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外长维文： “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挑战”

译自法国《费加罗报》

采访-作为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东南亚，新加坡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感到担忧。其外交部长维文·巴拉克里什南（Vivian BALAKRISHNAN）呼吁在这两个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塞巴斯蒂安·法莱蒂（Sébastien Falletti）

新加坡外交部大楼照片

《费加罗报》（LE FIGARO）问：你是否担心中美关系紧张升级?

维文·巴拉克里什南答：我很担心。中美关系是我们都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量。如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挑战远远超过了苏联，即便是在冷战高峰时期。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同样实力的竞争对手。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是，华盛顿和北京将如何能够达成一种新的权宜之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迄今享有的繁荣与和平将受到威胁。即使双方这样做的程度很小，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也将导致增长放缓，从而增加风险。所有这一切都将付出一定代价。所以，这意味着，未来20年将是至关重要的，有着潜在的危险和破坏性。

问：我们应该担心公开的军事冲突吗?

答：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努力面对现实。我很是担心当前的局势与19世纪末局势之间的相似之处。那时，是一个贸易的黄金时代，但也是一个全球化、技术进步、帝国化和严重不平等的时代。当时的英国统治的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在欧洲与新兴大国德国对峙。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人愿意发生冲突。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问：中国是否在试图改变现状?

答：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足以说:“必须调整规则，实现新的力量均衡。”在过去的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其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份额在二战结束可能是40%左右。幸运的是，美国在以一种开明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建立了基于国际法的世界秩序，我们都从中受益，尤其是中国。但是，如果你看看目前的趋势，这个单极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正在走向多极世界。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变化，并着手更新全球规则系统。我们希望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能够进入新的规则系统。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做错了，那么我们将有一个动荡和困难的时期。

问：东南亚已经成为这种新竞争的战场了吗?

答：我不会把东南亚定义为战场，而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舞台。我谨礼貌地提醒两个大国，他们在东南亚都有重大的机会，而且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超过了中国、韩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我还要提醒他们，试图把我们变成附庸国或强迫我们选边站是不明智的。

问：你希望美国在亚洲长期存在吗?

答：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美国坚定地、持久地参与到亚洲的事务中来。即使我们正在向多极世界过渡，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问：你对拜登（Biden）政府有何期待?

答：拜登政府必须制定一个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的合适战略，并探索在东南亚做更多事情的机会，因为东南亚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地区，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至少持续20年,而且将会成为中美两国的重要伙伴。

问：您担心南海的局势紧张吗?

答：新加坡在这些水域没有领土要求，但我们在那里有利益。我们需要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这里有5万亿美元的贸易量。任何感知风险或实际风险的增加都将对我们的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各方应保持密切沟通，并明确真正的红线是什么，以防止冲突的发生。航行自由必不可少。基于国际法解决争端的能力，是全球化赖以生存的基础。

问：中国有可能融入全球体系吗?

答：如果你不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那么中国过去40年来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接受。我们还要尝试遏制和孤立这个巨人吗？我们的意见是，如果中国能被整合在一起会更好。问题是，考虑到中国的分量，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给中国足够的空间，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也没有给中国足够的空间。今天，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远远超过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时的水平。如果你不做这些调整，那么中国就会在这些既定规则之外，以其他不同的方式进行，这就是世界开始出现分歧的时候。如果你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神奇地改变中国经济，然后更神奇地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在无视世界其他国家而在傲慢行动的想法，是很过分的。

问：新加坡从疫情中吸取了什么教训?这是一场全球化危机吗?

答：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趋势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虽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但它正在加速历史。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技术革命，我们正处在数字技术的黄金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可以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媲美，当时的工业革命以社会和政治不平等以及反抗为特征，这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有相似之处。我们正在目睹一场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客煽动的对全球化的抵制，但是，我们有一个长期的政策应对措施，那就是在数字革命时代创造就业和机会。我们的战略是走在这些变革的前沿，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刺激我们的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