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他义卖瓜子五年筹集18万元，甚至以80元卖儿就是为了

1930年代日军侵占中国，南洋各地组织义卖筹款活动。到南洋谋生的热血小贩郑潮炯（1904-1984）在新马义卖瓜子，甚至卖子救国。这份大爱精神令人感动，厦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为郑潮炯设立塑像，中国华侨出版社为他出版150页精装本《有国才有家》，他的中国故居也改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郑潮炯二儿子郑社心（87岁）有感于新加坡对父亲的记载不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先辈无私奉献的精神。

郑潮炯义卖瓜子筹得18万余元，全数捐给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他义卖时穿的衣服，由各地华侨筹赈会赠予，现存于中国广东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取自《有国才有家》，郑社心提供）

郑潮炯于1904年出生在中国广东新会的贫苦农村家庭。他十多岁便跟随父亲到英属马来西亚北婆罗州山打根（现为沙巴州）打拼，贩卖瓜子、花生和水果。1939年父亲在新会家乡死于日本侵略军乱枪扫射之下，国仇家恨激起他和妻子锺彩合的斗志，全力义卖筹赈。

二战结束后，同乡的酱油商人在1950年代将牛车水万拿街（Banda St）25号店铺和货物廉价卖给郑潮炯，后来他改卖药品兼治奇难杂症。上世纪40至50年代，他也以自己的经历在马国自费举办展览，继续弘扬牺牲小我，奉献大我的精神。

义卖筹得18万元

义卖袋上写着“郑潮炯君义卖瓜子，远走天涯为国效劳”。（取自《有国才有家》）

郑潮炯肩挎义卖袋，背着义卖箱，奔走北婆罗州及其他地方筹款，受到当地媒体关注。1941年他横渡南中国海到新加坡，《南洋商报》同年总吉他在星洲（现称新加坡）的五个月义卖，共筹得4600多叻币。之后他继续北上马来半岛，直至日军入侵新马，义卖才告一段落。

根据《联合晚报》1984年报道，郑潮炯从1937年至1942年初，个人义卖筹得18万余元，全数捐给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这在吃一顿饭只需一两角钱的战前年代，是一笔大数目。

80元卖儿子

1939年底，郑潮炯告诉怀孕四个月的妻子，他把她肚中孩子卖了，换来的80元也已捐出。当时他已育有一女三子，第四名儿子郑社义出生后就立约卖给一名广东华侨商人。

日军投降后他开始寻找儿子，1965年获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信函，终于找到当时已25岁的儿子。郑潮炯夫妇在新加坡生活艰苦，直到1969年才踏上阔别40多年的祖国，并与儿子重逢，从此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曾住金吉路一带

郑潮炯二儿子郑社心翻阅记载父亲一生的《有国才有家》，希望本地相关政府机构也能给予先辈的奉献更多关注。（陈爱薇摄）

1942年初日军南侵，郑潮炯的妻子锺彩合带着四个子女乘船到新加坡寻找丈夫。郑社心回忆道：“当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去筹款，船到了新加坡就有中华民国驻山打根领事馆的人来接我们，在酒店住了一晚后父亲就来带我们走，原来当时他们已经安排好。”

郑潮炯把家人安置在金吉路一带的甘榜。他在南洋一带义卖瓜子救国事迹常见报，日治时期他只能东躲西藏，也曾藏身双林寺一阵子。

郑社心说：“我也很佩服母亲，父亲为国家，母亲为家庭。她在山打根踩三轮车当小贩，后来在马里士他路小店卖酱油，一直都没有埋怨。”2015年，锺彩合以108岁高龄逝世。

子女也热心公益

郑社心（左）向时任总理李光耀介绍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会情况。（郑社心提供）

郑潮炯育有五男三女，从他为儿子取名社群、社心、社明、社义和社立，足见他奉献社会的精神。子女也不负所望，郑社群虽是一名普通工友，仍坚持捐款给本地两所大学。郑社心曾活跃于新加坡印刷业职工联合会，为工友谋福利，也在冈州会馆服务30多年。

郑社心感慨地说：“我们把父亲的许多珍贵遗物捐给中国的博物馆，在当地获得高度关注。希望本地相关机构可以收藏和展示这些遗物，让年轻人知道这一段平民百姓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历史。”

郑潮炯在江门新会的故居2019年改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郑社心（左二）参加了揭牌仪式。（郑社心提供）

图/文：陈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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