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危机，新加坡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降低

在 COP26 峰会开幕当天的讲话中，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决定性的十年”。世界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还是让子孙后代受苦，将在未来几年内决定。

作为NUS哲学、政治和经济本科课程的教授，Ng Chia Wee 对气候变化和生育率下降有着自己的观点。

生育率调查

巴斯大学开展了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年轻人气候焦虑的科学研究，由竞选组织 Avaaz 资助，受访者来自 10 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根据10000名16至25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4/10的受访者表示，因气候危机而犹豫要孩子。

近6/10的人非常担心气候变化，3/4的人表示“未来令人恐惧”。超过一半的人还认为他们的机会比父母少，而有一半的人表示气候危机正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根据对1066 名18 至 34 岁受访者的调查，22% 的受访者表示，在考虑要孩子时，气候变化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口远低于许多国家、只能依靠人力资源的小国来说，即使是22%的数字也值得关注。

此外，随着气候危机的恶化，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随着COVID-19 疫情扩散，很多人已经推迟生育，2020 年只有 31816 名新生儿出生，比前一年减少 3.1%，是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加坡话剧团由 Oon Shu An 和 Joshua Lim 主演的Lungs话剧中，讲述了一对夫妇在陷入生存危机时决定是否要孩子的故事，Oon 认为“很多人”都会与之相关。正如 Ben Chin 在 Popspoken 文章中所提到的，Lungs 提出的核心问题很简单：“现在将孩子带入这个正在与环境危机、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性作斗争的世界是否是负责任的事情 ？”

是否要把孩子带到这个未知的世界

什么是负责任的事情？

一方面，每对夫妇都必须有生育孩子的权利。给予生命是一种特权，对一些人来说，抚养孩子会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社会、文化和宗教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老龄化社会，更低的出生率也会加剧劳动力萎缩带来的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也完全有理由质疑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决定，因为我们可以预见，随着这个孩子长大，他知道将在一生中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气候破坏。

正如 29 岁的 Sherilyn Loh此前告诉 CNA 的那样：“大流行，由于全球变暖，气温上升导致空气质量发生变化......我们不知道 20 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悬而未决，COP26本应是我们避免未来气候灾难的“最后最佳机会”，但是COP26也未能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摄氏度的目标.

COP26，来源：CNA

缓解困境

由于前景不确定，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它不那么悲观。政府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 COP26 的进行，新加坡的环境和气候青年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国家领导人“大胆加快气候行动”，并呼吁青年“被视为平等的伙伴”。政府应该听从这一呼吁，让年轻人更有信心，他们的孩子将看到一个不那么糟糕的世界。

与此同时，青年自己也必须做得更多。诚然，我们全国约60%的排放是工业排放，但这不应成为个人不遵守更高标准的借口。

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首个华侨银行气候指数，基于对 2000 名 18 至 65 岁新加坡人的在线调查，43% 的 Z 世代受访者每天在家中使用空调超过 7 小时——这一比例在所有年龄组中最高。另外，77% 的千禧一代受访者驾驶中型或大型车辆。

有孩子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致力于更环保的标准：例如减少航空旅行和私人交通工具，减少红肉消费，放弃空调，转而使用风扇和自然通风，停止沉迷于不必要的购物，并为成本更高的环保产品付费。

虽然这些行动可能只会让天平略微倾斜以对抗不断恶化的世界，但它们可以让我们确信我们正在为想要的世界人尽我们所能，并相信我们的生活是言行一致的生活。

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并在他们开始模仿我们的行为时为环境意识的良性循环做出贡献。无论我们决定如何缓解道德困境，时间都会继续流逝。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可能创造的生活来说，这确实将是决定性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