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时期日军慕名而来,带着米粮向这位先驱书法家拜师学艺
大坡余东璇街屹立著两栋中西合璧的老建筑——裕华国货和大华戏院。裕华国货前身为南天大酒店,大华戏院则为天演大舞台。两座建筑物原来的招牌都出自星洲三大书法家之一谭恒甫,如今大华戏院外墙上“天演大舞台”五个魏碑体风格的大字以瓷砖复制,其中“演”字是少了一点的。书法家都有创字凸显特色的习惯,谭恒甫也不例外。
谭恒甫摄于1949年。
因介绍过这幅招牌墨宝,结识谭恒甫的孙女谭淑瑜,拜访谭家,除了近距离见识书法家真迹,也听谭淑瑜(68岁)和姐姐谭淑仪(70岁)为我们追述一个消失的时代。
谭恒甫的二女儿(左)和三女儿的合照。
创办私塾“有恒学校”
对于祖父的事迹,谭氏姐妹主要是通过二姑谭惠明和父亲谭宝坤生前的口述。
谭恒甫乃晚清秀才,祖籍广东新会天河南边村,对古文和书法造诣深厚,不论招牌上的楷体,或是瘦劲挺拔的篆,都独出己意。
谭恒甫曾应国民党邀约,在广州政府机关担任秘书,不过他偏好教书弄墨,对官职兴趣不大,没多久便辞官,在广州开“补习所”教导男女学生习字。
孙中山逝世后,谭恒甫担心民国政府中止方言教学,也挂念来到新加坡后音讯全无的大儿子。跟同乡梁启超商议后,决定变卖家产,一家八口来新加坡。
根据《南洋商报》刊登的《粤省书家抵叻》(1927年8月2日),57岁的谭恒甫于该年来新加坡,在大门楼(Club Street)的养正学校教导书法,由于工作清闲,决定另外开班授徒。
谭恒甫初抵新加坡,跟家人在养正学校合影。
谭恒甫租下长泰街(Upper Hokkien Street)长泰庙右侧门牌17号的店屋,三楼是家人安身之所,二楼是他创建的有恒学校,一楼则出租给人做货仓。有恒学校教导“字学”,也就是古文和书法,谭恒甫和二女儿谭惠明分别执教高年级与低年级。
当时大坡有数十家私塾,教书先生满腹经纶,只惜生不逢时,面对动荡的中国局势,移民到新加坡安贫乐道,诲人子弟。有恒学校的学费比较高昂,但附近居民还是慕名将孩子送来。久而久之,街坊习惯称有恒为“谭恒甫”,校名都差点给忘了。
谭恒甫于1954年初逝世,私塾跟着关闭。谭家搬到二楼,将三楼分割成多个小房间出租,一楼改为海屿郊,也就是早年的海产店。随着市区重建,老地方改头换面,成为现在的芳林熟食中心。谭家于1960年代末跟街坊道别,搬迁到刚完工的第一批大巴窑组屋。
日文官有意拜师
过去牛车水商家近水楼台,请谭恒甫挥毫献墨,招牌大字每个一元,颂词二元,条幅三元(《南洋商报》1928年6月4日),名家真迹压阵的金字招牌悬挂大门上,为店铺生色不少。随着老店一家家地消失,老书法家的牌匾亦几乎绝迹,笔者最近才在三巴旺山住宅区(Sembawang Hills Estate)无意中发现谭恒甫的墨宝“顺发”。当然,显眼的“天演大舞台”最能让人缅怀前辈的风采。
谭恒甫的学生包括现代书法家徐祖燊(95岁)和曾守荫(81岁),他们的墨宝在广惠肇碧山亭、番禺会馆、南洋孔教会和精武体育会等展示。
谭氏姐妹表示,祖父对于 “卖字”挺不自在,他认为书法怡情养性,不应当作商品来交易。无奈现实逼人,只好卖字求温饱。
她们还听长辈说日军占领时期,邻居带领着一群日本军官咚咚咚地操上有恒学校,大家都以为老先生此命休矣。原来日本文官久仰谭恒甫大名,有意拜师学艺。文官登门习字的时候,顺便捎来米粮食物,由谭家分派给街坊。长泰街有军政府关照,街坊的日子自然好过多了。
古书教英文
谭氏姐妹温文儒雅,让人联想到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的电影情节,或许这就是传统的家教。入门的对联“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晚清秀才的人生观融入其中。
谭恒甫的对联“不因果报勤修德 岂为功名始读书”与《满江红》词。
谭氏姐妹自小背诵三字经,古书教导做人处事之道,是当代教学欠缺的。谭淑瑜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的墨宝“君子九思”,在二姑的熏陶下背得滚瓜烂熟:“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九思也是父亲谭宝坤用来教导孩子用的,犯错的时候就用其中一思来训话,潜移默化下,九思已经成为人生的座右铭。姐姐谭淑仪则较喜欢“敏事慎言”,做人要多做实事,不乱说话。
谭恒甫的《君子九思》。
谭宝坤跟建国总理李光耀是同时期在莱佛士书院念书的校友。谭恒甫认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可以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决定让儿子读英校。
1948年谭宝坤成亲的时候,婚礼安排在冈州会馆。结婚证书上除了新人,还有双方的主婚人、介绍人和证婚人,让我们回顾妇女宪章尚未成型的年代,社团倡导的文明婚姻已率先开启一夫一妻,白头偕老的先河。
谭恒甫古书以中文拼音教英文。
谭氏姐妹保存着祖父的“子曰”古书和多幅书法。原来当年的古书还教英文,譬如日出(Sun rise)为“生而哀唉史”,下午(Afternoon)为“矮夫脱侬痕”。墨宝都由父亲精心镶制,选用的材料、框架、颜色一丝不苟,对谭恒甫的尊崇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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