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Omicron的威胁，重返办公室和学校会带来新的焦虑吗

在COVID-19大流行开始后不久，我的兼职清洁工的一位朋友 - 让我们称她为李女士 - 完全停止工作。

这位56岁的老人一直在做家庭清洁女工，但决定继续下去是不安全的。她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互动。

两年过去了，疫苗已经交付给大多数新加坡人，并实施了安全管理措施，以帮助我们与病毒共存。但李女士大部分时间仍然呆在家里，不愿意冒险出去。

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使我们能够与病毒共存。即使有新的变体出现，也正在逐步重新开放。从1月3日（星期一）开始，在家工作不再是默认安排，50%的员工可以返回办公室。在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也可以举办多达1，000人的大型工作相关活动。

在我们的购物中心里，更多的人群一直是常见的景象，特别是在节日期间 - 当数千人聚集在克拉码头迎接新的一年时，一些狂欢者过分了。

似乎有两组人 - 那些根本无法等待事情恢复正常的人和那些担心这种重新开放会以某种方式导致病例上升的人。

在新加坡奥密克戎感染增加的背景下，即将恢复正常可能会导致李女士的焦虑更加不成比例。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

在《海峡时报》去年报道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新加坡人都表示，无限期地生活在限制之下是不现实的-这表明他们想转向地方性生活。但10%的人愿意忍受超过两年的限制。

这个群体可能仍然保持谨慎，焦虑，甚至可能认为重新开放是危险的 - 一些专家将这种反应称为"重返大气层焦虑"。

这也源于海外学习。在美国心理学会2021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无论疫苗接种状况如何，几乎一半的受访者都对大流行后适应个人互动感到不安。

听起来几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回到"旧常态"感到不舒服。但是，近两年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新的习惯。

例如，我们习惯于保持安全距离，当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群时，我们会感到焦虑。或者，当我们附近的人咳嗽或打喷嚏时，我们会本能地离开。

我对人们感受的观察表明，这是多么复杂：我们希望事情是正常的，但又害怕改变。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对变化有抵抗力，因为情绪大脑——杏仁核——将变化解释为一种威胁。回到"旧常态"可能被视为特别具有威胁性和挑战性，特别是因为大流行的轨迹仍然不确定。

如果这影响了我们大多数人，那么人们可以想像它对已有焦虑问题的人构成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以回避的形式提供了暂时的缓解，从而减少了他们焦虑的触发因素。

然而，基于美国心理学家B F Skinner首先描述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从长远来看，这种长期状态具有加剧焦虑的效果。当暂时的缓解即将"崩溃"时，他们可能会经历焦虑的增加。

就李女士而言，她通过把世界拒之门外来应对大流行，而不是理解可以利用安全管理措施来保护她免受感染。这种无益的思维方式（在她无法控制的地方）和回避策略（总是呆在家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这将使她适应重新进入变得更加困难。

关键是要避免采取全有或全无的心态。

一直寻找并留在人群中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你不必一直呆在家里一样。如果您感到焦虑或有家人感到焦虑，请开始利用您的日常生活来创造更多熟悉外出的机会。

在非高峰时段购买杂货，而不是在线订购，或者在下班后回家之前努力在附近散步，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做法，在逐渐完成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之前。

同样，随时了解COVID-19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全天从不同来源滚动COVID-19新闻的厄运 - 但也不意味着完全避免所有新闻。每天留出一点时间（不超过30分钟），只是为了阅读官方新闻频道上最突出的更新。

有些人仍然对回到办公室持谨慎态度，即使测试制度已经到位。与其担心所有潜在的缺点，不如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与你很久没见过的同事见面，并为来年的新想法集思广益。这些面对面的互动至关重要。

回避或躲避COVID-19会阻止我们挑战非理性的想法。我们需要逐渐走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旧常态"。

新加坡已经建立了管理COVID-19的基础设施，但除此之外，在经历了频繁的变化之后，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弹性，并获得了适应性思维。所以现在，即使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也受益于经验，可以更容易地忍受这些变化。

当我们交谈时，我鼓励李女士将她的注意力外部化，并观察她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工作和外出的朋友没有被感染。这有助于挑战她全有或全无的心态，即一旦她离开家，就很有可能感染病毒。

她也应该继续做出一些实际的行为改变，与她信任的亲密朋友见面，或者逐渐增加这种追赶的持续时间。这些社会联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

适应是随着时间自然而然发生的。像李女士一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专注于我们控制的事情，并开始制定计划以适应重新开放。

Mabel Yum Po Shan是邱德普医院心理学服务的负责人和首席临床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