，如女秘书的“花瓶”形象终于改观；再次，进入这一职业的女性并不满足于只在“适合女性”的位置，她们会向外扩展边线，如书记上升到秘书，秘书上升到经理。

人们通常更多强调护士、教师、文秘职业“女性化”所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强调女性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技术、低收入、低职位领域，而忽略了妇女职业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职业女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至某些职业“女性化”，是职业变迁的必由之路。“适合女性”话语为女性撬开了某一职业大门，使她们能进入其中并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不仅证明自己“适合”这一职业，而且干得更好，从而为她们的职业拓展和提升打开了更大的空间。（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