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博物馆里的油画（作者摄于国家博物馆）

今年是我国建国独立55年，那是一个值得大肆庆祝的日子，这么重要的庆典，一定要在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举行。只可惜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大型的庆祝活动不得不取消，只能举行庄严的袖珍版，不过大草场仍然没失去它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幅美丽的油画

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里，展出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过程的展厅里，有一幅以《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为名的美丽油画。这油画是由约翰·特恩布尔·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于1851年创作的。多亏了新西兰律师费特列·乔治·豪尔·琼斯（Frederick George Hall Jones）的夫人捐赠，我们才有缘欣赏。

汤申原来是一名测量师，后来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总工程师，负责管理劳役的囚犯和各项民事建筑工程。汤申监督的工程非常的多，如修路、建桥、公共建筑物、医院，甚至麦里芝蓄水池和白礁的霍士堡灯塔等。今天，我国还有很多地标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例如汤申路、汤申山、甚至汤申选区，以纪念他的贡献。汤申也是一名自学画家，除了这一幅油画，他还留下不少写实作品，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想像在没有照相机的早期殖民时代，新加坡人民的生活面貌。

解读《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解读大草场油画（作者制图）

我们先来看看这大草场，面向着油画最左边的建筑物（法院）的左斜下角，靠近新加坡河口（不在画里）的位置。那里就是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史丹福·莱佛士和威廉·法夸尔登陆新加坡的地方。这次的登陆开埠，改变了这个岛国的历史和命运。所以这一幅画里的大草场对新加坡来说就具有历史意义了。

英国人在规划城市时，早就把这一片大草场，当成是他们打球休闲的地方。大草场在马来文里是Padang，可能要与人民拉近距离，所以英国人也称之为Padang了。作画时是1851年，而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早已在1826 年“合并”为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首府自1832 年就设在新加坡，总督是威廉·约翰·巴特卫（W J Butterworth）。这幅画里的人、事、物非常的多和有趣，让我们慢慢来解读之。

大草场的旁边有很多欧洲式的建筑物，几乎全都是绘测师哥里门（G D Coleman）设计的，真的可以说是“哥里门建筑一条街”。我们从面向画的右边开始向左漫步，最先遇到的是圣安德烈教堂和阿美尼亚教堂；接着是Takoyee Manuk夫人的家，一般资料都说她是哥里门的情妇。继续向左走看到的是哥里门的房子，是他早期的寝居，后来他的爱尔兰正室就居住在后面的房子。哥里门真的算是左右逢源，享尽齐人之福，可惜英年早逝，49岁就病逝在新加坡。后面的两间是法庭秘书长J D Roberts充当寄宿招待所的房子和三间大气派的建筑物。顺序是海峡行政官Thomas Church，海峡医务官W Montgomerie（蓝色屋顶）和商人James Scott Clark的房子；最后最左边的就是由商人J A Maxwell的房子改装的法院了。

油画的背景是一座山，山上有英国殖民官的官邸，所以也被称为“皇家山”，也就是现在的福康宁山。皇家山虽然高不过48米，不过可以看到来往港口的船只。早期一幅Robert Wilson Wiber（1849年）的水彩画，画的就是从港口的商船看到皇家山的情形。在山上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的旗帜，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已经停泊在港口的讯号，以通知相关的服务人士，所以福康宁山也被称为“升旗山”。

早期的海港水彩画（作者摄于国家美术馆）

我们可以看到大草场上正进行着各种休闲活动，有打板球和踢藤球；有欧洲人乘坐马车、骑马、散步；也有正在闲聊的阿拉伯人和华人商人和家庭，拿着鱼叉的海民家庭（orang laut）以及为这些西方人士服务的佣人、劳工、车夫和守卫士兵。汤申把自己（戴白色高帽）和巴特卫总督和夫人也一起入画。画家通过这幅画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多层阶级且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在英国统治下社会一片和谐、安详，“歌舞升平”的景象。

殖民时代初期的社会

不过油画只是画出了画家心中希望看到的景象和憧憬，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劳工抽鸦片、水手酗酒、抢劫、械斗和暴力罪案频频发生，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展厅油画的旁边也展示了一口名为“里维尔”的铜钟（Revere Bell），是当时美国驻新加坡领事马里士他（J Balestier）的夫人在1843年送给圣安德烈教堂的。她要教堂每晚在8点钟后继续鸣钟5分钟，以提醒在户外的民众晚上不安全，无事快回家。这个鸣钟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874年，到殖民政府的警察制度较健全后才停止，所以可以想像当时社会的混乱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