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沦陷80年后回望 有人还在痛著有人已渐渐无感

作者： 蓝云舟 , 梁伟康 , 王康威

战争，是成王败寇？是痛定思痛？还是缅怀某段历史的理由？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由此开启了新加坡历史上一段黑暗篇章。三年半的日据时期教会新加坡人，自己的命运由自己主宰，自己的家园由自己守护。80年后的今天，这段岁月的回忆唤起的是什么样的情感？经历过战争岁月的年长一辈，以及在和平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对新加坡沦陷的历史又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本期实况报道，《联合早报》通过两个不同世代新加坡人的视角，以及不同背景的新加坡人铭记这段历史的不同方式，探讨新加坡80年前的沦陷留下的启示。

每年2月15日，当公众警报系统在历史上新加坡沦陷的这一天拉响时，大学生何宣仪的第一反应是：“哦，这是演习。”

经历过战争岁月、曾当过战地记者的资深报人陈加昌在听到警报时，也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它响它的，我忙我的。”

也许时间真的能冲淡一切。80年前战争时期的苦难、惨痛、心酸，如今也已成过眼云烟。大概也因为这个缘故，出生在不同年代的陈加昌（91岁）和何宣仪（24岁）不约而同指出，社会大众对于战争已经没有多大的危机感。

资深报人陈加昌（中）和大学生何宣仪（左）接受《联合早报》邀请，对沦陷时期的认识分享看法。（梁麒麟摄）

两人日前应《联合早报》的邀请，就他们对新加坡沦陷时期的认识进行一场跨代的对话。谈到是否还须警惕战争时，目前就读南洋理工大学传媒系三年级的何宣仪说：“现在很难会有警惕感。毕竟我们生活在很和平的时代，所以比较不会警惕，也不会时刻去想，可能明年或后年会发生战乱。”

陈加昌收集多份珍贵的日据时期历史资料，包括通过友人搭线获得的二战照片和当年报章的影印件。（梁麒麟摄）

对经历过战争时期一听到防空警报就要躲防空壕的陈加昌来说，今时今日的民防演习相比下更像是“在玩玩”。他说，比起韩国拉响警报时民众都会到地下避难，新加坡“没有危机感，太舒服”。

陈加昌在日据时期随笔记录轰炸机飞过和防空警报响起的时间，这些记录如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收藏。（梁麒麟摄）

不过，危机感也不一定能制造出来的。“恐怖分子是危机吗？不晓得，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还是要从容应对……不到发生毁灭性的事情，你不晓得危机在哪里。”

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时，陈加昌11岁，住在后港一带的苏马巴椰园（Somapah Estate）。他的父亲因为害怕日军滋事，还在门上画了一面日本旗，并张挂对联：“昨夕除西寇，今朝接东皇”。

据陈加昌忆述，也许是因为他家附近有日本神宫的关系，日军并不怎么骚扰村里的人。“反而是西门路那边情况比较凶险，很多人被抓去杀掉。住那边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受的是英文教育。”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铲除异议分子展开“肃清”大检证，估计共杀害5万新加坡人。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段黑暗岁月的何宣仪而言，很难体会年长一辈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感受。

“年长一辈失去的可能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而我们这一代，就我个人而言，从出生到现在不愁吃穿，所以很难想像他们当时的生活，也很难体会当时失去东西的感受。”

对于日本，何宣仪没有太多负面的观感。她认为日军犯下的杀戮已是上一代人的事，更何况“战争里也很难说谁对谁错”。

陈加昌也分享自己女儿的经历。她虽然相信父亲对于二战时期的叙事，但也不知该如何以此理解她所看到日本人文明、友善的一面。

陈加昌说：“不同世代的经历不同，也不能说是同意存在分歧（agree to disagree），它就只能这么下去。”

新加坡沦陷80年后的今天，又该如何理解这段战争岁月？何宣仪说，这段岁月对新加坡后来取得独立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因为它催化了新加坡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意识，否则新加坡可能一直会是英国殖民地。

陈加昌说，他比同辈人幸运，父亲主张让他在昭南日本学院念书，并没有因为日语是“敌人的语言”而排斥。建国总理李光耀当时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掌握了日语的基础，在他日后的新闻工作生涯里派上用场。

此外，陈加昌说，为了配合当时比新加坡快一个半小时的东京时间而须更早起床，以及农场生活等方面的历练，都锻炼了他的独立个性和韧性。

陈加昌说，战争一定有人死，但如果对比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地的战事，三年半的日据时期相当平静，交接政权时也规规矩矩。“这么说一定很多人不高兴，说‘你是汉奸’什么的，但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时期很平稳、照规矩。”

经历过日据时期的陈加昌，险些因日军展开的“肃清”大检证而失去父亲。以下是陈加昌忆述当年情景的摘录：

“那时他们说什么年纪的人要到哪里去，什么地方有检证。我们小孩子很高兴，有些到我们家避难的还把手电筒、电池、饼干拿出来，我们以为要去野餐，听说是要到那里几天。到检证那天，我们经过隔壁村的时候，有卫兵叫小孩子回去。我们就回家，很失望，因为没得去野餐。只有我父亲去了。

这里先说检证前几天，新加坡沦陷后，我父亲有一天傍晚到药材店找朋友聊天。这时有一名军官敲药材店的门。开了门后，这名将军和我父亲笔谈，叫我父亲去马路边。那里停了一辆车，车里有个中年的中国人，被火烧伤，满身是血。军官叫我父亲载那个人去医院，然后把那人带回家，照顾他。当时因为新加坡局势很混乱，我父亲觉得这么做很危险，就向军官要了一张证明。

日军向一户马来人家借了他们家的院子作检证地点，差不多能容纳50人。大家早上去，11点多就回家了，只有我父亲到了下午两三点还在。

我父亲三次被分到角头去，角头的都是要处死的。大家都一起蹲著，如果站起来，就得被木棍打。父亲第一次过不了关，于是把袖子拉下来再去，但还是被打回角落。

父亲是基督教徒，他于是开始祈祷，心里想着家里有我们兄弟姐妹10个人，最小的一岁不到。他祈祷著，手一摸衣袋，发现里面有张纸。拉出来一看，是几天前那名军官写的字条，叫他帮个忙，送伤者到医院去。父亲这次拿着那张字条再上前去，这次就过关了。不然他早就被抓去见阎罗王了。

其他住在杨厝港、日本坟场一带的，一些年轻力壮、跟我父亲做工的工人，他们都被抓去。你如果肤色是棕色、晒过太阳的，日军会认为你是打游击的。皮肤太白，他认为你是书生，也会觉得你有问题。很多时候是看当下那个军人本身的直觉。”

抗战英雄之子积极跟年轻一代分享自己家族参与的抗战史，希望让年轻人从中了解捍卫国家的重要性，传承全面防卫的意义。

曾任卫生部副常任秘书的詹姆士·苏帕玛尼安（JMJ Supramaniam）二战前是一名医学系学生，他在抗战期间与其他同学担任志愿者，帮忙照料伤者及为他们处理伤口。他在一次埋葬因空袭丧命的同学时，被日军误以为是印度军团成员而开枪，结果遭弹片伤及。

他当时被送到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在伤愈后自告奋勇将医疗用品捆绑在身上，在日军眼皮底下，私下运送医疗用品至板桥医院，再转交给樟宜监狱的战俘。

战后，詹姆士·苏帕玛尼安并没有将经历告知儿子保罗，直到在英国念书的保罗满18岁时，父亲才揭露往事，并表示希望儿子回新服役。

著名律师保罗·苏帕玛尼安深受父亲启发，在英国念书后回国服役，并积极参与战备部队的活动。（李健玮摄）

保罗·苏帕玛尼安（65岁，律师）说：“当时我一直对父亲的勋章和伤口感到好奇，他告诉我由来后，我感到无比自豪。除了父亲受伤，伯父也在战争行医时牺牲，对父辈来说，捍卫自己的国家和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继续传承。”

保罗受父亲启发，在退伍后即便有了自己的事业，仍积极参与战备部队的活动，以及加入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等社团。

他说：“全面防卫不只是武装部队，还包括经济的坚韧性和社会凝聚力，如果社会出现裂缝，就什么也捍卫不了了，这是我所坚信的。”

他表示，即便生活环境改善，但这种奉献精神必须延续下去，下一代不能忘记捍卫国家的重要。除了到学校和军官学校分享父亲的经验，保罗的两个儿子也受到启发，虽然在英国接受教育，但在18岁时都回国履行国民服役义务，将先辈保卫新加坡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生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受到种族暴乱、马印冲突和新加坡独立等重大事件洗礼，让独立后第一代正规军官感叹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二战中新马沦陷时黄宝财仅三岁，但他记得当时全家为了躲避日军骚扰和寻找匮乏的资源，从吉隆坡附近的森林搬入城市。不过入城后仍经常会被日军命令进行数小时列队和搜查，父亲更因协助分发谴责日军的传单而锒铛入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直到战后才被释放。

他回忆：“当时传闻日军会绑架男孩，家人让我穿上女装，而姐妹更是每天躲藏在天花板，只有吃饭时才能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我从小就想要报效国家，岳飞和精忠报国的故事更启发我，不断提醒我不能忘记当时的悲惨遭遇。”

黄宝财成年后来到新加坡工作，并在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愿军团（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简称SVC）。虽然说战争已经结束，但经历了1964年种族暴动和1965年的马印对抗（Konfrontasi），让他更深刻领悟到生存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自律。

黄宝财生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愿军团，之后更见证新加坡武装部队发展。（邝启聪摄）

作为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代军官，黄宝财见证和参与了国家防卫力量的建立，也让他对全面防卫有更深层的感悟。

他说：“我们的社会拥有多元种族和宗教，多样性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缺乏自然资源但不缺谋略，因此新加坡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坚持我们的立场和保护我们的家庭。我认为全面防卫的原则已在国人心中确立，这是每个人的使命，不能仰赖他人。”

深知自律对于国家防卫的重要性，他奉劝年轻人要居安思危，战乱很有可能在自己无法控制下发生，因此应认真对待国民服役。

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研究及参考无数个历史档案，目的就是要把土生土长新加坡人在二战时期的故事写出来，让现在的年轻人能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形。

沈怡韵（54岁，作家）从小就听母亲和外公讲述二战时的经历和见闻，一直都感叹新加坡人对本地历史的兴趣与认识不深，尤其对于日据时期的认识，大部分都来自学校的课本。因此，她在两年多前决定写一本书，记述当时一些本地人在我国日据时期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抗战。

她受访时说：“每当有人讲起新加坡在二战沦陷时，很多时候的叙述都环绕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上，彷佛当时的本地人都是笼子里的鸟，等著其他人来搭救。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有约1万6800名公众拿起武器加入抗战，其中还有一名在新加坡定居的亚美尼亚生意人。”

为了纪念我国沦陷80周年，沈怡韵写了一本名为《我们会记得：新加坡战争的故事》（We Shall Remember：The Story of Singapore At War）的书，以10岁至12岁读者为主要对象。书里叙述了许多鲜为人知在我国发生的二战故事，例如一些战俘如何在1944年于森路军营中秘密举行O水准考试，让一些战俘在战后成功获得证书。书中也有许多非常符合历史描述的图画，由本地知名插画家林愿玲（49岁）设计绘画。

沈怡韵希望自己所写的书能激发年轻一代对我国二战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白艳琳摄）

她说：“新加坡沦陷在英国和澳洲都是很重要的日子，以往每年都能看到不少英国人和澳洲人在2月15日这一天，来到我国悼念在抗日时不幸身亡的亲人，但许多本地人对这一天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

对于全面防卫日，沈怡韵认为它反映了二战时期我国在各方面的缺乏，如果当时在这些方面都具备更好的条件，新加坡就很有可能不必过上这么苦的日子。

另外，一群热爱历史模型兵棋推演游戏的发烧友在上周重演了“鸦片山战役”，以纪念我国沦陷80周年的重要日子。兴趣小组Fireteam Elias的成员之一萧添银（44岁，公务员）受访时说，以这种方式纪念全面防卫日，不仅好玩，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指挥作战”认识到当时抗战的过程。

为了纪念新加坡沦陷80周年，历史模型兵棋推演兴趣小组Fireteam Elias重演了“鸦片山战役”。（卓祾祎摄）

由于受冠病疫情限制，目前每月的活动只能有约10人参与，但每次进行时都会有一些较新的成员加入。他说：“在每次活动前，我们都得进行一定的历史研究，才能把游戏玩好，从而能更好地介绍我国的历史，提高人们对新加坡抗日时期的认识。”

过去每年风雨不改、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公园举行的公祭暨全面防卫日纪念活动，今年将如期进行。活动迈入第55年，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国防部全面防卫与联系署（Nexus, 前称中央国民教育司）联合主办。虽然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活动规模大幅度缩小，但仍有不少遇难者家属自发到场祭祀先人。

信息和它的完整性对社会至关重要。牢固的网络安全能保护国家的情报、经济和人民……我国朝智慧国转型，但这也增加了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我作为分析总监的职责是让亚太区的首席信息安全官和网络安全团队意识到自己的重要，那就是每家企业在抵御网络袭击时也在保卫国家。根据Darktrace的观察，更多新加坡关键基础设施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实时阻截网络袭击，维护了国家的关键运作。

——网络安保公司Darktrace亚太区分析总监陈姝廷

我们为弱势青年提供职业见习机会。全面防卫就是确保每个新加坡人都获得机遇，不让任何人落单，并与所有人，尤其是社区里较不幸和弱势的群体同心协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出现越来越多为应对一些社会挑战而由青年自发倡导的计划。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响应解决社会挑战的号召，Access也一样，通过应对社会流动性问题，加强国家的社会防卫。

——非营利组织Access创办人程家轩

具心理韧性的国家能克服充满挑战的形势，越战越勇。在应对冠病疫情带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当儿，建立和维持这样的韧性至关重要。过去两年，心理卫生领域注意到，忧郁、焦虑和压力相关的障碍越来越普遍，也有更多人愿意寻求专业协助和心理治疗。我在工作上与患者密切合作，探讨负面思绪和行为，把它们转化为加强和培养韧性的想法。这个过程也为心理防卫奠定基础。

——Hirsch Therapy创办人、心理治疗师萨沙（Sasha Javadp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