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独立董事都是橡皮图章吗？要如何重建信任

应当赋予中小股东在独立董事任命中更大的话语权，独立准则的规范性也应当提高。

新加坡交易所(资料图片)

2001年4月，新加坡发布了第一版《公司治理守则》，与此同时正式引入了独立董事的概念，该守则很大程度上仿效了1998年英国《公司治理联合准则》的内容。

此后，每次修订都会在确定董事独立性的标准上进行一些调整。

在最近一次修订中，用于确定就业情况和家庭关系已经移入上市规则，并具有法律约束力。与公司业务和股权关系相关的准则现已纳入实践指南，不再受“遵守或解释”类条例的制约，但仍建议披露以上关系。

2001版守则规定，独立董事的数量需占三分之一；在2012版守则中，比例增长至二分之一；而在最新的守则里，独立董事的数量超过了非独立董事。

根据新交所发布的上市规则，从2022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任期不得超过九年，超过后必须通过两级投票才能继续担任。

2020年，已有27家公司对共计34名任职9年以上或新一届任期将超过9年的董事实施两级投票。

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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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Mak Yuen Teen | 麦润田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会计系副教授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博士

教研领域：金融财会、公司治理、盈余管理、薪资酬劳、财务披露、审计等

虽然新加坡在加强独立准则和增加独立董事比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独立董事的任命和选举程序并没有实质改变——这正是导致独立董事不能真正“独立”的主要原因。

规定任期超过九年须实施两级选举可能增加独立性，但不能解决九年内的任命和继续连任的问题。

守则要求独立董事的地位独立于大股东，但独立董事通常由控权股东任命，而控权股东通常也是管理层或与管理层有关联，所以这一要求很难实现，真正坚持独立性的独立董事可能还没有任满九年就会被大股东投票淘汰。

公司选择独立董事的方式往往会加深其缺乏独立性的印象。

以马来西亚顶级手套集团(Top Glove)为例，该公司首次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在新交所二次上市，目前已向香港交易所申请上市。

今年1月，贝莱德集团(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和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顶级手套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反对全体六名董事的连任。

在会议上，贝莱德集团批评了该公司应对新冠疫情不力，该公司还被指责罢免告密者，并因涉嫌强迫劳动而遭到美国当局的惩处。

马来西亚顶级手套(Top Glove)工厂一位工人在流水线工作(路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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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不清楚顶级手套任命独立董事的方式。在2015年和2019年，两名87岁和90岁高龄的独立董事分别任职14年和18年有余才卸任，而后由他们的女儿接任，这两位新上任的独立董事和她们的父亲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顶级手套或许认为这能够增加多样性，使其符合董事独立性的调查表的要求——但他们不太可能拥有独立性。

用这种方式任命的独立董事难以打造出高效的董事会，公司也更容易遭受外界批评。一旦出现问题，这些负面影响会更加突出。

人们会期望像顶级手套这样拥有国际投资者的全球性公司有强有力的独立董事任命程序，并关注公众的看法。

它明明可以在大批有潜力的董事里面挑选出独立董事，却似乎只愿从小部分群体里面选择。遗憾的是，许多公司都这样做，大公司也不例外。

全球对比

其他国家也在致力于确保独立董事的真正独立性。许多公司已采取措赋予中小股东任命独立董事的权力，或制定更健全的准则或方法来确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根据经合组织《2019年公司治理概况》的数据、并辅以其他数据，我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51个司法管辖区进行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比较：

董事是否可获得累积投票；

中小股东对独立董事任命的态度；

确定独立准则的规范性。

在51个司法管辖区中，30个(包括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泰国和越南)允许或要求对董事进行累积投票。

在累积投票制下，股东的表决权通常是每股一票乘以拟选出的董事人数。个人投资者可以把所有的选票投给一个候选人，所以中小股东更容易同心协力，任命自己选择的董事。

就算是在许多允许累积投票的国家，累积投票也很少见，而新加坡禁止累积投票。

在上述51个司法管辖区中，8个要求分离中小股东得到投票权或是分离两级投票权，分别是巴西、智利、以色列、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

在英国，两级投票制适用于有控股股东的高级上市公司。如果两级投票未通过，公司必须再召开一次特别股东大会，在大会上采用一级表决。印度正在考虑对选举独立董事实行两级投票制。

规范性准则

在评估确定独立准则是否具有规范性时，我认为应该考察这些准则是否被纳入公司法、证券监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守则、上市规则及表明“遵守或解释”的公司治理准则(或其等效准则)中。

24个司法管辖区采取规范性做法，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监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守则、上市规则或其他规范性规则来确定独立准则。

其他的司法管辖区要么主要依靠“遵守或解释”的公司治理准则来确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么没有任何详细的指导。

新加坡现在采用混合方法，通过证券交易所规则来确定一些独立准则，但主要通过最新守则中的实践指导来确定准则。

与加拿大、美国和大多数其他亚洲市场相比，新加坡评定独立性的方法规范性较弱。加拿大和美国基于法规给出了一个独立性的定义，并附上表格列出一系列确定独立性的具体准则，如果不符合表格上的任何一项准则，就不能被视为拥有独立性。

在亚洲司法管辖区，独立准则通常写入强制性规则中，如公司法、证券条例或上市规则。在香港和马来西亚，独立规则的详细准则列在上市规则里面，此外，独立董事必须根据这些准则向证券交易所证明自己的独立性。

香港上市规则明确规定，一旦发现独立董事与公司有任何关系，交易所可质疑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而在新加坡，独立董事无需向证券交易所证明其独立性。

各地区还有其他增强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做法。

例如，瑞典虽然没有确定独立性的规范性准则，但有一个外部提名委员会制度，负责提名董事并评估其独立性，其中至少有一名委员会成员必须独立于最大股东，委员会上，现任董事只能有一位中小股东，且代表大股东的现任董事不得超过一人。

比起现行制度中让董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去提名董事并评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这一制度让提名过程更加公平——提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选择和自我审查的过程。

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新加坡，中小股东对董事的任命几乎没有影响，在确定董事独立性方面，新加坡采取的大多是非规范性的做法，目前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极少国家。

执行如何?

董事能否具有独立性，与董事渎职后能否得到有效惩处也有关系。如果董事知道会被问责，他们就不太可能让关系妨碍自己履行职责。

从这点来讲，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2012年到2020年上半年期间，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对违规董事(包括私人公司和上市公司)采取了106项执法行动，其中包括刑事、民事和其他诉讼。

仅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香港的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就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司不当治理问题实施了近120项执法行动。仅在2020的前六个月，港交所就对43名董事施以处罚措施，其中包括14名独立董事。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仅在2019年一年内就对23名董事公开谴责并罚款，共计866万马来西亚令吉(281万新元)，其中也包括独立董事。

相比之下，公共处罚和执法行动在新加坡极为罕见。自2018年7月以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只对一家公司及其前执行主席、前CEO和前CFO进行了一次公开处罚。

要想建立起对独立董事的信任，不能只靠偶尔调整独立准则或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这正是新加坡过去20年来的做法。

独立董事由大股东任命，大股东宣称独立董事独立于管理层和任命独立董事的大股东，这是一个死循环，无法令人相信独立董事真正具有独立性。

在独立董事比例这一方面，我认为新加坡已经达到了合理上限，也没有其他有意义的规则可以发布了，所以之后的改革应侧重于赋予中小股东更大的任命独立董事的权力，使独立准则更具规范性，选举程序更健全，执法行动更强有力。

我们或许可以让公司在所有独立董事的选举中采取两级投票制(不仅限于任满九年的独立董事)，以减少独立董事的数量。但是，控权股东不应该参与二级投票，无论他是董事、执行长还是其他高管。

总之，宁可让被少数投资者信任的独立董事少一些，也不要设置一群奉命行事的工具人。

文章英文版原载于The Business Times

原文标题为Rebuilding trust in independent directors

作者：麦润田，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翻译：李柏慧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