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往事:被马来西亚开除,李光耀带领200万华人建国崛起
天还没亮,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骑着摩托车,排著长队等待通过关口进入新加坡。
十几年来,每天的清晨,这一幕都会发生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出入境关口。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出入境关口
关口另一端的新加坡,李光耀带领的500万新加坡人,却多次想“重返”马来西亚,但一直未能如愿。
壹
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华侨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婴,这个家族已在新加坡居住了一百多年。
男婴的祖父看着怀里的孙子,回想起和父辈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好赌败家不争气的儿子,他决心让自己的孙子受到良好教育,让知识改变命运,日后可以与英国人平起平坐,成为光宗耀祖的人。
于是给这个男孩起名光耀。
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虽然父亲李进坤败家,不求上进搞得家道中落,但有祖父和母亲的保护让他的童年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因此,在李光耀心中,祖父和母亲有着重要地位。
天资聪颖的他12岁考入了当地顶尖的英国学校莱佛士学院,完成了初中学业,高中时由于日军占领新加坡,受战乱影响中断了学业。直到战争结束,担负光宗耀祖重担的李光耀获得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准备去英国留学。
留学初期,李光耀先是报考了伦敦经济学院,读书的同时准备剑桥大学的考试。在伦敦经济学院他的导师拉斯基是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受到影响的李光耀开始展现出反殖民统治的情绪。
三个月后,李光耀顺利考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还遇到了莱佛士中学的柯玉芝,这位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女同学。
同在异乡为异客,又是老同学,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1947年圣诞节两人私定终身在英国注册结婚。
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队重新回到新加坡,并实施军事管制,新加坡成为了英国的直属殖民地。
战后的新加坡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发言权,英国总督的权力不断被分散,人民开始组建团体争取自治权。
有没有发现,很多大佬都是从律师干起,后面一飞冲天。
李光耀也不例外,1950年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大英帝国高材生的身份,让他在行业里混得风生水起,成为当地知名律师。
李光耀
1952年,李光耀收到邀请,代表新加坡罢工邮差与政府谈判,给工人阶级争取了极大利益。大家伙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有思想有文化,因此名声大噪,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也为他以后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而后李光耀加入人民行动党,并在首届选举中顺利当选了立法议员,开始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
1959年6月,作为英直属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授予自治地位,成为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了立法院第一大党,群众基础好并且和英国总督威廉古德关系密切的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总理。
成为总理后的李光耀,致力于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
虽然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被分为两个独立个体,但双方只隔着一个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两地历来在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上都是一个整体。
而且,对于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新加坡来说,马来亚也是新加坡理想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扩大经济体量的经济腹地。
另外,新加坡是一个弹丸之地,人少地少,却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光耀也是从新加坡的安全角度出发,希望加入马来亚,傍个大腿,求得生存。
对马来亚来说,濒临破产的政府也需要新加坡缴纳赋税来缓解财政紧张。
双方可谓一拍即合,高呼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1963年9月16日,经过李光耀多方斡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沙巴、砂劳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
马来西亚联邦
合并后,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内仍有一定的独立地位,李光耀还是新加坡总理。
这一天也是李光耀40岁生日。
叁
李光耀极力主张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目的,是为了让新加坡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国土安全。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隔壁的印度尼西亚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强大的邻居后,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因此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同时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去印尼做生意,被印尼人这么一搞,很多新加坡商人损失惨重,甚至破产。
除了外患,还要内忧。
马来西亚联邦自然也不愿看到一个不听话的小弟跟着,新加坡高度的自治权让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非常不爽,小动作不断。
先是搞差别对待,将新加坡上缴联邦的税率增加20%,调高到了60%。而其他州却不变,一碗水端不平。铁血硬汉李光耀自然更不爽,这不是双标吗。
随后,马来西亚联邦不遵守合并时定好的协议。协议规定,马来西亚政府对新加坡开放市场,新加坡给沙巴和砂拉越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就是不开放市场,甚至还对新加坡的商人搞歧视,穷亲戚,越是穷越是窝里斗。你不给我开放市场也别想让我掏钱,李光耀把1.5亿美元死死攥在手里,双方就这样耗著。
除了经济上的摩擦,政治上的分歧更加致命。
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幕后煽风点火搞事情。于是李光耀公开指责马来西亚政府搞“种族沙文主义”,企图让马来人在联邦内享受特殊待遇,当人上人。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说,我不听。9月第二次种族骚乱再次爆发,造成了200多人的死伤。
马来西亚联邦之所以不断搞事,一方面除了不爽新加坡的高度自治,想回收权力。另一方面,新加坡八成人口都是华人,合并之后马来半岛的华人比例进一步提升,他们担心人民行动党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控制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
于是马来人的骚操作来了。
1965年8月9日,在新加坡未到场的情况下,马来西亚联邦国会举行投票,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同意把新加坡踢出联邦,不带你玩了。
1965年,12月22日,新加坡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和国。
但对李光耀来说,这并非荣光,在他一生中只哭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另一次就是新马分家。
肆
既然不带我玩,那就自己玩。我不光要光宗耀祖,还要光照整个新加坡。
等著后悔吧,马来西亚。
李光耀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他关心的是人民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衣食住行、生儿育女、工作赚钱。他不屑于开一些空头支票取悦大众,只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强调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被理论束缚和限制。
新加坡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腹地,人口不足两百万的小岛,岛上民族多远,没有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所以这让李光耀的观念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让李光耀的新加坡奉行实用主义。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有必要采用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但为了新加坡的强大和发展随时愿意牺牲一部分民主和自由,一切以实用为主,不整花里胡哨。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以英语政策为例,刚独立的新加坡,以讲粤语和闽南语的华人为主,境内的马来人和印度族人也有自己的母语。
李光耀为了吸引投资,发展经济,强行要求以英语教学,取消传统的华校。
这一政策遭到了多方批评,认为这样会失去勤劳、敬业、刻苦等华人传统价值观,丢失了华人文化。
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他普及英语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他认为这一对新加坡的经济最实用,最合理的政策。
顶着巨大压力,实行这一政策,使得新加坡接受外国投资、教育、培训工人等方面获得极大优势,这对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到了80年代,新加坡经济富庶之后,政府重新推广讲华语运动,重塑华人文化和价值观,这不是政策的朝令夕改,而是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灵活变通。
除了文化教育外,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设立经济发展局,致力于实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投资者的乐土,取悦国际资本成为新加坡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
全民英语就是对这一决策的政策性补充。
新加坡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经济的高度开放,政府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颁布严格的产权和契约保护,稳定的政治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府,优惠税收,高质量劳动力等,使新加坡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方面长期名列前茅。
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新加坡自然也失去了这个最大的资源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隔壁的印尼也处于敌对状态。
因此李光耀决定效法以色列,进行跨区域贸易,直接与欧洲和美国洽谈贸易投资。
这项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第一投资目的地,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设立在新加坡。
李光耀又向日本学习,开展生产力运动,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产效率。改组产业工会,改善劳资关系。
正因为新加坡小,所以更好管理,李光耀从国外学习的管理经验可以迅速下达实施,这也是新加坡天然的优势。
伍
在城建方面,李光耀依旧是实用主义。他提出公共住房计划,让大部分新加坡人可以住进政府兴建的组屋,也就是居者有其房计划。
执掌项目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负责所有事务,买地、拆迁、规划设计,除了让承包商建造外,其他全权负责。
开发商无权定价,更没有炒房赚钱。
新加坡组屋
到了1990年,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政府建造的组屋,仅高于成本价的房价让每家每户可以自己买到房子,不必成为房奴。而实在贫穷的一部分人,政府几乎是免费地把他们安排在位置不好的组屋,这样就消灭了流浪汉。
商品房肯定也会存在,但仅限于15%的住户,即便涨价也和绝大部分人没关系。
解决住房问题的同时,教育问题同步进行。
李光耀整合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1981年又成立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聘用国际一流教授来提升科研水平和国际知名度。
时至今日,两所大学科研实力,教育水平已经远超越国内的清北。
实用主义至上的李光耀先生实施实用主义政策,成功带领新加坡崛起,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也成为亚洲顶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
2020年,新加坡人均GDP6.2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住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隔着一条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后悔了吗?
1990年,李光耀辞去新加坡总理职务。
他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要为自己谋得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小小的角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我们国家很小,我们仍可以扮演一个对世界有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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