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新加坡”的缔造者——保罗·卡加梅

卢旺达，一个平平无奇的非洲小国，但《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让我们牢记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段悲惨历史，谁都不曾想到在这短短一百天内有百万人丧命，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野蛮落后的非洲国家，却在日后建立了一个清廉且有前途的政府，在统计了180个国家（地区）的2022年清廉指数中卢旺达排名52，这在战乱频繁的非洲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她的缔造者则是结束1994年那场冲突的保罗·卡加梅。

保罗·卡加梅

一、难民出身

卢旺达最早的居民是特瓦人，后来班图人迁入该地逐步形成主体民族，随着一个部落成为统治阶级，班图人内部根据阶级又分为图西族和胡图族，19世纪末图西族国王规定图西族人拥有特权，胡图族人只能服务于图西族人，从这时开始两族剥离关系，而殖民者和图西族的相互利用又将此合法化，1935年比利时殖民者采用身份证更是将各族区分开来，本来同种同源的两个民族就这样彻底分离，这就导致日后阶级矛盾兼有民族矛盾。当然完全的阶级固化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到达卢旺达曾经“高高在上”的传统天主教士被年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神职人员取代，本着“阶级情谊”他们给了胡图族以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流动性，透过经济援助和神学院他们造就了一批胡图族精英，而这些人在接收到“境外思想”后立马有了反抗思想，并在族内广泛传播。

逃至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

1959年两族矛盾演变为流血冲突，占人口大部分的胡图族人自然是占优一方，冲突也演变为单方面屠杀，有2万图西族人遇难，不幸的是刚刚年满2岁的卡加梅正是图西族，最糟糕的是他还有王室血统，所以他的家被烧了，于是他和10万余图西族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踏上逃生之路。逃亡过程中，他一度遇到危险，但一个叫祖拉·卡鲁辛比的女巫医取下自己的串珠绑到卡加梅的头发上，并让其母亲掩抱着他以看起来像女孩，当时的胡图族人并未像数十年后一样无差别屠杀，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男人，所以这一作法挽救了他的生命，并抵达卢旺达和乌干达边境的难民营生存下来，最终于两年后定居于乌干达境内的难民营。

“巫医”祖拉·卡鲁辛比（1925-2018），1994年屠杀中再次拯救100人

虽说人在难民营，但他毕竟出生于“高贵”血统，所以卡加梅的家人非常重视他的教育，在小学他学会了英语，后来更以当地最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并就读于英国人在乌干达成立的男子寄宿中学恩塔勒学校，然而父亲的离世和好友弗雷德·鲁维吉耶的失踪导致其情绪低落和成绩下滑，并经常与歧视他难民身份的乌干达同学打架，最终被勒令退学，转学后的他最终以普通的成绩毕业，但至少完成了学业，这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恩塔勒学校

二、加入义军

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高压统治开始动摇该国的政局，而与其矛盾重重的坦桑尼亚也支持乌干达的反抗势力，就在卡加梅毕业的这一年，与其失散多年的好友鲁维吉耶马经乌干达朋友介绍下加入了总部位于坦桑尼亚的乌干达反抗组织乌干达救国阵线，并且还在不久参与到莫桑比克独立战争中，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79年鲁维吉耶马加入乌干达全国解放军，随坦桑尼亚军队攻入乌干达推翻阿明的政权，更是成为过渡政府的一员，“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时卡加梅与鲁维吉耶马再次相见（1978年见过一次）的时候身份已千差万别，但是鲁维吉耶马很讲义气，“跟我干吧”，于是卡加梅带着一帮难民弟兄入伙了，而他也得以去到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到先进的军事知识。

弗雷德·鲁维吉耶马

“乌干达国父”米尔顿·奥博特成为总统后该国面临重大危机，一方面通货膨胀引起城市工薪阶层的不满，另一方面还有阿明的残余武装在捣乱，同时还面临鲁维吉耶马在军中的老领导约韦里·穆塞韦尼等反对派对他领导的不服。奥博特采取监禁和处决的方式对付反对派，最终穆塞韦尼等人再次扯旗造反，于是卢旺达难民们在鲁维吉耶马和卡加梅的带领下加入造反队伍，图西族人期望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也是他们入伙的动机，而这场战争被称为“丛林战争”。战争中卡加梅负责情报工作，卡加梅利用他的敏锐和精明收集有关地形、敌人和村民的信息，而穆塞韦尼运用这些情报进行游击战。

约韦里·穆塞韦尼

穆塞韦尼的人民抵抗军（PRA）主要采取游击战对付奥博特，但奥博特拥有三万大军且有国际支持，后者从英国获取了一些雇佣军，并且朝鲜还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政府军，PRA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而与另一支反对派组成“全国抵抗运动”(NRM)，其军队为“全国抵抗军”(NRA)，NRA初期曾得到企图称霸非洲的卡扎菲支持，但后来NRA不愿任后者摆布而失去支持。1982年11月包括PRA在内的各派武装组成“乌干达人民阵线”(UPF)，政府军为对付UPF开展大规模扫荡行动，数万平民死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政府发生内讧，奥博特被政变下台，而叛军也于次年成功夺权，据统计奥博特政权在这场战争中杀死了30万人。

乌干达“丛林战争”

战争结束后，鲁维吉耶马被任命为军事地位仅次于穆塞韦尼的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军副总司令，卡加梅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代理局长，除此之外由于许多卢旺达人战时加入NRA，所以军官中也有许多卢旺达人，战争也为卡加梅等人提供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为感谢卢旺达难民对革命的贡献，穆塞韦尼宣布卢旺达难民在十年后有权获得公民身份。然而卡加梅等人终究是卢旺达人，他们一直梦想着重返家园，早在1979年卢旺达难民就组成了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许多从乌干达军队退伍的卢旺达人在丛林战争后加入该组织，并将其改造为具有军事性质的团体“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恰好1989年鲁维吉耶马和卡加梅因被乌干达人警惕而被降级，于是两个人利用自身在军中的影响力分别成为FPR的正副主席，这时的卢旺达难民也有了自己的军队和领袖。

卢旺达爱国阵线标志

三、强势回归

卢旺达人在取得独立后政权由胡图族人把持，但在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主政下，种族冲突并不严重，但在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满他的独裁统治，其统治岌岌可危，而这时的乌干达卢旺达难民也因与当地人矛盾重重面临被驱逐的可能，于是卢旺达难民急需寻找出路，而重返家园便是他们的目标。1990年RPF开始谋划进攻卢旺达，穆塞韦尼为了不刺激哈比亚利马纳而再次将卡加梅送往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但该年10月四千名RPF军队在鲁维吉耶马的率领下攻入卢旺达，并往南推进了60公里，只不过卢旺达政府在“非洲宪兵”法军的帮助下守住了重地，而鲁维吉耶马本人也阵亡，霎时间FPR群龙无首撤回乌干达。这场战斗RPF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反而刺激了该国的胡图族人，数百名图西族被杀，八千名图西族政治人物被捕。

卡加梅听到鲁维吉耶马阵亡的消息立马返回乌干达，此时的FPR仅剩两千余人且士气低落，于是卡加梅通过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给予卢旺达政府军巨大伤亡，同时在边境高山崎岖的维龙加山脉开辟根据地，在这里他严整纪律，强奸、谋杀等罪行会被判处死刑，从而获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但是RPF依然面临缺衣少食的问题，对此卡加梅利用曾在乌干达军中的战友情谊获得了武器弹药，并且还透过各种途径获得图西族人的捐款，这些捐款虽然不多，但卡加梅以俭朴的生活作风和严格的财务纪律获得人们的尊敬，为了开源节流，卡加梅还任命女性阿洛伊西娅·伊云巴为财务专员，她在非洲、欧洲和北美的每个卢旺达社区建立了筹款小组，其论调为“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做出贡献，哪怕只是为FPR士兵编织毛毯”，就这样她为卡加梅筹集到了许多宝贵的资金。

阿洛伊西娅·伊云巴

卡加梅除了在军中立下了他的“三大纪律”，还懂得搞“统一战线”。RPF的主席在鲁维吉耶马阵亡后并不是由卡加梅本人接替，而是胡图族的亚历克西·卡尼亚伦圭，此前他本是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中的二号人物，但后来两者闹掰后在1980年逃至坦桑尼亚，RPF看中其影响力而在1990年任命其为FPR的副主席，鲁维吉耶马死后同为副主席的卡加梅最有可能成为主席，但卡加梅并不在乎，而是将卡尼亚伦圭推上主席一职。除此之外卡加梅还积极与国内胡图族反对派联系，胡图族的塞斯·森达宗加曾是卢旺达的学生领袖，后不满独裁统治远走他国，1992年森达宗加加入RPF，担任RPF和该国反对派的联络员，这些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胡图族人的敌视，表明了RPF并不是一个以族群标记的团体，而是一个反对独裁的团结势力。

亚历克西·卡尼亚伦圭

1991年，在一切准备就绪后FPR向卢旺达发动大规模袭击，1月RPF一度占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家族所在的卢旺达北部城市鲁亨盖里，这给对方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慑，在短暂占领后RPF撤回边境继续打游击，透过占领关键城镇到1991年底RPF控制了卢旺达5%的领土，并在一个废弃的茶厂设立了新总部。这些行动再次激怒了胡图族极端分子，多达一千名图西族惨遭杀害，但也并非没有收获，哈比亚利马纳的统治受到动摇，此前在国内外压力下该国开放党禁后许多反对派团体纷纷成立，1992年哈比亚利马纳迫于反对派压力同意与RPF和谈，然而谈判各方互不信任，胡图族激进派故意制造事端屠杀图西族平民，最终谈判破裂，在六个月的短暂停火后，1993年2月卡加梅宣布恢复攻势。

内战中的卡加梅

虽然卢旺达军队在法国协助下扩充到3万人，但多为新兵且纪律较差，打仗不行欺负百姓在行，于是纪律良好的RPF军队势如破竹，直逼距离首都基加利已不足30公里，就在下属们鼓动趁势占领首都之时，卡加梅显示了一个合格政治家的手腕。卡加梅知道占领首都容易，但大部分胡图族人并不信任他，简单的夺取政权必会遭到国人的敌视，同时贸然的推翻一个在当时国际上还是合法的政权也可能会遭来国际社会的压力，于是卡加梅停止进攻并恢复和谈，哈比亚利马纳迫于军事压力和对胡图极端派的势威也决定妥协，最终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将卢旺达军队改造为两族军官各五成的结构，同时还有一千名RPF军人被派往首都。

内战中的卡加梅

就在和平的曙光升起的时候，胡图极端派开始恐惧于失去权力而谋划事端，1994年4月哈比亚利马纳和同为胡图族的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乘坐飞机时被“不明武装”击落而身亡，胡图族极端分子乘势杀掉胡图族温和派夺取政权，然后在各地展开针对图西族人的屠杀。卡加梅于是再次恢复进攻，期间联合国虽呼吁停火，但国际社会的不作为导致大量平民被杀，法国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向卢旺达军队提供子弹，而胡图族平民则利用国际贸易获得的东方农业砍刀砸向图西族，所以RPF为了拯救平民才不管那种不负责的道德呼吁，卡加梅仅用三个月时间便基本占领全境，只是解放速度根本赶不上屠杀速度，超过100万人在种族灭绝中丧生。

战争中的施暴者

四、民族和解

战争结束后，卡加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他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种族隔阂，当时有200万胡图族人害怕新政府建立后会报复他们而逃离该国，客观来说由于RPF后期招募的兵源由于纪律较差而发生了屠杀胡图族人的事情，于是大量胡图族人逃离到刚果建立难民营，并成立武装频频对卢旺达发动袭击，此时两族的境遇可谓颠倒过来。对此卡加梅进行军事镇压，他派出军队攻击刚果的胡图族难民营，后来干脆扶持刚果的反政府武装发动第一次刚果战争，推翻支持胡图族武装的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只不过战争的性质慢慢变味了，参与第一次刚果战争的卢旺达军队赖着不走了，于是刚果新政府与卢旺达军队爆发冲突，第二次刚果战争爆发，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当然两场战争确实削弱了胡图武装的力量并让卢旺达获益，只不过很不地道的把死亡的悲剧转移给其他国家。

刚果叛军

RPF还采取司法手段，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估计有100万人曾参与屠杀，可司法人员的缺乏导致在屠杀后仅逮捕了13万人，但面对这种集体犯罪PRF并未像某些国家一样以“历史原因”回避而导致许多罪犯逍遥法外，所以依靠传统村落的噶查查特殊法庭协助审理了上百万起案件。当然司法手段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求和解，所以政府逮捕的13万人中仅数十人被处决，大部分人都被陆续释放，而噶查查特殊法庭虽然缺乏专业人员而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但它确保了肇事者被绳之以法，也为犯罪者有机会向社区坦白和忏悔而与受害者达成和解，最终判决视情况而定，罪大恶极的会被交给政府监禁，鉴于监狱的承受力所以大部分人以财产赔偿和社区服务的形式戴罪，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噶查查特殊法庭现在已失去许多职能，但依然存在，以防有罪不罚的现象。

噶查查特殊法庭审理现场

单纯的强硬手段肯定不能化解民族问题，所以卡加梅发挥政治手段。夺取政权后的卡加梅虽早是RPF党魁并手握大权，但未贪恋“总统”这一名号，而是交由胡图族人巴斯德·比齐蒙古担任，比齐蒙古年轻时与胡图族激进派有联系，后来还在哈比亚利马纳政权中任高官，只不过在军中任职的兄弟被暗杀后，比齐蒙古才在1990年投靠RPF，所以卡加梅并不一定信任比齐蒙古，但明白由一个有“黑历史”的胡图人当国家元首的“广告”作用。除此之外，卢旺达政府后来还允许前政府军处于加入军队，并在1996年发放了没有显示族裔的新国民身份证，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国内再也无人支持境外的胡图叛军，2003年更是发布宪法禁止任何团体以种族问题为旗号，此后不久该国再无出现种族冲突的情况。

巴斯德·比齐蒙古

五、清廉国度

民族问题解决后，便是如何建设这个残破之国。卢旺达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内陆小国、自然资源匮乏、贸易路线漫长的国家，于是卡加梅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新加坡、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书籍，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依靠强有力的领导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成功摆脱了贫困，同时自然资源丰富的邻国刚果因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造成该国破败不堪，因此卡加梅意识到纪律的重要性。

比齐蒙古和卡加梅

于是在卡加梅上台后（2000年）便以身作则。其每天花12个小时处理国家事务和陪伴家人，并花上四小时阅读政经类书籍，睡眠时间仅四小时，当然这种“张朝阳式睡眠”的说法来自于他，但他的清廉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发现他的姐姐仅经营一家小牛奶场，而另一个亲戚则在机场经营一个纪念品摊位，并且外界还看到该国的矿业收入并未像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存入瑞士或伦敦的银行（私人账户），而是直接用于卢旺达的军事和经济建设中。正是卡加梅的带头作用才能令手下信服于铁的纪律，政府雇员被要求在早上7点前到达他们的办公桌前，且如果他们业绩不达标便会被解雇。

2000年7月卡加梅在国家体育馆向公众发言

卢旺达反腐的一大亮点还有营造氛围。其不仅限于一般宣传，还在于公布腐败者的私人信息，卢旺达制定了一套腐败分子的“黑名单”，反腐机关必须每季度在其网站和报纸上公布该名单，上面除了个人信息及判决外，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姓名和居住地，以确保社区能够了解他们的腐败行为，并且在打击腐败的时候往往喜欢采取公开逮捕的形式并用媒体广泛报导，除此之外卢旺达还经常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对有关单位进行审计。这些作法主要的目的在于羞辱腐败分子，正是这种作法将该国公民的观念从“为亲戚谋利是天经地义”转变为“他们在偷我们用于建设学校的钱”。

2009年卡加梅会见曼德拉

卢旺达还通过改革来减少腐败土壤，改革的内容主要为推动市场化和简政放权，市场化可以减少官僚对资源的掌握，例如采用浮动汇率让官员不能提前掌握信息来争取差价，而简政放权可以减少剥削环节，例如企业注册程序从九项减至两项。仅靠领导人的魅力和环境维持清廉是不够的，制度保障才是根本。2003年设立申诉专员，主要任务是以审计手段分析和减少国家的腐败风险，地方长官的绩效与申诉专员的报告挂钩，并且2006年《财富申报法》出台要求所有公务员（包括总统）每年6月都要向申诉专员申报个人财产，不报或少报随时都有可能被扣薪或停职，对于收礼这块则规定价值超过5万卢旺达法郎（312元人民币）需申报，价值超过10万的视为受贿。

2004-2018年未申报资产的官员人数（蓝）、被制裁的人数（橙）和核实的申报人数（灰）

公民的参与也是反腐的一大重点，申诉专员审理的案件中有80%来自公民投诉，举报人保护法更是于2012年出台，并于2017年更新，以保护举报人免受报复、歧视和纪律处分。当然申诉专员的主要业务是在于预防腐败，为此卢旺达设立了调查局配合申诉专员，该机构具有窃听、安插线人，总之卢旺达通过领导人的定力、“健康土壤”的培养以及独立的监察机构让该国的清廉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特别是财产申报这种“壮士断腕”的举动有效预防了腐败，因此卢旺达的清廉指数排名甚至超越某些经济强国。

2021年清廉指数排名

六、希望之国

讲究纪律和清廉都是为了经济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屠杀后该国的经济崩溃了，因此在重建初期需依靠外国援助，由于愤恨于法国在屠杀中的作用，所以卢旺达平息屠杀后的援助主要来自英语系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未能干预屠杀的“赎罪心理”（改善国际形象）而成为主要援助国，但是卡加梅并没有就此选择躺平，而是通过与国内各方在2000年商讨出一套发展计划——“2020年宏愿”。该计划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一个以知识型为基础的中等收入国家，从而减少卢旺达对外援的依赖，主要方向为建立善政和强有力的国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推动私有化、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现代农业和畜牧业，内容包括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和科学技术等。

2020年宏愿

由于卢旺达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其积极招商引资，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卢旺达需解决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最优先的是涉及民生的用水、用电。2005年该国只有55%的人口可以获得清洁的水源，于是政府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私营部门改善供水设施，并于2001年成立公用事业监管局(RURA)监管项目，为减轻贫困家庭的压力部分贫困家庭还可免费用水，政府为改善供水设施还从世界银行、非洲银行、欧盟等国际组织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到了2008年使用干净水源的人口已提高到73%；电力方面卢旺达此前主要依靠的水力发电由于降水量减少而受限，于是政府一方面在主要流域禁止畜牧来恢复生态，同时与世界银行合作获得资金铺设廉价的电力设施（例如部分金属材质换成木质），2020年的通电率为46.6%（08年为6%）。

基加利的运水车

有电有水还要有人，为了提高人口质量，卢旺达下了大功夫。可能是流亡的经历让卡加梅非常重视教育，2001年卢旺达就拿出用于公共教育的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五分之一，就算是后来有所下降，卢旺达对于教育方面的开支一直保持占总开支的10%以上，所以该国的义务教育从九年变为十二年，而男女生的初等入学率均高于95%；除了教育上，卢旺达也拿出支出中的10%左右用于公共卫生，主要用于培养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同时医保覆盖率达96%，个人需每年缴纳2-8美元，而看病通常仅需几十美分，在此努力下孕产妇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每10万人中的一千余人降至2017年的248人，人口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47岁增至2020年的67岁，人口数量也从2000年的800万增至2020年的1300万，可谓硕果累累。

卢旺达的医保卡（照片 ：帕诺斯图片社/Andrew Esiebo）

所谓妇女可顶半边天，与其他重男轻女的非洲国家不同，卡加梅积极推动妇女权益，由于在大屠杀中有数十万妇女遭到侵犯，所以卡加梅认为必须要补偿卢旺达的女性，所以该国的女性初中入学率甚至略高于男性，除此之外卢旺达的妇女还在该国的政坛中有一席之地。卢旺达众议院中的两成席位被指定为妇女议席，而战争后女多男少的情况也让许多女性得以选为议员，最终该国议会的女性比例高达六成以上，为世界上议会女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且许多重要职务也由女性担任，卢旺达的招商部门发展委员会（RDB）的主要负责人克莱尔·阿卡曼齐就是女性，专门负责招商、企业注册等事宜，而该国的营商环境在非洲排名第二，该国的创业成本也比其他低收入国家要低五倍以上，也正是如此许多国家才愿意去援助这种把钱用在实际的国家，星巴克便是美国援助该国的一大重要合作商。

克莱尔·阿卡曼齐

卢旺达是农业之国，像前面提到的咖啡便是一大重要产业，但卢旺达意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性，而之前恢复生态的举措维护了旅游所需的自然资源，山地大猩猩便是卢旺达的旅游热点。为了提高旅游环境质量，卢旺达整顿市容，根据规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的社区清理活动，不参与者罚款近6美元，包括总统和其他公务员也参与活动，并且还颁布禁塑令，同时花费数千万美元改善城市交通。得益于此卢旺达成为非洲最干净的国家之一，旅游业也成为该国增长速度较快的产业，第三产业在该国经济所占比重也有所增加，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89%降至2021年的55%，服务业就业人口则从8%提升至27%。

1994年和如今的基加利市中心对比

当然RDB负责人克莱尔曾说过交通是制约该国商业的一大问题，这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修路上自然需要依靠外界的帮扶，基建狂魔中国必不能缺席。卡加梅对中国的援助评价颇高，虽然美国等国是卢旺达的主要援助国，可一旦卡加梅“不乖”的时候便可能减少援助，例如美国曾就卢旺达支持刚果境内的叛军一事削减过援卢军费，所以不带附加条件的中援受到卡加梅欢迎，据统计卢国沥青道路的七成以（1200公里）上为中国所建，而“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将双方的合作继续推动下去。

走着“熟悉步伐”的卢旺达军队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卢旺达“2020年宏愿”的验收之年，然而一场疫情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但这也掩不住该国20年建设的成绩，我们从数据看看指标要求和2020年的实际数据：

GDP年均增长率11.5%，实际为7%；人均GDP1240，实际800；工业增长率14%，实际9%；私营部门占GDP30%，实际25%；国民储蓄占GDP20%，实际12%；农业增长率8.5%，实际6%；人口数量的要求为1300万，实际1315万；识字率要求100%，实际73%；预期寿命55岁，实际67岁；妇女生育率降至4.5，实际3.9；婴儿死亡率50/1000，实际37/1000；产妇死亡率200/10万，实际259/10万；儿童营养不良率10%，实际7.7%；人口出生率降至2.2%，实际2.4%；初等教育入学率100%，实际接近100%；中等教育入学率100%，实际40%以上；中等教育升学率80%，实际40%未知；教师合格率100%，实际80%；技培机构106，实际未知；高等教育入学率6%，实际7%；高等教育入学男女性别比1:1，实际6:8；艾滋病感染力降至8%，实际2.5%……

卢旺达女性

由于共有48项指标，所以在此也不一一列举，但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指标已经或者超额完成，而未完成的也大都基本完成，因此“2020年宏愿”可以说较为成功。卢旺达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卡加梅的稳定执政，但也因此而常遭西方诟病，光明中总有黑暗，政敌的被捕和离奇死亡偶有发生，例如《卢旺达饭店》主角原型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就被捕。客观来说西方的制度确实先进，但有些国家“虚不受补”而难以适应这种“好东西”，一些非洲国家把现代政党竞争玩成部落竞争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有时宁可要一个严厉果断的“师长”也好过一个“仁慈”但腐败懦弱的“班委会”，可一旦没有制衡又容易滋生独夫民贼，这也是非洲人民难以直接跨越的历史怪圈。

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左）和电影剧照（右）

因此总的来说一些未经历过现代政治的非洲国家在建设前期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去稳定局面，但历史的无奈也只能祈祷这个人是个贤君，而卡加梅就是卢旺达的贤君，可以肯定在经历过种族屠杀的卢旺达没有人能做的比他更好的了，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国度里带领大伙走出阴霾并朝向光明的特殊时段确实需要非正常方法，况且卡加梅的手腕总的来说是非暴力的，而他本人的操行也是全球许多同行无法达到的，因此卢旺达人民是幸运的。2020年已经过去，雄心勃勃的卡加梅出台了《2050宏愿》，从而把改革的道路推至一个新高度，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个曾经悲惨的国度走向繁荣。

卡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