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化，30年经验总结
回顾的新加坡发展，一个小渔村在短时间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它既有繁华现代的金融中心，又有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不同的城市面貌和谐共存，形成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特色城市。
在这种快速发展的节奏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城市发展和保护建筑遗产的关系？跟小编一起来看看新加坡遗产保护30多年的做法与经验总结。
参考资料：《30 years of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since 1989 - 30 personal reflections and stories》
https://www.readkong.com/page/30-years-of-conservation-in-singapore-since-1989-6582147
萌芽：为什么要保护 | 1960～1970s
上世纪60年代，在新加坡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拆除没有保留价值的老建筑，以腾出空间建设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但部分有识之士看到了保护建筑遗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必须务实、谨慎地选择和保留部分历史建筑，让这些建筑在新时代产生新用途，继续为新加坡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1989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正式制定了保护计划，规划保留了克拉码头、唐人街、驳船码头、甘榜格南、凯恩希尔、翡翠山、和小印度等地区的3200多栋建筑，正式拉开了第一阶段的大规模保护的序幕。
那个年代，城市中心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住房严重短缺，四分之三的人都挤在狭小的市区，许多家庭共用一间店屋。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不足，无法建设新的办公空间来满足就业，原本可用于商业发展的土地，被衰败成了贫民窟的店屋占用。这些问题让“城市更新”的需求迫在眉睫。
▲1974年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
这一时期，更新工作的重点在于清理贫民窟、开发住房和全面重建中部地区，目标是将这座城市转变为现代商业、金融和旅游中心。在更新工作前期，规划人员、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就已开始关注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联合国小组提议规划保护唐人街
©《联合国城市更新与发展项目报告》1971年
▲Erik Lorange在1962年的报告中提出：
在中部地区进行城市更新时，首先要改造的是N1
（甘榜格南的一部分）和S1（唐人街的一部分）地区
©Lorange Report 1962年
▲1980年代修复前后的尼尔路9号立面
▲1970年代唐人街部分区域俯视图
奠基：要发展也要保护 | 1980s
1980年代，新加坡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提出保护措施，中部地区也从传统的混合型城市核心演变为现代化的商业枢纽。这一阶段，通过在滨海湾大规模地填海造地，既保持了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完整无缺，又提供了足够的土地支持中央商务区的扩张。很好地解决了基本的城市问题，也减轻了重建的压力。
由于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依赖旅游业，新增了许多对历史街区的基础旅游设施的需求。城市更新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提高建设质量和保留城市独特环境上。随着出行的增长，对保留这座城市遗产和个性的意识和需求也越来越强。
▲填海造陆过程的演变
▲第一阶段的填海造陆围绕“滨海南部”和“滨海中心”
主要是支持东海岸公园大道（ECP）的建设
| 1985年：中央区域结构规划
重点关注中央区域的建筑质量，并在建筑集约化、城市绿地和历史街区的空间规划上取得平衡，为甘榜格南、小印度和唐人街的所有地区提供了保护名额。
| 1986年：旅游总体规划
新加坡旅游业促进委员会在1986年发布了第一个旅游总体规划，并承诺提供10亿新元的资金支持，该规划的关键就在于保护和振兴历史街区。
▲1979年Telok Ayer Street
▲神庙街（Temple Street）
▲1985年甘榜格南俯视图
| 1989年：保护总体规划
经过三年努力，1986年《总体保护规划》公布。最终在1989年将10个区域列为保护区，包括克拉码头、唐人街、驳船码头、甘榜格南、凯恩希尔、翡翠山和小印度区域的3200幢建筑。经此，新加坡开始了更全面的保护工作，URA也成为了国家级的遗产保护机构。
▲《总体保护规划》是中央区域结构规划的一部分
确定了整个历史街区、城市绿地
以及需要进一步集约发展的区域范围
▲唐人街、小印度和甘榜格南保护手册系列
▲1985年（上）和1989年（下）的尼尔路
为创建URA第一份历史建筑物清单
摄影师在六年中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
▲当时店屋的六种建筑风格
拓展：更精细地保护 | 1990s
在整个1990年代，新加坡城市更新的重点一直是梳理和深化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区域。除了历史街区，保护工作还扩展到其他区域，包括平房和二级居住区。此外，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求，还对历史街区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
▲现在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
▲1980年代丹戎巴葛地区分批出售店屋规划图
▲试点的尼尔路9号修复工作
| 1991年：平房和次级居住区
除历史街区外，保护工作范围扩大至平房和次级居住区。次级居住区代表了1900～1960年代新加坡市中心以外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惹兰勿刹、芽笼、河谷和海滩路是第一批被公布的保护区，其后几年又增加了其他地区，例如马里士他、若切和中峇鲁。迄今为止，已经有10多个次级居住区和200多个建筑被列入保护名录。
▲1992年亚美尼亚街和乐耀街的交界处
▲2001年亚美尼亚街36和38号
| 1992年：提升实践
将保护实践提高到国际水平，新加坡聘请了英国专家对立法、建筑和工程方面进行指导，并举办有关保护和恢复的研讨会等等。
| 1993年：提高标准
为了提高保护标准，URA和当时的保护古迹委员会出版了《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for districts and monument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restoration work》，介绍区域和古迹保护和保护的目标、原则和标准，包括修复方法等。
| 1995年：建筑遗产奖（AHA）
为了提高修复质量和保护工作的标准，1994年设立了“Good Effort Award”，并在1995年设置了“建筑遗产奖”（AHA），以表彰修复工作中的优秀案例。迄今为止，AHA仍然是一个激励专业人士和社区关注修复建筑的重要平台。
▲历年 “Good Effort Award” 建筑遗产奖得主
顺时针依次为：明古连街77号（2012年）
贾兰苏丹101号（2012年）、翡翠山74号（1994年）
洪山寺（2013年）、阿卜杜勒·加弗尔清真寺
（ 2003年）和皇后坊（1994年）
新发展：发展与保护怎么选 | 2000s
21世纪初，新加坡主要的历史建筑都已经得到了保护。随着人们对集体认同的增强，他们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保护过程中来，寻求地域特色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平衡。
保护工作的重点也从保护单个历史建筑物转移到其他历史构筑，如桥梁、塔楼等，人们开始深入研究保留和提高地域特色的方法。同时，在历史建筑的管理和重要的修复工作中，社区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 2001年：概念计划
此次规划更强调通过公众咨询和小组讨论，来解决地域特色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冲突产生的矛盾。
| 2002年：环境保护咨询小组（CAP）
为了提供一个平台管理提案，成立了独立小组CAP，给URA提供建筑遗产提案，促进公众教育和宣传，该小组于2018年解散。
| 2003：地域特色规划（Identity Plan）
除保护建筑物之外，地域特色规划是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更进一步。该规划提出了关于保留和强化15个地方的想法和建议。目前，该规划还在持续更新中，不断补充更多地区，并更加强调地方的特性。
| 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The NUS Baba House）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中的敦陈祯禄峇峇屋，是社区修复工作中的杰出典范，项目保留了完好的历史文物和建筑风格，呈现了新加坡本土华人社群丰富多彩的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
| 2009年：历史构筑
保护工作扩大到保护历史构筑，比如公园和水库中的桥梁、瞭望塔和凉亭等。
合作：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 2010s
进入2010年代，政府、资本和民众这三方在建筑保护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个人和社区在确立建筑遗产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大家通过演讲、拍摄电影等方法，让人易于理解和接触建筑遗产。同时，当地居民还可以在历史文化街区工作，以此来保持区域遗产和文化的丰富性。
| 2010年：我的社区（My Community）
“我的社区”是一个由两名学生创办的公民和文化遗产组织。成立之初他们在皇后镇提供带导游服务。之后逐渐发展成由志愿者领导，经营博物馆、遗产研究和举办社区活动的组织。
▲My Community 的遗产之旅，© My Community
| 2012：Singapore River One
URA鼓励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协同工作，这些相关方自发组成了一个名为Singapore River One的非盈利机构，专门从事新加坡的社区营造活动。小印度、甘榜格南和唐人街等其他地区的景观小组也一直在自己的辖区积极领导工作。
| 2014年：达哥打弯建筑师（Dakota Crescent）
Jonathan Poh 发起了“达哥打弯”运动，为保留由新加坡改善信托基金开发的六座历史悠久的公共住房，反映了个人和社区在积极塑造新加坡建筑遗产方面，有很多自下而上的努力。
▲达哥打弯 ©Save Dakota Crescent
| 2015年：社区遗产展板（Community heritage storyboard）
URA鼓励社区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建筑物制作展板。第一个完成展板的是Seletar East Camp 450街区，这里驻扎着新加坡第一个也是服役时间最长的防空部队——第160中队。
▲450街区 ©160 Squadron
▲1970年在阅兵广场上举行的火炮系统游行
▲2002年广场举行了最后一次阅兵
| 2017年：现代建筑
通过权衡土地使用需求，与保护咨询小组和业主等进行磋商，近年来，许多现代建筑也受到了保护。他们都在“现代历史遗产”展览中展出。
▲Keong Saik Road 的 Kesa
展望：保护的未来 | 1990s
在城市不断更新的同时，新加坡利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来定义和塑造公共领域中具有当地特色的的遗产和叙事。
| 2016年：保护技术手册
为了提高建设质量，并同步发展建筑技术和材料科学，URA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新加坡分会，合作编写了一系列保护技术手册（共八卷）。
▲Nikhil（最右） 2016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开设了第一门灰泥课程 ©Nikhil Joshi
▲2019年4月培训人员在墙上抹灰，这也是建筑中
灰泥技术和使用培训的一部分 ©Nikhil Joshi
| 2018年：Heritage and Identity Partnership（HIP）
HIP继承了先前的环境保护咨询小组（CAP）的职责，除了向URA提供有关遗产和建筑物保护的方法的建议外，还为保存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做出了贡献。
▲史密斯街的罩棚和壁画
▲岳海清庙修复 ©Lim Shao Bin
▲用于帮助寺庙修复工作的
光探测和测距 (LIDAR) 图像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保护概念从提出到逐步深入人心，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人人参与，新加坡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大开发环境下保护、利用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城市更新营造样本，有力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广泛困境。
本文来源：Weel 维尔设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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