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顶级华人俱乐部怡和轩，成立百余年，秘史初次公开

沉寂多年的怡和轩，在世纪交接的时刻酝酿转型。1978年就加入怡和轩的林清如曾经连任6年主席(2007-2013)，之前也担任总务多年。他曾经是旁观者，无心插柳，所以旁观者清，后来又是参与者、决策者，无风而动，所以当局者明。他通过口述，畅谈这个关键时期怡和轩的方方面面。

（林清如先生）

“先从陈共存的“降格论”谈起

2008年,陈共存在陈嘉庚先贤馆成立时的《献词》中提到，“由于客观环境的关系，怡和轩俱乐部‘降格’为一般性组织，实为可惜。”我觉得这句话重了点。回想怡和轩成立之初。未尝不是为了消闲。

后来陈嘉庚把它引入社会，变得伟大，且光芒四射，那也是客观形势使然。从陈嘉庚到陈六使,怡和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超越一般社团的功能,扮演举足轻重的公民社会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中华总商会，领导一场又一场跨帮派的全民运动，为华社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当然是值得讴歌和敬仰的。

（陈嘉庚在怡和轩致词）

但是，陈共存痛陈怡和轩“降格”，也有其中肯的一面。或者说，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后陈六使时代，孙炳炎从高德根手中接过棒子，怡和轩“沉寂”了36年(1966-2000)。

其实，那也正是一个强势政府,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驱使社团边缘化的时代。中小学教育经过整顿、改革,辅助学校改变为全津贴学校,华社无须再筹款办学，拿谁的钱，听谁的话，谁受推崇，被打压,客观形势洞若观火，大家心知肚明，什么可做,何时缩手。80年代南大不复存在，华校前仆后倒，华文媒体大一统，整体局面已受控。

华社从沉寂到配合，这才有新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出现，实际上是民间力量的体制化。观察孙炳炎时代，纵使他心里想要怡和轩“积极参与本区域和新加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有心发展怡和轩，也难物色志同道合者，充其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怡和轩的长期沉寂是必然的结果，当然再也看不到陈六使时代参与教育甚至创办大学的轰轰烈烈场面，也看不到高德根在10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追讨血债的激愤情景。

孙炳炎守住底线 孙炳炎长期领导怡和轩，难免会有人闲话，但他的功绩是应该被肯定的。所有对孙炳炎的正面评价我都能接受，如蔡天宝在追悼孙炳炎时所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宽大精神，以及其他优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领导怡和轩时,言行始终洋溢他对嘉庚精神的景仰，始终保持怡和轩的无党无派地位。孙炳炎本人对政治也是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政治缺乏判断力。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提起，当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因为当初他本来就觉得新加坡不应该加入马来西亚。 但是，他一个人当了36年怡和轩的主席，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在陈嘉庚之前，主席一职无年限，1923年陈嘉庚掌管怡和轩，订立章程，其中一条规定主席不能连任三届，那时每年改选，三届即三年。所以从1923年至1948年(日治时期不计)，每有林义顺、李俊承出面轮替,陈嘉庚退居常务委员，参与怡和轩工作。这说明陈嘉庚建立了优良的换班制度。 战后至今，时代变了，章程也变了，怡和轩成为由会员担保的责任有限公司,主席任期不受限，所以陈六使连任主席十余年，孙炳炎任期更长达36年，直至90岁高龄才下野。究其原因，当时出任怡和轩主席的人经常也是中华总商会的现任或前任会长,有财有势，因此少有人胆敢问津怡和轩主席的职位。孙炳炎在任后期怡和轩沉寂，活动以打麻将消闲为主，或许也有人认为做主席的也应该是会打麻将的。当然，孙炳炎的近乎终身制，难免引来关于个人山头、保守封闭、任人唯近等非议。但无论如何，孙炳炎对怡和轩的贡献非凡，他是先贤精神和怡和轩宗旨的忠实守卫者，怡和轩在他手中保住本色，守住底线。

沉寂中听见阵阵闷雷 1978年某日，何瑶琨需要我的法律咨询,，我去怡和轩谈,刚好孙炳炎、林子勤、郭亨升等熟人都在打麻将。我从小就喜欢打麻将,甚至在被政治拘留的时候，在牢里也打起麻将。办完事后，何瑶琨把我拉下场，大家看到我其实还是好此道者，让我填了表格，当场入会。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早打完高尔夫球后去上班，傍晚三四点就到怡和轩消闲去。十几年一晃而过，未曾想过能为怡和轩做些什么。直到1987年何瑶琨去世后，我才顶替他的空缺，从候补董事转正。下来12年，我忝列董事名册，最多也是从末座上升到中位，没有任务，没有作为。

1995年怡和轩欢庆成立100周年活动时，我看到怡和轩积极的一面。那年我已经58岁了，对工作开始感到厌倦，想起应有退休的准备，自然就考虑到那边的环境。

孙炳炎要搞百年大庆，我虽然并未全力参与，但懂得前后经过。100周年大庆,孙炳炎表现积极，他要重温怡和轩的历史。来自中国各省和不同团体的一百多位客人，许多是早年陈嘉庚的左右手，如张楚琨等都来了；还主办一个新加坡文物展和儿童画展，并向报界宣布怡和轩要设立一个文物馆。那时我才感觉到，或许怡和轩不会永远沦为一个搓麻将的地方，可能还会有些有意义的事可以做。

（孙炳炎-怡和轩100周年）

百年大庆过后，怡和轩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会所受到地铁工程的影响，成了危楼，须与陆交局谈判，在重修与重建之间作个抉择，我的专业略有用场；另一是孙炳炎年近90，接班人问题愈显迫急，退与不退，他总是举棋不定。1999年是董事换届的年份，选举前听说孙炳炎有意退下，相传是孙炳炎属意的人找我谈，表示他或会接任主席，希望我出任总务协助他。为了实现换班，我答应了。可是进行复选时，情形出乎我的意料，孙炳炎连任主席，但我倒是真的出任了总务。

为什么换班不成？我一时不去猜想个中原因，然被选为总务，就开始认真做，谈不上使命感，我根本也就没有什么使命感。 记得我推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入会费从5000元减为3000元，主张招收新会员,也立即引进了如陈醉在、王如明、孙泽宇、陈远腾等人。传言中的换班没实现，人事关系突然变得微妙复杂，几个月后我辞了总务的职位，但是还答应孙炳炎，留下来协助他推动文化活动，同时关照与陆交局谈判会所受损的事。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班子，除了刚进会的王如明、孙泽宇等人，还有1995年就成为会员的潘国驹。潘国驹提议设立史料小组，协助实现孙炳炎四年前提出创办文物馆的愿景。史料小组于2000年成立，杨松鹤、王如明、孙泽宇和我都是小组成员，聘请了黄今英负责收集与梳理历史资料，出版了他撰写的《陈嘉庚》。

同年6月还邀请南大校友、南澳弗林德斯大学历史教授杨进发博士，到中华总商会礼堂主讲“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吸引450名听众,一炮而响,之后讲座不辍,出版活跃,蔚然成风。 说怡和轩转型搞文化，这算是开始吧。

（先贤馆 - 林少彬摄影）

进入后孙炳炎时代 2001年董事部改选前的几个星期，有一天孙炳炎召集我们10几个人到中华游泳会的餐厅吃饭。席间他表示这回决意退下，建议黄鸿美接任主席，我则重做冯妇当总务。大家没有意见,班子就这样定了，下来的一切就是手续而已。2002年四月孙炳炎与世长辞，怡和轩进入后孙炳炎时代。

新班子面对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没有了一个家长式的领导中心，却有一个日愈破损的会所要处理。2001年地铁工程大致竣工，是与陆交局“算账”的时候。陆交局始终坚持，会所可以修补，不会坍塌。这些时候出入怡和轩的，多是些打麻将的人士，他们同时隶属几个消闲性质的组织，一般态度是“哪里凉哪里坐”。因此就有不少人认为，只要陆交局肯修补，并保证没有坍塌危险，那就得过且过，何必多事想要重建。还好这时团队里有好多人认为应该从长远着想,应该花些钱找专家测探，要是屋身结构有问题,就得坚持要重建。这本是费时费钱的事，但是大家觉得责任在身，再麻烦也要做。

2003年我已经66岁，主席黄鸿美也刚过70，我心里想，总务一职应该由比较年轻、有潜能者出任,为领导层的自我更新做准备。洪宝兴是毕业于南大的专业会计师，在我的劝说下,在2003年董事换届时出任总务。我以董事部秘书的身份留下来，协助会务，特别是与陆交局争取赔偿的事。谈判冗长费时，陷入僵局，我们决定诉诸法庭。开庭前夕会务顾问蔡天宝出面调解，索赔问题终在建筑物必须重建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由于会所倾斜程度日渐严重，2004年9月董事部租用隔邻适可俱乐部为临时会所。洪宝兴身兼一间行业公会和一间乡亲会馆的主席，觉得分不了身照顾怡和轩，2005年董事换届时决意卸任，我只好再当起总务。租用适可俱乐部的会所需付不少费用，为了节省开销,同年7月怡和轩搬到位于客纳街76号中华为基利俱乐部会址，与租用该会址的友竹俱乐部共用会址。

（怡和轩外观 - 林少彬摄影）

重建后的怡和轩,何去何从 重建后的怡和轩应该何去何从?这是重建前就应该想好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应该利用会所的商业价值,比如说部分出租开餐馆、KTV厢房、办公等用途，一劳永逸解决经费的问题。有些人觉得老祖宗从来不曾把会所当商业用途,我们最好别破例。就在这个时候,怡和轩元老陈共存站了出来。他大力主张由陈嘉庚基金接管怡和轩，开辟为“陈嘉庚馆”,甚至在报章上公开呼吁，很多怡和轩会员对此疑惑不解。

有一天，陈共存约黄鸿美、潘国驹和我到他的住家吃饭，请来了杨荣文部长，大概以为杨部长也会同意他的想法。杨部长向我们了解了怡和轩现状，认为可以考虑双方如何合作。当晚,黄鸿美邀请杨部长来怡和轩走走，于是才有杨荣文、许通美、王赓武和三位夫人等嘉宾于2003年的怡和轩之行。杨荣文认为合作是可行的，应该把怡和轩保留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物(living heritage)，不要沦为没有人气的博物馆。

怡和轩董事潘国驹同时是陈嘉庚基金的副主席，了解怡和轩内部情况，在推动怡和轩的重建工程上贡献很大。

2005年的一天,就在董事部要开会讨论重建大计前的一天，我与王如明赶到东陵俱乐部面会潘国驹，他当场献议合作方案：怡和轩让出地面层给陈嘉庚基金设办事处并附设一个文物馆,陈嘉庚基金赞助怡和轩建筑费100万元，限期若干年另谈。

2006年怡和轩会员大会批准了与陈嘉庚基金合作的方案，确立了怡和轩未来弘扬先贤历史、传承文化的方向。

（先贤馆开幕）

“同仁错爱，我当了主席” 重建工程于2006年7月9日由会务顾问蔡天宝主持动土典礼，2007年9月即告竣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同仁杨松鹤、柯宝国、廖德能、吴文国和吴添乐等人日日轮流伴我出入工程场所，劳苦功高。一座崭新华丽大厦终于出现眼前，个个喜形于色。

董事部任期2007年届满,黄鸿美决定卸任，同仁错爱了，我被推了上去。这一年，我已经70岁了，我只能当它为一项“应急措施”地接受了。同年12月8日，怡和轩从位于客纳街76号的临时会所搬回去，而友竹俱乐部与中华为基利俱乐部的租约也到期。这一来，常在这几个俱乐部打麻将消闲的人面对了一个相当混乱的局面，怡和轩免不了受到冲击，董事部以明确的立场、坚定的态度朝既定的方向走。

2008年11月9日怡和轩联合陈嘉庚基金假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三庆大典，其一庆祝会所重建落成、其二庆祝怡和轩成立113周年纪念、其三庆祝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场面热烈,两位内阁部长(尚达曼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杨荣文)同为嘉宾。在庆典上致词时，我呼吁“各界人士以新的眼光看待怡和轩,支持怡和轩，共同为保存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文化传承,为建立一个更为优雅的新加坡社会尽一份力”。

庆典当天我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访问时也说,“怡和轩的重建和先贤馆的设立可说是民间团体一项自觉性的工程，当然只是一个小项目罢了。要是类似的社团能塑造一个共同的远景，实际地行动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为国家开辟一片清新的天空。制造一个文化的大环境是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凝聚并发挥民间的力量,强大的民间力量才是传承文化的真正力量。”

（早报报道）

换了血的怡和轩 在她沉寂的年代，加入怡和轩的人多为了打麻将消闲而来。1999年起怡和轩改变方针，决定打开门户，广招各方有识之士。虽然初期的反应不理想，从2000年至2006年的6年里还是吸引了40多名新会员。

2007会所重建竣工后,配合2008年三庆大典的成功举行，怡和轩以崭新姿态重现。在2007-2009年度里怡和轩接受了整整120名人士的申请入会，当中不少是事业有成的南大校友。此后董事部以比较节制、稳定的态度继续开放门户，从2010年至2014年的阶段，平均每一年引进20至25名新会员。新陈代谢的结果，2000年以前原有的200左右名旧会员,至今只剩下80几名。在现有会员名册上的300多名会员里,有超过2/3是2000年以后加入的新会员,怡和轩是换了血! 新近加入怡和轩的会员,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功人士、在各自岗位为社会服务的各界精英。他们不是为了打麻将或其他消闲而来，他们明白也接受,参加怡和轩其实是一种付出，是有别于参加乡村俱乐部,不能抱着期待物质回报的态度。

怡和轩会员以认同与发扬上代人的精神财富为豪，因为那是一种激励人生的奋斗的力量。通过发扬这段历史教育自己,也教育后代，这就是文化传承。我相信现任领导班子不会刻意发起招募新会员运动,但会继续欢迎和物色不同领域成功人士的加入。因为对我们而言,每一位会员都是一份资源。

会员自觉自愿的承担 都说怡和轩是富人俱乐部,应该有大把钱。事实不然，怡和轩会员有钱，不等于怡和轩有钱。除了会员年捐、入会费，会员消闲活动时的娱乐捐，怡和轩没有其他的收入。利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常年开支,有很多时候是不够的。每逢举办特别项目(如修理会所或周年庆典)，就得向会员筹款。筹款所得扣除开销,剩余的就当活动储备以应付常年开支的不敷。

1985年怡和轩举行90周年庆典，筹了20多万元，扣除开销，还剩近10万元，应付至1995年的开销。1995年庆祝100周年，孙炳炎筹了100多万，虽然那回庆典开销大，还剩好几十万元，2001年我做总务时,有足够的钱聘请专业人士与陆交局交涉赔偿。

2005年敲定重建计划与蓝图，盘算重建费用，需要250万元左右。除了陆交局赔偿118万元，陈嘉庚基金的100万元,欠缺好几十万元。

2006年7月工程已动土，我们在2007年3月才决定向会员筹款，好在会员响应令人鼓舞，在短短两三个月里，筹募了130万元左右。2008年11月9日举行三庆大典，我们又向会员伸手，再筹了50万元左右。两次的筹款,应付重建与庆典费用后，尚有可观的余款。

会所重建完成后，怡和轩会务方针有更明确、更稳定的转变。董事部决定从长计议，认真恢复怡和轩的形象，从而争取全体会员对于怡和轩自觉自愿的承担。因此，从2010年起会员年捐由$480调高至$720,这是个果断、大胆的决定。董事部坚持透明作风，所作决定得到全体会员的支持。自会所重建以来，财务状况良好，每年收支平衡。

一个人文小天地 2008年11月9日先贤馆由财政部长尚达曼开幕,潘国驹与他的陈嘉庚基金团队为先贤馆付出心血。除了介绍陈嘉庚、李光前，先贤馆展出陈六使史迹图片，是闹市里的社团仅有的。先贤馆的设立对怡和轩形象的重构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它能不断提升。

2011年怡和轩与先贤馆应马来西亚有关团体的要求，联合举办一场重游滇缅公路的壮举。6月25日车队由怡和轩门前出发,浩浩荡荡，轰动一时。2012年怡和轩、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及先贤馆响应各界人士的呼声，决定共同立碑纪念南侨机工。2013年，一座纪念南侨机工的巨型雕塑终于在晚晴园竖立起来，并于同年3月4日由时任外交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的陈振泉揭幕。

新会所落成后，为文化活动提供了方便。曾有一段时期怡和轩的周末小型讲座吸引大批听众，往往把二楼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办的讲座受欢迎，主要原因是课题多方面，我们谈社会、历史、甚至政治课题。政治上怡和轩立场超然,决不涉及政党政治，但是关注政治、谈论时事应是人人都有的权力，也是该做的事，这是我们与很多社团不同的地方。这一两年我们办的讲座较少,一来是周末很多团体都会办讲座。二来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提升《怡和世纪》的出版。三来我们已经不满足过去的小型讲座方式，在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能够在素质方面提高，重质不重量，也不妨重名人效应，重讲座的规格,藉以提高怡和轩的形象。

为了唤起会员对怡和轩的关怀,我们在2002年出版了会讯。从此平均八九个月出版一期，篇幅从最先的四页逐渐增加到八页。后来不少文化界人士加入怡和轩，其中包括了陆锦坤、许福吉等人。他们帮忙推动了会讯的提升，于2010年把会讯改为比较有分量的《怡和世纪》，每四个月出版一期。至今连续出版了15期,每期准，篇幅从最初的30多页逐渐增加到目前的144页。

所有的编辑人员(包括后来加入的谢声远、李秉萱、南治国、谢声群等人)都是义务效劳，劳苦功高。《怡和世纪》目前通行量5000本，免费赠阅。除了收入，《怡和世纪》同仁也于2012年间召集一批热心会友，筹了一笔基金资助出版费用。

《怡和世纪》目前已是新加坡文化界的盛事,深得读者的赞赏。内容涵盖社会焦点、时评、史料整理、文化传承、财经、会友风采、艺文等方方面面。座右铭是：报道翔实，以发扬求真精神为己任：论理客观，既不标榜，也不媚俗：门户开放，思想碰撞，集思广益。

限于主观、客观条件，我们这些年来能做到的，极其有限。

要是我们已做的一切，能对华社团体的文化活动起些微推动的作用，那就意义非凡了。必须指出,在怡和轩，我们想的不会是福建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等，我们不会特意搞民俗文化。我们首先注重怡和轩和先贤的事迹，这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挖掘、整理和分享一切有关新加坡的人文史料，所谓的本土文化，自有其自己的活水源头，常常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 怡和轩能走多远

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容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会受到阻挠。这些年来，我们身历其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幸一直都有一批志同道合者。怡和轩能有今天的场面，是所有同仁群策群力、衷心合作、相互包容的结果，不能太过强调任何个人的作用。

谈起转型，虽然是上了路，我们是否成功转了型，仍说不定。

怡和轩换了血是事实，但脱胎换骨就言之过早了。有抱负、愿承担者应该站出来,有效地强化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能力，那时候转型才算成功。否则新人却步，旧人硬撑，到一定程度大家也就会心灰意冷，前功尽弃。

怡和轩当然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光辉，她能走多远，很大程度决定在于客观环境的演变。面对一个“大统一”大趋势的压力，怡和轩要如何继续保持超然的态度，那就要决定于我们大家的胆识与魄力了。

2011年怡和轩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探讨华社能否有一个新方向。林清如主席以个人身份发言，提到应该以较为宏观的思维、从一个新加坡公民社会角度展望华社的未来，赋予华社以新的时代使命，从而鼓励与引导更多有抱负的人加入行列，通过华社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成为推动社会的力量。在现阶段来说，这是曲高和寡，甚至还会引人发笑。但是他坚信，形势会改变，他抱乐观的心态展望怡和轩的未来。”

（本文作者：怡和世纪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