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双语教育环境的新加坡仍面临华语传承的困境

编者按：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近80%。上世纪，为了经济建设，新加坡选择推广英语，英语推广的数年间华语出现断层，华语逐渐式微。之后政府虽然再次致力推广华语，但双语教育环境下的华语依然面临着传承的困境，个中缘由一起看看学者怎么说。

新加坡从开埠的第一天开始，历史就选择她成为多元民族的移民社会，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涌入，带来了各自的语言，这包括殖民者带来的英语、最先落户在此的马来人的马来语、爪哇语，华族移民带来的各种方言，比如福建话（闽南话）、广东话（广州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和福州话等，稍后到这里的印度人带来的淡米尔语、旁遮普语和兴地语等，形成一种“四文多语”的语言现象。这些不同的语言在这里接触、交融，不单在词语上互相借用，也在语法结构和语音方面互相影响、渗透，从而造成语音方面和语法结构方面的变化，新加坡华语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里孕育发展的。

集南洋华语之大成

追究新加坡华语的源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华族先民移殖南洋（东南亚），来此发展并落地生根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加坡开埠前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华族使用的语言。从一开始，它就不断地融汇吸收各族语言的养料，这种多语互动的结果，铸就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特点，也让它在南洋异乡生根存活，虽然这个时期的华语，是以方言的形式呈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广义上的华语。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新加坡华人人口便超越各个族群，成为人数最多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华社。当时华社使用的语言，全面继承了早在南洋生根发展的华族方言，具有南洋特色的印尼、马六甲、槟城的华族方言更成为我们的活水泉源。私塾教育全面的方言教学，进一步巩固新加坡华族语言的方言特色。

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被西方强权打败后，尝试“师夷以自强”，开始引进西学，不过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改革上并不彻底。甲午海战的失利，才痛定思痛，力图维新，在教育上作彻底改革，废除私塾，创立新学堂。这种教育改革的风潮，也吹到新加坡。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使用的华语（其对应词是中国的现代汉语），发轫于二十世纪初，受到中国创立新学堂这股风潮的影响，新加坡华社开始创立新学堂，从1904年到1909年间，一共有6所新学堂相继成立，它们的学制和课本的编制，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系作为参照注1，以华语（官话）来教学。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象征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确立北京话作为国语，中国国民政府在全国推动“国语运动”，新加坡华社在林文庆的带动下，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会一起，创立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鼓吹海峡华人学习华语注2。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提倡“我字写我口”的白话文，掀起了“白话文运动”，也对新加坡的文教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新加坡华语的形成，就是在继承南洋华语的传统特色，并与华语原乡的国语（或后来的现代汉语）的互动中发展出来的。

1949年以后，港台文化通过杂志、歌曲和电影也对新加坡华语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新加坡华语是与现代汉语同样隶属“大华语”的一员，它的发展和形成的历史与中国“白话文运动”同步，在“大同”下形成“小异”，在语音、词语和语法结构方面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烙印。新加坡华语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全然移植而来，而是在本土环境中和各民族语言的互动中产生的，在新加坡独立前的多元文化环境下，折射出新加坡华人的精神和文化面貌，也成为我们新加坡华人自我认同的有效象征，让我们有信心地回答“我是谁？”，也解开了“我从哪里来？”的疑问。

新加坡华语及华人文化在独立前，在英国殖民地当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下曾经有过繁荣的时期，作为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华文华语，很吊诡的在独立建国之后，却面对欲振乏力难以为继的窘态。今年适逢“讲华语运动”40周年，针对新加坡华语在传承方面所面对的困境，扼腕叹息之余提出来作一番讨论虽然于事无补，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如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英语是高级语言神话的形塑

无可讳言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十分密切，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推行英文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和训练低级公务员外，其边际效果还培养出我们前文化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所说的“伪西方人”。英文表面上是中性的语言媒介，不过，它也是权力的象征，殖民者通过语言、教育、文化、政治制度把他们的影响植入到殖民地社会中，让英语在社会各个应用层面取得尊贵的地位，也因此建立了英语是高级语言的神话。

英语是高级语言的神话，已经在殖民地时期就深植在我们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认知的产生，就会对社会上其他语言和文化形成压抑，虽然不是政策上的直接压抑，却因为透过地位的对比的认定，很自然地把英语视为“优势”语言，成为大家追求的典范，其他的语言在对比之下就处于“劣势”，因为前者优等的尊贵地位的确立必须针对“劣等”的“他者”的比照才能产生。

新加坡在独立后，为了经济发展和建立国家认同，全面接受了英国殖民地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也拾起了“英语是中性语言”的牙慧，作为我们凝聚各个族群的润滑剂，如果在没有别的选择之下，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更甚的是我们又制造了另一种神话，把英语视为一种进行商业贸易、获取知识唯一的工具，非它不行，这无疑是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制造另外一种优劣对比的方式，造成排他的效果。面对这种局面，其他语言的应用和发展空间越发艰难，只能沦为作为族群身份认同的象征，供奉在家里当做神主牌，望之弥高而实际毫无用途。

多元主义的展现在于行动

检视我们现存的社会状况，我们惊讶地发现，作为体现多元族群社会并为我们熟悉的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环境逐渐离我们远去，虽然我们还是刻意在居民证上族别一栏分开列明CMIO。新加坡逐渐呈现单元化的语言环境、单元化的文化状态，让我们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不禁忧心忡忡而感叹道：“这或许是为了方便......但这么做却刻意减少、简化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以及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注4 杨荣文的感叹让我们体会到多元主义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到贯彻并不容易，多元主义的价值首先必须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同，多元文化的真正实现在于多元主义的政策的真正执行，而不仅仅存在于论述当中，无论我们口头上如何彰显多元，或是宣称追求无差异的平等，如果缺乏实际的行动，所谓多元文化的理想始终还是软弱无力的空谈。多元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差异，让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有空间来表现，让它们在表现当中体现其不同的价值。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必须强调实践，并在现行的政策和权力的运作当中排除那些排他和不利多元主义的因素，无差异对待的平等才能实现，所谓“高级语言”的神话才能破除，而“劣势”语言或弱势文化才能摆脱被歧视的命运。

我们建国已经迈入第54个年头，“讲华语运动”的推行也有40周年，年复一年的运动，是否已经显得筋疲力尽，力不从心？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讲华语环境怎样扩大的问题，而是面临讲华语生态进一步缩小的局面。一些诸如怎样提高华语华文学习的问题，比如怎样形塑多语的环境、提供学习华语的诱因、增加使用的机会等等，这些老生常谈，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是时候让它喘喘气，找出真正的关键之所在，然后重新整装出发。

我们必须思考作为曾经是多元族群社会赖以存活的多元主义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生态是如何离我们而远去，重新确认华文华语在国家建设中的价值，将它置于建设多元文化的高度来思考，把它当作我们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以保护文化资产之心来保护，我相信“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注释：

1 有关新加坡新学堂的成立和学制，请参阅Lee Ting Hui（2006），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Policies and Politics，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pp 9-10.印尼学者Didi Kwartanada也说明印尼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e Koan）在1900年创立印尼第一所新学堂，就是引进日本华侨大同学校的课本，并通过新加坡林文庆（Lim Boon Keng）引荐懂得说华语和熟悉日本学制的华侨来主持校政。见Kwartanada（2018），Mandarin Comes to the South Seas：The Making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va，载《亚洲文化》第42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 Singapore Mandar in School,（20 November 1929）,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Singapore's WWII markers will carry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Japanese,（24 February 2019）, The Straits Times.

4 《杨荣文：文化和多元国际关系撑起我国影响力》，《联合早报》2019年1月29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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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怡和世纪》2019年10月第41期。作者为《怡和世纪》编委林恩和，为本地文史工作者，著有《我城我语》、《我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