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死缅甸女佣的雇主固然有病　冷漠的旁观者也难辞其咎

24岁的缅甸女佣磅艾赫多恩（右）被女雇主盖娅蒂丽虐待致死。（红蚂蚁制图）

作者卢丽珊

死亡，大概不是任何一个外籍女佣来新加坡工作能预想到的下场，但是人为因素致死的威胁和风险却无处不在。

即使极端残暴虐死女佣的事件属于孤立和少数事件，有关当局难道没有丝毫办法杜绝事件的发生？

任何雇主或女佣都有可能成为不得已的主角

在虐待死亡和正常理性对待女佣之间，尚存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恶性对待，或者因雇主的期待值和女佣的表现存在差距而衍生各种的矛盾和压力。而这些负面情绪和情境都可能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演变成下一场悲剧。任何雇主或女佣都可能成为不得已的主角。

近日缅甸女佣被印族母女折磨致死的案件在农历新年期间抢版面，令人咋舌的虐待戏码以近乎超现实之姿，通过鲜活的文字血淋淋的重现我们眼前。

（新明日报）

这惨绝人寰的情节在欢腾的新年期间连环报道兼洗版，更显得我们社会的讽刺和无奈。但是我们真的只能无奈而已吗？

事件发生于2016年，年仅24岁的缅甸籍单亲妈妈磅艾赫多恩在本地工作不到一年，在最后的30天内经历虐打、捆绑、挨饿和的严酷对待，最终不敌暴行以极度消瘦干瘪的躯壳咽下在人间的最后一口气。

施虐的女雇主上周二（2月23日）在高庭承认误杀罪行。

骇人听闻的虐死女佣命案被告盖娅蒂丽（右）面对115项控状，包括误杀、蓄意伤人、刑事恐吓和非法禁锢等。（海峡时报）

接下来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人力部长杨莉明不约而同严正谴责暴行，称之“彻底令人厌恶的兽行”，并表示“（人力部）必须做得更好，避免这类极为恶劣的事件再发生”。

政府宣布从三方面加强现有通过体检的通报制度、与社区和伙伴组织的合作、进一步防范暴力雇主等。如果同声谴责的力度还不够，接下来全国人的看点是法官将如何下判，刑期将如何反映令人发指和蒙羞的反人性行为。

（联合晚报）

严刑峻法抵不过人性的黑暗与丑恶

事件让我回忆2000年开始当记者10年的生涯超过一半时间是写人力线的新闻，虐待女佣当时已时有所闻，多年已过去，令人感慨的是再严厉的法律仍然无法抵得过人性的黑暗和丑恶。

我记得当时颇有感触写过一篇评论，少有的自己给文章打标题：

聘请女佣是现代奴隶制？

忘记当年写什么，文章没被刊登，大概太耸动。事实上，政府、业者和社会人士确实都有努力，努力为外籍女佣创造一个合理的工作框架，给予保护和支援。

（海峡时报）

任何女佣相关课题，我当年和团队都大力挖掘一番，除了出席人力部例常的记者会，两件事情的报道令我印象深刻，从侧面深入了解到外籍女佣在本地的状况。

当年劳资政联合发起第一届最佳雇主和最佳女佣奖。大概曾义愤填膺或热情洋溢的写了不少相关文章，我有幸受邀担任评审团的评审之一，代表媒体。评审团有人力部高级副处长黄秀芳、雇主代表（英语电视剧《成长岁月》知名演员）和女佣代理公司代表，共四、五人。

评审工作相当有意思，我们先前开了几次会议，细阅众多的申请表格并热烈讨论，然后进行初选到浓缩到十个家庭，之后择日在同一天拜访所有的雇主和女佣。虽然只有短短的见一面和访问，却犹如看到新加坡社会的缩影，亲耳亲眼见证各类雇主和女佣的故事。

照顾老雇主的女佣。（海峡时报）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老人深不见底的褥疮是在一位雇主家，他投选女佣细心照顾家中老人。

原来老人已卧病多年，褥疮长了又好，好了又长，一次比一次大，但是女佣脸上没有一丝倦意或不耐烦，对老人呵护备至。雇主还为女佣报名护理课程，甚至为她的未来铺路和设想。

另一户家庭的女佣来自印度，她表示现在的雇主对她很好，她提及刚来新加坡的雇主对她很坏，不但晚上睡厨房冰冷的地板，肚子也从来没有吃饱过。

人力部规定外籍女佣只能在新加坡工作至60岁。嘉雅（Jayawardena Mudiyanselage Sittamma，右二）虽然2016年就达退休年龄，但雇主蔡爱丽（右一）一家却希望她能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嘉雅与蔡爱丽一家相处其乐融融，家中年轻一代和嘉雅的关系也十分亲密，她获雇主提名成为2017年最佳女佣。（联合早报）

其中一个服务十年的菲律宾女佣投选自己的好雇主，她因回国结婚才不得已得离开，这位善良的雇主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

有趣的是，我和陪审团中的人力部官员和女演员也因此结为朋友，可以喝茶、吃饭和见面的朋友。一个记者、一个演员和一个官员，因为外籍女佣结缘而有聊不完的生活话题。

然而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官员2017年在一场离奇的车祸中不幸身亡。我当时早离开报馆，温文尔雅的黄秀芳却一直守着人力部的岗位，兢兢业业到她离世为止。她是外籍女佣协助与技能培训协会（FAST）的创办人之一，为外籍女佣争取福利，解决许多雇佣上的问题。

外籍女佣协助与技能培训协会的女佣学习新技能。（FAST网站）

给予外籍女佣及雇主一个安全网

我们当年首次合作及颁发的最佳女佣和雇主奖也一直延续至今，黄秀芳是功臣之一。从政策上来说，政府能提供的是赏罚分明、条例清晰严明的制度，试图能将漏网的犯罪事件减到最低最低，给予外籍女佣及雇主最大的安全网。

当然，我们也一定会遇到政府也“救“不了的个案，这时志愿福利团体就会挺身而出。

我当时采访这样的机构，写了全版的新闻；重点报道那位放弃令人艳羡的高薪律师工作来救助女佣的“女侠”负责人。一幢老旧洋房改装成为女佣救护所，收容那些因被虐待或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在雇主家工作的个案。

客工福利团体“情义之家”的创办人兼主席陈得心（Bridget Tan）在本地女佣心中，是一名“女侠”和“天使姐姐”。（海峡时报）

当中有逃走的、有适应不良被辞退的，有精神衰弱的、身体不好的、更有一些伤痕累累的，什么国家的人都有，数十个女佣在那儿居住等待法庭宣判、转到其他雇主家，或等待被遣返回国。

我待了半天，看着她们受伤和惊恐的脸孔，听她们的遭遇。她们必须有纪律的生活，负责打扫和煮饭，机构负责人则努力寻找经费和管理及疗愈一些受创的她们。

饭后，她们晚上的余兴节目是在大厅拿着吉他一起唱歌，聊天。她们的歌声听来很是心酸，就算她们试图以很欢快的歌声和琴声来掩饰，至少眼神已经背叛她们。那个片刻也永远被定格下来，我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