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之后完全消失的福州“花屁股”竟是一名英国人命名的

黄渊捷手制乌曹模型船尾彩绘凤凰图案与传统纹饰，是早年闽粤民间典型的“花屁股船”（右图），及百年旧照片里所见在海上航行（右上图）与上海港内停泊（右下图）的附件花屁股船，船尾彩绘凤凰历历在目。

百年前，在泉州晋江的石菌乡，一名23岁的年轻人黄渊捷，随同多次驾船往返泉州与新加坡的父亲，驾驶一艘远洋海船，载货南下，不料到南沙群岛却触礁沉没，脱险回乡。

第二年，他们父子再驾驶一艘“新泰兴”号远洋海船南来，终于成功抵达新加坡。时为1917年，后来黄渊捷又多次驾驶载货帆船往返闽新二地。

1978年老报人故彭松涛访问这位84岁高龄的老船长，留下百年前福建海船南来情况唯一口述历史记录，弥足珍贵（见1978年《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

黄老父子当年驾驶南来的是福建乌槽（艚）船，为明清时期闽粤浙沿海一种远洋中型海船，以形如长槽状，船体涂黑色（闽语乌、黑同音）而得名。

乌槽原为渔船，因坚固实用速度快，是明清时期闽粤生产最多的商用运输货船，明清水师还改装其成为中型战船，如1521年屯门（今香港青山）海战，明军就出动大战船8艘，乌槽船12艘，以200人迎战葡萄牙1000多人巨舰5艘，结果明军获胜。

黄老船长曾驾驶远洋乌槽船来回闽新两地多回，对乌槽船了如指掌，晚年精心制作了一艘他当年首次驾驶南来的“新泰兴”号三桅乌槽船的船模（但改名为“金晋泉”号，代表泉州晋江商船），在本地留存了一件珍贵的历史“证物”。

黄老后来把这艘珍贵船模赠与福建会馆，1986年全国宗乡总会成立后转赠总会。

2019年因参与晋江会馆出版《江河情缘》工作，曾到现场研究黄老用心制作的这艘船模，初见只道是寻常，细看才知不简单。虽非专业制作，却认真讲究，处处一丝不苟，无论船体结构、涂装绘饰、船锚船舵，各式绞车桁架、桅杆装置及帆上索具结悉方式，几乎巨细无遗，令人赞叹。

整艘船模可分五大部分：船型与船体、甲板与首尾緢舵、桅杆与帆装索具、舵楼建筑、涂装绘饰与“脚船”（即船载小艇），均各有可观。

以航行主动力来源的桅杆与帆装索具为例。头桅、主桅和尾桅下均设置专用绞车，操作升降篷帆索具，每面布帆整体与局部的帆索，都各以专业的结系方式，通过滑车，联系甲板上的绞车，化繁为简，互相借力，既方便升降篷帆，也增加速度又节省力度。

这些专业的结系“结构”，使操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确实是具有现场经验者制作的“实用”之作。

布满船体各部位的涂装绘饰，也很精彩，而且都各具文化意义。最精彩的是船尾彩绘，表现出了当年福建民间商用海船有趣的“花屁股”特色。

什么是“花屁股”船？

其实花屁股并不是一种船型，而是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帆船的英国人夏德（G.Worcester，1890—1969）对他所见的福州运木船船尾（艉）彩绘所记述的俗称（英文为the Hua-Pi-Ku or Foochow Pole-Junk）。

夏德1919年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河务督察任内工作了近30年直至退休。因职务之便得以在长江流域记录了243种船型并绘图，编织出中国长江水系传统帆船的经纬。

当时福州运木船常来往上海，成为他所记录的唯一福建海船。

他在1940年出版《长江之帆船与舢板》书中，采用大量的福州运木船照片，并首次记录了他所称的“花屁股船”。

这一首见于其记录的俗称，随其著作流传英美，“花屁股船”的俗称也就不胫而走。

因其著作的影响，有人认为船尾有“花屁股”彩绘者一定就是福建运木船，经过专家学者们多年的调查和研究，确定“花屁股”彩绘并不都是运木船，也有其他运输车，当年中国沿海各地还有不少其他船型拥有“花屁股”的船尾彩绘，并非福建或福州帆船专用。

但这些种类丰富，极具传统艺术特质的“花屁股”帆船彩绘，确是当时中式帆船所独有的时代特征。

许多上世纪前期的旧照片，就常见到花屁股船出现在广东、上海、美国等地。可见这种华丽的画饰为当年时尚。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才完全消失。

黄渊捷的手制船模，船尾除了有红底金字的船名“金晋泉”外，就全部涂满七彩缤纷的彩绘，船舵上正中，描绘海上凤凰展翅，仿佛为航行增加火力（凤凰为火鸟），周围装饰各式传统花饰图案，斑斓多彩，华丽夺目。

这些美丽炫目、各具寓意的彩绘，在枯燥单调又处处风险的海洋上，相信也为船员们增添不少乐趣和信心吧。

这艘满载历史与文化信息的珍贵船模，如今展示于宗乡总会大堂展柜。

只是每天人来人往，日日如常，不知道谁会注意到这艘安静的小木船，具有如此不寻常的历史价值和厚重的文化意义呢？

文：杜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