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我从不纠正李光耀，因为纠正了也没用

编者按：新加坡两大前任总理和部长们的辞职风波，谣言的其中一大源头，居然是来自李光耀？文详细讲述了吴作栋任职时几大部长相继辞职点滴趣闻和“事件真相”。

“陈庆炎......”吴作栋喃喃地说道，然后沉默了片刻，又幽幽地摇了摇头，望着手中握著的辞职信。这封信在他的办公室档案内整齐留存了近乎三十载，岁月的流逝却也稍稍抚平了一纸书信所造成的伤痛。他读著这封信，应该已经看过不知多少回了，然后开始笑了起来；先是轻轻一笑，而后转为咯咯大笑。伤痛多少已让幽默取而代之。

“如今我想起这事，之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了，也熬了过来。”他此时正坐在总统府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采访。“可是在那个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感受到的就是一股锥心的失落感。”

1991年8月15日，就在国会解散、吴作栋为总理任内首届大选拉开战幔的隔天，陈庆炎私下与他的这位新领导会面，抛下了一枚震撼弹。这位当任教育部长，也是李光耀钦点的首选接班人，决意退出政坛。他告诉吴作栋，他仍然会参选，不过会在选后退出内阁。换句话说，他还是会继续当国会议员，不过不会留任部长。10天后，也就是8月25日，陈庆炎正式递交了辞职信。

对吴作栋来说，这个打击让他倍加难以承受；公众当时不知道的是，陈庆炎并非他的新内阁团队中第一个提出辞呈的部长。早在三个月前，也就是1991年5月，丹那巴南也向这位才刚上任的新总理表达了退出政坛的意愿。丹那巴南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掌管新加坡至关重要的公共住屋问题，是吴作栋内阁团队中的重要成员；而他，一如陈庆炎，此前也都推举了吴作栋为团队领导。

“我当时心里急得直跳脚!”吴作栋说着，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残留的苦恼。“他们在1984年推选我为大家的领导。而我才刚上任不久，他们两人......都是很年轻很有实力的部长，却先后说要离开。两根柱子眼看就要塌了，而我的工作才刚开始啊。他们怎能就这样把我推上来当领导，然后一走了之。”陈庆炎和丹那巴南是第二代领导班子中的重量级将领，众人也看好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多年里充当吴作栋的左膀右臂。岂料，正如吴作栋不断念叨的，“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啊。怎么会这样?”

吴作栋接受了两人的请辞，心里很清楚他们去意已决，不可能再说服他们留任。“骏马脱缰，我又怎能紧抓着不放手?”他边说边七情上面地指向某个看不见的目的地。“我只好同意，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不想彼此闹得不欢而散。”不过，他成功说服丹那巴南继续参1991年大选，否则外界很可能将之解读为这是内阁团队在大选前夕对新领导投下的不信任票。

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同僚都向吴作栋做出承诺，未来如果还需要他们效力，必当义不容辞随时应召。“他俩离开时，我说，好吧，我们只能尽力在这个艰难时刻争取到最好的局面。”吴作栋分享著当时的感受。“他们两位都是责任感很重的人，他们今后肯定还是会有所贡献的——不一定是在内阁，也可能是在内阁以外的其他岗位上。眼下需要的是明白他们请辞的原因，与他们维持良好的关系。没必要耿耿于怀，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可是在那一刻，无论是吴作栋本人或是两位决定引退的部长，都料想不到彼此间的承诺会那么快兑现。吴作栋甚至还没来得及从1991年大选结果的挫折感中回过神来，就又在内阁遭遇到一连串的戏剧性打击；其冲击力度和规模之大，至今仍是新加坡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绝无仅有。1991年9月5日，大选结束后不过五天，吴作栋对外宣布了丹那巴南与陈庆炎辞呈的消息。两位部长都以希望重返私人企业界作为引退的理由。这个消息所引发的舆论冲击对吴作栋来说非同小可，尤其坊间也到处流传着他将引咎辞职的谣言。可是这三位当事人之中，包括吴作栋在内，恐怕谁都没料到这些有关他们辞职的谣言会持续好几十年，甚至以讹传讹，沦为荒诞的“都市传说”。

讽刺的是，谣言的其中一大源头，居然是来自李光耀。李光耀在2011年出版的《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披露：“......突然有三位部长相继辞职，他们是陈庆炎、杨林丰和丹那巴南，三位都是重量级部长，原因是他们不习惯他的领导作风。因此，我给他们打电话说，给他一点时间吧，让他先安顿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初衷。我帮忙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最终他们都留下来了。”杨林丰是继陈庆炎和丹那巴南之后，于1994年离开内阁。

《硬道理》一书出版后，文中提到的几位部长，包括吴作栋自己，均未出面驳斥李光耀的说法；只是上述几人在为这本书接受采访时都说是这位已故领导人搞错了。丹那巴南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李光耀的说法：“外界似乎误以为我的离开，以及之后庆炎的离开，都是因为不认同吴作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请辞与吴作栋无关。”他进而说明当年的真实想法：“我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事件而离开的。我必须确保自己不会无意间造成人们误以为我是因为与吴作栋合不来而离开。那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留了下来。”吴作栋在《白衣人》一书中首次披露丹那巴南离开内阁的真相，是因为他无法认同1987年政府针对“马克思主义阴谋”所发动的大逮捕行动。陈庆炎则在辞去内阁职务后重返老东家华侨银行;他同样表明自己与吴作栋并无不合。“我在1991年大选之前就已经向他(吴作栋)表明，我有意在完成对国家的责任后卸职，回到华侨银行服务。”他为本书受访时如此忆述。

丹那巴南和陈庆炎的忆述与他们当年给吴作栋的说法前后吻合。吴作栋说:“我想，丹那如此真诚地告诉我说是他良心过意不去，所以我愿意体谅。同样地，庆炎对自己曾向伯父作出的承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告诉李光耀，我会放手让庆炎离开，因为任何人对自己的长辈许诺，就一定得做到。”

然而，无论是公开场合或私下，吴作栋从没就此事纠正过李光耀。他解释说，因为“根本没用”。“一旦他对某个人有了既定印象，就很难再让他改观。我看过很多其他例子，只是要一一点名的话，会对当事人不公平。他看人的眼光我未必总是认同。他也并不是存心要打击我，但是他掌握到的细节和所作出的解读并非永远都百分百准确。我了解他。由衷地说，这是他的解读，而他觉得有必要也让我知道。而因为我很清楚当事人心里真正的想法，所以我并不会太在意。我倒是从来没想过他俩(陈庆炎与丹那巴南)会不接受我的领导。”

如果说这两位重量级部长的双重辞呈内幕议论就足以持续延烧好几年；却还有另一个更加耸动的传言，更加夺人耳目、历久不衰。据说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与其他高级部长在内阁会议上激烈地吵了起来，导致陈庆炎和丹那巴南双双愤而辞职。这场风波甚至让澳大利亚学者罗斯·沃辛顿写进了他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新加坡治国之道》里，给流言增添了几分真实感。作者指称，李显龙与时任财政部长的胡赐道因意见不合而起冲突，而陈庆炎和丹那巴南是站在胡赐道这一边的。丹那巴南在内阁会议上责问李显龙，李显龙当下更是隔着会议桌刮了丹那巴南一巴掌。陈庆炎和丹那巴南遂愤而辞职，以示反击。

沃辛顿的书出版后，吴作栋在同一年里，也就是2003年总理任内最后一场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以他那独一无二的吴氏幽默，主动提及这个故事。他当时说：“你们可能也已经听说了这个有关显龙的老故事了。如果还没听过，我就在这里告诉大家吧。故事是1990年发生的，显龙和胡赐道吵了一架。丹那巴南是胡赐道这边的。显龙大发脾气，隔着桌子狠掴了丹那巴南一巴掌!整个内阁顿时一片哗然。我接着逼显龙道歉。我看我八成是患上失忆症了。这事我怎么完全记不起来!现在你们知道新加坡人多有创意了吧!” 他尝试以幽默的方式来化解谣言，结果却失败了。这个传言非但未曾平息，反而更添一分虚虚实实的混淆与揣测。吴作栋在为本书受访时坦言自己这招“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有点弄巧反拙了。“任何进过内阁会议室的人都会知道这事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你根本没法隔着桌子伸手掌掴坐在对面的人，内阁会议桌太宽了!”他先是笑着澄清，紧接着词锋一转，决绝地戳破流言:“为免这本书的读者还是没能看懂我的笑话，我要在此挑明——显龙赏丹那巴南巴掌的传言完全是子虚乌有。

全是假新闻!” 然而，在1991年最后几个月的那段黑暗日子里，先是一场远不如预期的大选结果，再得面对陈庆炎和丹那巴南两位部长的双重辞呈，让吴作栋几乎笑不出来。他说:“我简直说不出话了。”只是，他初任总理的颠簸之路尚未走完。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一跨入1992年，他又迎来当头棒喝。那一年4月，副总理王鼎昌告诉吴作栋自己患上淋巴癌。六个月后，另一位副总理李显龙也确诊罹患同一病症。听着两人先后透露病情，吴作栋心乱如麻，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完全茫然失措。“我感觉自己像是连遭两次雷击。”他大叫起来。“我仿佛见到自己内阁团队中四根最坚实的支柱一下子全消失了。”

Q & A

问:您是怎么得知两位副总理患上癌症的?

答：鼎昌的病况我知道得比较早。到了10月29日那天，显龙打电话给我，以最沉重的语气说：“要告诉你个坏消息。我患了淋巴癌。”

问：您当时有什么反应?

答：震惊。鼎昌才刚确诊不久，怎么紧接着又是这个消息。坦白说，当初听鼎昌说他的病情，我还不知道淋巴癌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安排了一位肿瘤专科医生到内阁来进行讲解。他向部长们解说什么是淋巴癌，这种癌症有多严重。鼎昌患上的是低度淋巴癌，医生能做的不多，但病人还能活上好一些日子。

问：您当下最关注的是什么?

答：当下最先想到的倒不是内阁，而是他们俩。一听到是癌症，马上联想到的是最坏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还能活多久?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问题。

问：当时陈庆炎和丹那巴南都已经离开内阁了，您有多担心内阁团队的实力?

答：非常担心。我跟你分享一件有关显龙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敬重他的原因。他告诉我患上淋巴癌隔天，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说:“你最好还是找庆炎和丹那谈谈。万一我和鼎昌有什么不测......你，还有整个新加坡，就会陷入困境。最好能把庆炎与丹那请回内阁。”

当时我其实已经打算把庆炎和丹那找回来。即使在他们离开后，我仍然与他俩维持很好的关系，可以说是我的先见之明吧。显龙的想法也跟我一样。他这人才刚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就已经在假定自己和王鼎昌可能无法继续工作。他这样想是很理智的，是领导人的风范。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他想着的是内阁与新加坡。

显龙在自身遭受劫难之际，却更忧心国家大事，这充分展现了他气度非凡。我在后来跟他的几次对话中发现，他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病情，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对抗这场疾病。他并没有因为生病而心烦意乱;就只是接受现实，然后往前看。

问：结果您跟陈庆炎和丹那巴南谈得如何?

答:我打电话给庆炎，向他大致说了眼下处境有多严峻。他说:“先别慌。看看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这就是陈庆炎，对吧?非常冷静。总是那么沉稳。我确实有点焦虑，不过他说别慌。

丹那当时正准备出国旅游。我拨电找他，说:“我知道你正准备出国度假，但我有些坏消息不得不让你知道。”你如果认识丹那，就大概能猜到他的反应。他对着电话筒大喊: “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个消息，拒绝相信我说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些反应大概换作是谁都会有的。对于这个消息，我们全都很震惊。

我告诉他，显龙患的是中度淋巴癌，我们确实大难临头了。所以我请他想想度假回国后可以怎么帮帮我们。为了使这个请求更有分量，我告诉他显龙也让我找他谈谈。接着，丹那在出国前也亲自和显龙谈过。

问：李光耀呢?您没找他谈吗?

答：他当时正在南非展开公事访问。他收到显龙患癌的消息后打了电话给我。他想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为显龙尽一切努力，尽我们所能帮助他抗癌。“他多活一天，新加坡就多赚了一天。”这是他的原话。但他也同时让我做好最坏的打算，尽可能招揽人才加入我的团队。他远在非洲，可是他关心的不只是显龙，还有新加坡——他让我尽可能为团队招揽更多人才，还有，帮助显龙与癌症对抗。

问：要劝服陈庆炎与丹那巴南回来，会不会很困难?

答：不会。他俩清楚了我们的处境，都义不容辞地重返内阁。丹那巴南几乎是立刻走马上任，接管贸工部。陈庆炎让我给他一点时间处理银行的事务。不过两人都表明，一旦危机解除，他们还是要回到私人企业界，尤其丹那巴南。6我要求庆炎掌管国防部，费尽了一番唇舌才成功说服他。我认为庆炎会为国防部注入全新视角，他也会让这个部门变得更有自信。毕竟他严肃认真也善于分析。庆炎起初不太有把握能否把国防这一块做好。我对他说他完全可以胜任。我也曾经是国防部长，也同样没有任何军人背景。最后他说好。我也决定让他升任副总理。这点倒是他没料到的。

问：您新官上任，就不幸处处碰壁，先是大选失利，而后部长辞官，接着是副总理患癌。坊间当时可有议论，说您的政府走衰运?

答：“衰”字其实是用在鼎昌和显龙身上，因为患上癌症确实“很衰”。

问：经历了这一连串事故，您会如何评价自己的团队?

答：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气度。

陈庆炎：永远沉着冷静；丹那巴南：信守承诺，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回来了；王鼎昌：一如既往，继续生活，履行任务；李显龙：不自怨自艾，专注走好下来的每一步，关心的是我的内阁团队能否保持强劲的后盾；李光耀：心系国家，而不只是关心儿子。这支团队，危机当前依然坚强。我为他们所有人感到自豪。

李显龙后来完全康复了，他在吴作栋内阁中留任副总理，2004年接棒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理。吴作栋透露，李显龙此后之所以再也没有重返贸工部，是因为李光耀相信频繁出访也是患癌导因。他告诉吴作栋，李显龙不适合频频出差。“何晶也向我提出请求。”吴作栋说道，他指的是李显龙夫人。

王鼎昌也战胜了癌症，还在1993年当选总统。不过他所患上的低度淋巴癌不幸恶化，于2002年病逝。对吴作栋而言，1990年11月宣誓就职才刚满两年，就遭受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他想要建立一个更宽容、更温和的社会，无奈命运却让他接二连三地受尽霉运与冷眼。吴总理就是一个伤痕累累的领导人，以最不吉利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主政生涯。然而关键是，他在政坛上坚强存活了下来。纵使步履踉跄了，却不至于失足跌倒。不过，终究还是有赖于他挚爱的坚实后盾马林百列，才让他的总理生涯出现了重要转捩点，为其主政时代送来了一份迟来的激励，那份他早在1990年就引颈长盼的激励。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