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算真正的新加坡人

摘要：近年来，新加坡开始出现关于新移民是否具有“真正新加坡人”身份的讨论。不少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成名后，本地网民经常对其出生及国籍背景进行审查，以确认其是否出生便是新加坡公民，是否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及服役，还是取得一定成就后才移居的新公民。这一趋势与国际上的民粹主义思潮不谋而合，背后除了有新加坡自身独特的建国历程，种族构造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移民政策和就业问题等经济因素。新加坡作为一个低生育率的小国，其经济竞争力离不开不断引入移民，如何解决本地公民对新移民的不信任，并在维持自身独特身份的前提下与后者的历史、文化实现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结束后的重要课题。

2021年5月2日，字节跳动财务长新加坡国民周受资（Chew Shou Zi）上任仅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抖音海外版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在新加坡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不过，由于其名字含有中国大陆式汉语拼音、曾任小米等中国公司高管，且此前常驻北京，不少讨论将聚焦点放在他是否“真正的新加坡人”身上，即究竟是生于斯长于斯，且服义务兵役的新加坡本地公民，还是原籍外国，在服兵役年限过后才归化的“新移民”。最后，一些曾与周同就读于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同学及服兵役时的同袍开始分享他读书或服役的一些故事，才佐证了他的“真正新加坡人”身份，逐渐消解了此类讨论。

新加坡常住人口中，没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约占新加坡569万人口的30％，而持居留权及公民中也有大量原籍并非新加坡。近年来，这一类新加坡新移民的地位日益突出：新加坡富豪榜前五位当中就有三位属新移民，即原籍中国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夫妇及深圳公司迈瑞医疗（Mindray Bio-Medical Electronics）董事长李西廷，和原籍巴西的脸书联合创始人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但是这也使得一些本地新加坡人对本土身份愈发敏感，开始对取得较高成就的公民的“新加坡人”的身份刨根问底。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本地主义(nativism)，虽然有时会表现为种族主义（如近期印度爆发新一轮新冠疫情后，曾有华裔新加坡人将因跑步而无需戴口罩的印裔新加坡人误认为印度人，而对其进行袭击），但主要是指针对出生地国籍而非族群。此前就有过印裔新加坡人与公园内散步的印度人发生争执时，攻击对方是印度人而无需服兵役，并炫耀自己所属的军团番号的案例；而笔者也曾经有过因口罩佩戴不规范而被当地华人指正时，对方以华语强调“这里是新加坡”的经历。不过，即便是一些确实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难逃网民审查：除周受资外，如淡马锡控股下任董事长狄澜（Dilhan Pillay Sandrasegara），和代表新加坡获得奥运金牌的约瑟·斯库林（Joseph Schooling）等人，在功成名就后也难逃网民的“真正新加坡人”审查。

诚然，爱国的新加坡公民有理由为服义务兵役感到自豪，并对其国家的法治精神和多元文化共生等特质感到骄傲，同时他们期望甚至指正新移民或外来居民遵守新加坡价值观也无可厚非。同时，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本地公民希望能够确认本国成功人士的生活轨迹及教育背景与他们相同，从而可以视作榜样加以效仿的心情也不难理解。但是，正如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所批判的，近期一些有关国籍的讨论开始愈发接近在世界各国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逻辑。此类有关“真正新加坡人”的讨论往往将土生土长，服过兵役的新加坡公民视为最优越的一等公民，而新移民、永久居民及外国人若有任何不当行为（如因不满印裔邻居烹制咖喱而投诉至组屋委员会的大陆新移民、或因不愿付停车费而辱骂保安的印度新移民），甚至无伤大雅而仅仅是与本地公民不同的举止，就会被归因于其“非新加坡”背景，并质疑新加坡政府为何“竟容许这种人取得永久居民/公民身份”。发生本地居民与新移民或外籍人士的不友好事件时，网络评论也往往将支持本地公民视作理所当然，而支持新移民、永久居民或外国人的评论则接近被视作背叛。而在新移民取得成就时，其无需服义务兵役的“原罪”也经常被列出来，并因而被认为较本地公民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新加坡公民宣誓仪式

历史上及近年来各国的政治变动已经昭示，这种按照出身地划分、非黑即白的本地主义思潮并非新加坡所独有。在评论新加坡人对于本地主义的痴迷时，新跃社科大学的Chan-Hoong Leong副教授就指，“人类更倾向于使用简化的、二元的棱镜来理解世界，尤其是在面临问题的时候。人类就像被自身的文化基因所编码了一样，给人和事物划分好坏与对错，而这种建构出来的二分法给予我们一种幻觉出来的控制感。”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对新加坡人身份的执念以至于焦虑也与“新移民缺乏同化以及社会融合”有关。

不过，新加坡的本地主义也有其独特的渊源。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多族群、多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无法建构于共同宗教、历史、语言等常见的“想像共同体”材料之上，而是主要来源于对本国国土、法律及生活方式的效忠，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就是男性义务兵役。新加坡国家认同根基较新，国土面积较小，处于各方势力的交叉点，面对外来干涉相对脆弱，因此对本国国家安全和公民身份更加敏感。同时，新加坡又是移民国家，三大族群华人、马来人及印度人各有其文化意义上的母国，且对文化母国的民族主义在中老年新加坡人口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因此新加坡人，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本地主义，往往也建立在与这些实际上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他者”的区分以至于排斥之上，即我们并非文化母国的公民，而是新加坡公民，因此积极拥抱西方文化及使用英语。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三大族群起源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路径与新加坡迥异，且其国民所接受的教育和历史记忆，价值观，常用语言（七成新加坡华族家庭即使在家中都使用英语，更为年轻、社会阶层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当中英语更是占绝对优势），以及口音，着装，举止均与新加坡本地公民有所区别，因此与本地公民造成的文化冲突不可小觑。而由于土生土长的男性公民必须服两年义务兵役，缺少这一关键经历及最重要的国民教育的外国人，即便日后获得了永居身份或国籍，也会受到质疑。

最后，鉴于国家生育率连年下降，新加坡政府自2013年后曾一度积极吸纳移民，永居身份获取及归化政策也有所放松，而这也导致了一些本地公民的不满。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开放一方面使得新加坡可以以低廉成本雇佣建筑工人等劳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优质人才以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对新加坡的经济不可或缺，因此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力陈引进外国人才对招商引资以至于创造本地就业的重要性。但是，不少本地公民质疑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外国员工由于无需每年服固定的义务预备兵役，不需雇主支付社保费用，且愿意为获取签证和居民身份而接受比本地公民更低的薪酬，因此反而具有一定优势；同时，新的外资企业中，高薪职位也往往由非本地公民出任。随着新冠疫情爆发，新加坡失业率上涨至4%，本地公民对于政府鼓励外国人来新加坡就业，或是赞助非本国留学生前来接受教育后移居的不满更加明显，而对于移民政策的质疑也是人民行动党在去年大选中得票率骤降8.63%的原因之一。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9月的国会致辞中强调将保证本地公民就业 ——其结果就是在新加坡2020年1月至9月新增的失业人口中，有九成为外国公民，而网上关于外国人才抢饭碗的讨论也甚嚣尘上。

这一有关“真正新加坡人”的讨论是新加坡人对于自身国民身份认同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既要鼓励外来人才移入以维系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不少本地公民又对新移民与本土居民在文化上和生活经历上的不同耿耿于怀，尤其是在兵役造成的所谓机会不平等问题上。而这又因为大部分移民其实与本地公民属于同一族群而变得尤为敏感：本地公民一方面希望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族群移民的独特性，同时面对新加坡国内其他族群时又具有族群上的独特性；而其他地区的同族群移民前来新加坡，又会因为这种差异产生的心理落差而更加抱团，间接影响了其同化效率。

在年轻人压倒性地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对文化母国淡漠，新加坡也试图让本地公民，尤其是华族公民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人此前的身份认同困境。在2019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方面回顾了去殖民化以前各族裔新加坡人积极资助母国民族主义革命及反殖民运动，在抗日战争与母国同仇敌忾的历史，强调不能忘记“先辈为自己的祖国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又援引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讲话，强调新加坡华人在独立后选择了留在新加坡，需效忠入籍的国家，“和其他种族一起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和独立的国家”。同时，他也告诫新加坡人需对新移民具有耐心：“尽管大家与各自的祖国有密切的联系，本地的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裔最终也和华人一样，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逐渐对新加坡产生认同。同样的，今天的新移民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完全融入本地社会，认同与效忠新加坡。”

当然，如何看待与本地居民的文化母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来自这些国家的外来移民，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微妙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该国就业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该国又需在中美对峙中找到可维系独立的平衡点的大背景下。新加坡作为一个低生育率的小国，其经济竞争力离不开不断引入移民，如何解决本地公民对新移民的不信任，并在维持自身独特身份的前提下与后者的历史、文化实现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结束后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