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一些国家试行四天工作周，什么时候轮到新加坡

去年疫情期间9月走马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今年规划的常年经济政策指导中鼓励公司自由选择4天或是5天工作周。（路透社）

作者 卢丽珊

近来频传四天工作周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消息。在郁闷无聊的疫情“非常态”中，四天工作周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未来生活方式，还是难以实现的痴人梦想而已？

冰岛、芬兰、西班牙、新西兰、德国和日本是进入或计划进入实验性计划的国家，他们的开展和成功少不了政府的支持。

审视他们的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对于同样经济高度发达的新加坡具有参考价值，也让我们从中检视是否具备成熟的条件、官方和民间的意愿，以及建设性的大环境。

到头来新加坡人是不是能在不影响国家进步步履、经济稳健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也值得拥有更有品质和更有生产力的生活？

日本

先来说最靠近新加坡的日本。

日本渋谷。（法新社）

作为当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去年疫情期间9月走马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今年规划的常年经济政策指导中鼓励公司自由选择4天或是5天工作周。

劳资两方各有忧虑：

前者怕工资因此被删减，后者虽然也肯定更短工时有鼓舞士气作用，但是也担心生产力不会因此增加，反而会下降。

观察家分析，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疫情年推出也是顺势所趋，疫情带来的健康忧患让人更多时间待在家中防疫，也让四天工作日更有市场，更容易被接受。

日本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现实也导致日本政府借此鼓吹和实践更多元化的工作方式，以更灵活更短的工时为铒，促使工人接受新培训，转业到有潜力的新兴行业。

（欧新社）

去年一项日本人力部的调查显示，超过4000家公司当中，有8.3%的公司开始给予员工更多的休息日，其中互联网公司最先响应，例如日本雅虎公司。专家警惕要达到员工技能转型的目的，政府对于培训的投入必须和四天工作周并驾齐驱，否则会阻力重重，得不偿失。

其实，经常传出过劳死的日本，能否真的推行四天工作周，笔者也是有些怀疑的。

冰岛

和日本的“功利型”出发点相比，欧洲只有35万人口的小国冰岛似乎更有诚意。

冰岛。（Business Insider）

冰岛的实验性计划自2015年至2019年展开，虽然工时缩短，薪金保持不变。

根据研究机构指称，大部分工作场所的生产力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计划受惠者超过2500名员工，由市议会和政府机构联合推出，占人口1%，一周工时从40小时减少到35-36小时。

令人鼓舞的是员工受询时表示压力因此变小，出现的职业倦怠风险降低，个人和工作生活取得良好平衡，对于改善健康也大有裨益。

（华盛顿邮报）

有专家认为这耗时5年的实验性计划堪称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政府部门大规模缩短工作周的大型实验，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西班牙

如果有些国家领导乃主动推出，一些国家则是因应新冠病带来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例如：西班牙政府今年三月宣布实行32个小时四天工作周，历时三年。

西班牙马德里。（彭博社）

其实，去年西班牙软件公司Software Delsol已成为首个实行四天工作周的公司，不但缺席率下降、生产力提高，员工也表示他们工作起来更开心。新西兰的大型企业也参与实验性计划，将工时缩减20%，薪金维持不变。

（互联网）

自疫情暴发以来，欧美国家不但对于四天工作周更积极推动，各大权威媒体也大力撰文“煽风点火”，乐见其成，智库和民间团体将之视为新的社会运动和目标。分析家认为，居家工作导致灵活工作安排变得可能和可行，未来走向更短工时和工作日指日可待。

新加坡

从个人而言，四天工作周令人期待。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海峡时报）

新加坡很早已从六天或五天半进入五日工作周。我工作初期经历过工作五天半和五天工作周，仅仅半天的差异就对我生活带来很大分别，拥有整整两天的休息日，过着更“人性“的休闲生活。

不仅如此，我后来的五天工作周又更加灵活，虽不能享有两个周末日休息，我们必须择其一和另一个周日作为休假日，每半年轮一次。我选择工作三天休息一天、再工作两天，再休息一天。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累，真有必要两个周末需要休假，管理层也酌情批准，非常灵活。

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工时的安排特别敏感，也连带关注四天工作周在各地的发展和影响，进而对全国人民生活素质的影响。

（联合晚报）

事实上，新加坡很多公司都根据有家庭的人士给予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更短的工作周和灵活上班时间，只是普遍尚未把四天工作日列为社会议题而已。

然而我认为，新加坡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具备条件走向四天工作日，以换来一个更有效率、更集中精神和更快乐的工作团队。

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理论不买账，认为这样反而会使人怠惰，没有进取心。这样普遍在欧洲被接受的理论还需要更多国家的数据和经验来加强。

另外，疫情的洗礼让我们对远程工作安排有了更全面的体验，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和效率，缩短工作周有一天应该会水到渠成。

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从小规模开始进行实验，例如从减少工时做起，并对实验性计划进行周密的调查和追踪。只有被说服，我们才可能相信短工作周是否适合新加坡长远的发展和亚洲人的国情。

乌节路上的人潮。（联合晚报）

当然，欧洲在推出的短工作周生活实验一时半刻，在短期内不会在本地实行，因为本地尚未热络掀起话题，达到对话和思考的地步。

其实，我们思考的面向不是我们可以因此更好更多的休息，更少的工作，而是新的工作安排将对我们生活的品质带来的价值，更有效率的工作，以及对国家经济带来的短、中、长程影响。

不管工时长短，最终我们更在乎的是工作带来的灵活性和“人性化“，及其透露劳资双方之间的互信、坦诚、理性及相互理解。

只有一个良好和温情的工作文化、乃至国家文化，我们才可能持续成为比今天更幸福的国民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