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的新加坡：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还是摸著石头过河的文明奇迹

对于中国的很多80后90后，童年都有新加坡电视剧的陪伴，中学又少不了追星新加坡歌手。他们的影视音乐作品，对我们而言没啥违和感，跟港台一样。

但随着年龄的长大，新加坡的印象就变得不那么亲近，有点复杂了。比如2004年，李显龙总理到访中国台湾，在中国互联网的聊天室，大陆网友把新加坡说成是忘恩负义的叛徒；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新加坡是第一站。

更有代表意义的是，以前一些粉丝在本号有过这样的留言：新加坡是“李家坡”、李光耀独裁、新加坡威权。

我相信对新加坡看法的这种转变和误解，肯定不是少数。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既有媒体的渲染，但主要还是人们自身看书不够、知识欠缺。

小炒上周看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两本书：《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双语之路》和《李光耀观天下》，对李光耀和新加坡充满了好奇与敬佩。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反复表达一个概念：

新加坡必须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科技和政治，作为立身之本；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将中华文明作为新加坡的精神力量，否则新加坡就是丧失文化自信的“伪西方社会”，走向平庸。

将兼容性极差的东西方文明，强行捏合在一起，在家说汉语，出门说英语，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新加坡这么做，既是一种聪明，也是一种无奈，通俗来讲，就是国情太特殊了：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却离中国太远孤悬海外，俗称“华人孤岛”。

新加坡很小，面积只有浦东新区的60%，土著本来是马来人，但英国人和中国人改变了一切。新加坡在182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中英鸦片战争后，大量华工来到新加坡，新加坡华人激增。进入20世纪，中国战乱不断，一波又一波的华人自由迁移到新加坡，很快就成为新加坡的最大族群。

1947年，新加坡属于英国殖民地，李光耀前往剑桥大学读书。然而，读书期间，几乎所有英国人都把他当成中国人，而不是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无论李光耀怎么解释都没用。

他去瑞士旅游，在琉森入住酒店时，前台问他是中国人吗？他说自己是新加坡人，前台又问新加坡在哪里，李光耀详细解释了一番，前台最后说，没关系，就写你是中国人。

新加坡种族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在历史上，新加坡长期属于马来西亚的某个强大王朝，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古以来是马来西亚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英国殖民，新加坡也默认自己属于马来西亚。

所以，1963年，新加坡公投，71%的人赞成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实际上这个时候华人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体。

直到这个时候，新加坡依然按照历史惯性发展着，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很快，新加坡的历史产生了岔道。

60年代的东南亚，流行排华，华人群体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敌视，偏偏新加坡的华人占比超过3/4。

马来西亚很快就实行“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国策，奉行“马来人至上”，极力打压华人，新加坡作为华人最集中的区域，便成为眼中钉。1965年，马来西亚国会全票通过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决议。

那一刻，李光耀掩面痛哭。

一个从来没有建国历史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小岛，恰恰被东南亚排华最严重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围绕。

可以说，华人为主体的特征，改写了新加坡历史。否则，它会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被迫独立的新加坡，如何生存？李光耀忧心忡忡。

李光耀首先放弃了“小中国”的做法，这样做新加坡一定会内忧外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新加坡有75%的华人、14%的马来人和8%的印度人，华人之外的群体一定会撕裂新加坡，动乱不止；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东南亚岛国，东南亚又极度排华，“小中国”会让它无法在国际上生存。

但是，华人是新加坡主体这个事实无法改变，黑头发黄皮肤，讲汉语，内心是根深蒂固的中华价值体系，这个民族根基和文化根基是铁定的。

新加坡被英国殖民150年，英语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普及。无论是从种族公平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讲，英语成为唯一能让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的中立语言。

但李光耀真正让我觉得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全盘西化，而是深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他没有单纯考虑物质生存，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不是西方，如果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就会迷失自我、丧失自信。

对于这个文化亏，李光耀有切身体会。他的祖父和很多朋友，是根深蒂固的西方观念，向往西方，瞧不起本土的东西，这就导致，他们没有自信心，从来不敢挑战英国权威，但批评起英国官员又口若悬河。对于这种精神分裂，李光耀评价道“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他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

所以，新加坡人必须牢记自己过去的历史文化，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一味遵从别人，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建立的，即使建立了，也沦为平庸。

于是，在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同时，新加坡将汉语、马来语和印度语作为第二语言，学校都是双语教育，每个新加坡人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哪种第二语言，以保留自身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由于华人占绝大多数，汉语自然成为新加坡实质的第二语言。

全国学习英语，为的是国内公平竞争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学习母语，为的是培养国人的信心与骨气。这就是新加坡双语文化的理念，并在法律层面进行实施。这是一个多么大胆而又高瞻远瞩的决定！

比如，李光耀就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送进了传统华校，从小学习汉语文化，工作之后使用英语，汉语变成第二语文。

比如，中国人熟知的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就生活在一个双语环境里，小学就读于传统华校南洋小学，中学转到传统英校莱佛士女中。上大学后，她的父母担心女儿忽视了汉语，还专门请了一名上海人教孙燕姿学习散文诗词。

游离于中西两端、两手抓两手硬，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基本国策，这条路没人走过，新加坡就这样被迫走上“摸著石头过河”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加坡在开创一种文明模式。

这种融合创新、不东不西，也自然反映到新加坡的政治结构里。

《李光耀观天下》有一句让我很惊讶的话：

我（李光耀）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

而且李光耀对新加坡年轻人的两党制倾向表示担忧。

李光耀对一党执政，似乎情有独钟。

新加坡自成立以来确实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执政，支持率从未低于60%。

该党在国会一直是一家独大，2020年的新加坡国会93个席位，人民行动党83席，工人党10席，这还是历年以来反对派议员最多的一次。

全国31个选区，2020年人民行动党独占28个，反对党只占有3个，这也是历年以来反对派获胜选区数量最多的一次。

在多党制的西方国家，各党的支持率相对比较分散，没那么集中，只有日本比较特殊，长期都是自民党执政，但日本自民党也发生过下野和联合执政的情况，而且作为第一大党的自民党，在得票率、国会议员占比和所赢选区占比上，远没有人民行动党这么夸张。

在选举结果上，无论怎么看，新加坡在西方政治体系都是一个异类，很难称得上是西方民主政治，实际上更靠近东方传统。

但是，在选举过程上，新加坡的选票“一人一票”是真实的，宪政和议会制也是真实的。

新加坡允许合法注册政党，目前有24个政党。2020年，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之弟李显扬，就加入了反对党前进党。

因此，人民行动党必须在五年一次的选举中赢得过半票数才能执政，它还是要打“选战”，最终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它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民才能执政。

反对派“工人党”的2015年选举现场

新加坡选举有两种：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都是普选和直选。哪个政党的议员数量过半，就自动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推荐总理和部长，总统任命，当然，这个的总统任命只是一个流程而已。

大家熟知的李光耀、李显龙，是新加坡的总理，而不是总统，是由总统根据议会选举结果委任，而非民众选举产生。

新加坡的这种议会制和总理内阁制，是欧洲很传统的民主政治体系。

所以，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选票政治，明显就是西方的。

乍一看，新加坡的政治特点是过程西方、结果东方。

但是，仔细一研究，过程也不那么西方，结果也不那么东方。

新加坡一党执政的不同点在于，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议会政府来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它的党组织比较简单松散。

很多中国官员去考察人民行动党总部时，都对总部大楼的简陋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只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夹在居民组屋的中间，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

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人民行动党总部大楼，但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而且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于是总部就扎根在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而且，人民行动党只有1.5万名党员，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远不及越南5%的比例。

人民行动党简单的总部和稀少的党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这表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人民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权力来源于选民的选票，不能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

这么一看，新加坡的一党执政就很不东方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的政治就明显西式，因为它的选举过程，没那么西方。

提醒大家思考一点：2020年人民行动党为何能以60%的得票率，就能赢得90%的国会席位和90%的选区？

既然新加坡人的投票是真实的，几乎看不到舞弊的报道，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投票机制有利于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选举有一个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设计：集选区。绝大部分国会议员来自于集选区。

一般的选举，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选区派一个候选人，但新加坡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集选区派4-6位候选人。组团竞选，赢家通吃，赢了的全部进国会，输家挂零。

这种组团模式，是明显有利于强者。以至于很多时候，反对派在集选区无法凑齐4-6位候选人，人民行动党自动获胜；即便反对派能凑齐人数，但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家独大，候选人的实力显著强于反对派。

而且，新加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选区不固定，每届变化。比如，2011年是15个集选区和12个单选区；2015年是16个集选区和13个单选区；2020年是17个集选区和14个单选区。

选区的划分也不透明，基本上人民行动党说了算。因此，人民行动党就把自己的传统优势区域划分为单选区，把反对派比较受欢迎的区域划分为集选区，根据每届选举的情况适时调整。

集选区与选区不固定，构成了新加坡独有的选举规则。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特色选举，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就说过：

“我们在踢一场足球赛，但行动党却没有固定的龙门。他们是用流动的龙门，所以我们很难瞄准射球。”

集选区是1988年由李光耀推出，当时的情况是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显著低于六七十年代，降到了63%，如果任其发展，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不保。

那么，如果说选举体制故意设计成有利于执政党的样子，还能称之为公平的选举吗？这就使得，在《经济学人》公布的民主指数中，新加坡长期处于中游水平，还比不上马来西亚和印尼，更不用说日韩了。

所以，你看，单纯用东方或西方来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的某一方面，都不准确。

人民行动党在党章开头就指出：通过代议制和民主政府保障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李光耀并没有放弃东方的传统政治目的：稳定是首要任务，他认为，如果新加坡出现两党制或联合执政，就会陷入争执不休的大动乱，西方的民主体系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新加坡要避免这种情形。

李光耀自己说这是“东方式的民主主义”，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实行渐进式民主。

这种融合的理念也反映在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上，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维持权力制衡与个人自由，但同时强调服从和集体凝聚力。

新加坡确实实行非常严格的管理。为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对违法者处以很严厉的处罚，比如在公交车上吸烟会罚款2000新元（相当于月平均工资），在建筑物上乱涂鸦会处以数月的监禁。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都能判处鞭刑。鞭长一点二米，是用当地带刺的藤条绑成。

1993年，有个美国移居新加坡的16岁男孩费伊，因为在街上胡乱涂鸦，被判处6下鞭刑。最后他在回美国时这样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新加坡。”

而且，新加坡还有死刑，但它的死刑不是国际通用的注射和枪决，而是借用中世纪英国执行的绞刑。这种酷刑能让罪犯临死前遭受更大痛苦。还有令人惊讶，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居然是新加坡！

用严刑峻法来形容新加坡，并不为过。

所以，很多国人就认为新加坡是法家治国，对民众的管控极严。这就属于错误解读了。

法家不仅不是法治，而且是法治的对立面。法治以人文价值为准绳，法家反人性；法治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法家是为了管控和压榨民众。一个以民众为目的，一个以民众为工具；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控制，岂可相提并论？

所以，法家的严刑峻法无法产生现代文明秩序，而新加坡是公认的现代文明国家。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校毕业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治时作了东方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李光耀自己就说，新加坡的繁荣，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什么儒家思想。

所以，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不仅是指政府对社会的严格管理，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关系人情办事，“法来治，不是人来治”。任何人如果觉得执法不公，就可以投诉，新加坡议员们的很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处理民众投诉。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很强大，控制了很多社会资源，但因为有民众的监督，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全球有名。

新加坡的政府行为，既没有东方那样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丛生，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争执不断和效率低下。东方的一条道路，可以不断快速重修，利益都进了相关人员的腰包；欧美可以在增设一个电线杆的问题上讨论半个月，最终也没个结果。

也就是说，新加坡采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东方的法家方式，扬长避短，从而催生出一个高效、文明的花园城市。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轻松愉快，不是东方的那种冷漠；他们有责任心、守规矩，不是西方的那种散漫。

新加坡的这种融合东西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官员队伍的建设上。它奉行精英政治，注重公务员队伍的培养，这很东方；但它的公务员大都是接受西方正统教育。

新加坡实施典型的精英政治，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一定会下沉，化为乌有。所以，李光耀对干部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就像是一个严父，辛勤劳作，认真地教化和呵护自己的子女。

新加坡政府汇聚了全国的精英人士，但政府决策不是精英们关门内部讨论，而是所有决策都经过公开的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国会反复辩论，李光耀陈述各种理由才实行。80年代这个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新加坡政府进行了认真检讨，就取消了这个政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

为了让精英人才对从政有兴趣，李光耀采用高薪吸引。很多人说新加坡“高薪养廉”，这是不对的，新加坡的高薪，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新加坡的廉洁，靠的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