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妇协会长托马斯：自制定《妇女宪章》以来，新加坡女性权益推进或来到新转折点

新加坡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会长托马斯希望探讨女性平等的政府白皮书会从更深层面探讨根深蒂固的问题，而协会也将制定“民间白皮书”，就妇女面对的看护挑战，职场歧视与骚扰，以及防止性侵三方面提出研究建议。

一场席卷全球的#MeToo反性侵运动之前在本地掀起一些效应，新加坡政府近期也史无前例宣布要在社会根本观念上探讨为女性争取平等。

对成立长达35年的本地组织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来说，新加坡在推进女性权益方面，或许正来到自《妇女宪章》1961年制定后的新转折点。

新加坡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会长托马斯（Margaret Thomas）接受专访时说：“我感到乐观。但同时AWARE作为本地妇女运动的先锋组织之一，在这个重要节点上，我们更需要努力耕耘，确保政府白皮书从更深的层面探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不只是沦为某种宣传活动。”

新加坡政府在从上而下探讨问题的同时，AWARE已着手制定一份“民间白皮书”，就女性在看护方面所面对的挑战、在职场面对的歧视与骚扰，以及防止性侵犯这三方面进行研究，并将列出建议。

托马斯指出，这份报告书预计在明年第一季结束前发表，并将提呈给政府。

庆祝AWARE成立35周年

AWARE本周将举办一系列线上活动，庆祝走过35载。

35年前，当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备受争议的优生学论为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时，一群为此感到愤懑的女性集结起来，由此催生了AWARE这个妇女组织的成立。

作为创始成员之一，今年69岁的托马斯见证了那个重要起始点，但她直到2018年才出任AWARE会长。

她原本抗拒接下领导责任，是因为觉得会务应交由年轻人处理。

随着AWARE近年来逐渐专业化，许多行政责任已交由执行董事处理，会长则负责宏观规划，她才决定接下任务。

“当我们听到尚穆根部长说性别平等应是这个社会的根本观念时，大家都雀跃万分。但我心里另一个念头是：如果政府早一点意识到并承认这点，或许就不会错过正确孕育一代人的机会。”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年9月中启动“女性发展对话”，以了解本地女性面对的挑战，推进社会上两性平等观念。

从这些对话会收集到的反馈也将整理成白皮书，并于明年上半年提呈国会。

近年重点推动 消除职场歧视政策

托马斯说，AWARE近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推动职场歧视的政策改变。

自从去年9月成立职场骚扰与歧视咨询服务，为面对性别歧视的男女职员提供咨询以来，这一年内已接到150通求助电话。

托马斯希望政府在白皮书中，能至少探讨如何从法律着手，加强职场上女性权益的保障。

她认同制定反歧视法不一定是万灵药，但她说，白皮书应当正视妇女在职场上因怀孕，或必须承担无偿看护责任而遭受排挤。

“例如，我们是否能至少加强现有劳资政公平雇佣条例的法律效力？这些条例相当清楚，但许多雇主显然没有遵循。”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包括谈女性从政等课题

托马斯指出，另一个政府可较轻易达成的目标，则是探讨在宪法中加入“保障性别平等”字眼，在象征意义上予以女性权益更高的重视。

“这将能成为重要的参照点。此外，我们也希望不论国籍，任何女性在新加坡都不会被边缘化。”

2009年，AWARE曾因一群来自某教会的妇女企图夺权而发生领导纷争。

走过35载的AWARE目前在整理和归档历史文件，筹备推出新的播客系列，以AWARE的视角讲述与诠释这起事件。

AWARE的35周年庆主题为“爱与愤怒”，一系列付费活动本月25日至29日在线上举行，有兴趣者可上网aware.org.sg/awarefest/了解详情。

组织本周五将举办一场论坛，探讨女性从政所面对的挑战，邀请到人民行动党议员陈浍敏与工人党议员何廷儒等人参与。

妇女处理遇性侵意识提升但举报机制仍不完善

互联网开拓女性议题讨论的新空间，#MeToo这项全球运动的火焰延烧至亚洲后，也让本地女性意识到若遇到性骚扰或性侵害，应挺身举报。

自2017年底#MeToo话题在社交媒体引爆连环效应后，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性侵犯关怀中心处理的案件短时间内大幅激增。

例如，中心在那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案件数量较往年同季度上升79%。

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女生马芸在网上爆出在校内洗澡遭男学生偷拍的事件，也带动社交媒体上舆论风向的转移。

AWARE相信，这也启发更多过去有同样遭遇的女生主动寻求援助；性侵犯关怀中心过去两年平均每年得处理多达800起案件。

频密的媒体报道唤醒社会大众对性侵等相关案件的关注，但AWARE会长托马斯留意到，近期一些事件也揭露，在应对性侵案件的举报时，不论是在职场或校园，许多制度仍不完善，一些规范也没有确立。

例如，在最近一起案件中，国大香灰莉木学院前非住校教员费南多（Jeremy Fernando）因对学生做出性相关不当行为而被解雇，两名投诉的女大学生虽不愿报警，国大后来为履行法律义务仍将事件交由警方处理。

托马斯说，国大或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强制报案条款做出判断，但许多机构目前却不遵循这做法。

“例如，在一些组织内，即使发现职员有性相关不当行为，事件也不一定会提升到刑事案的层级处理。”

她说：“做法非常不一致。而当性侵案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受害人觉得自身权益不获保障时，更不愿举报。我们不应该让受害人因为对制度没有信心而却步，选择沉默。”

当性侵案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受害人觉得自身权益不获保障时，更不愿举报。

我们不应该让受害人因为对制度没有信心而却步，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