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新加坡太平局绅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财富不能自动转化为权力和声望。”新加坡的一些华人富商大贾多表现出外向积极的状态，除了进行商业活动，对于社会事务也较为关心，尤其是最后能被英国殖民者赐封太平局绅的人士，他们绝大多数长袖善舞，擅长交际，在社会上与各种力量都有互动，整体上都能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

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英国殖民政府、华人秘密结社、中国封建政府之间牵连甚广，太平局绅与他们的互动是太平局绅管辖华人社会的重要体现。

太平局绅与英国殖民政府的关系

陈笃生是十九世纪中早期新加坡最为成功的商人和华人领袖，从他的活动轨迹我们可以管窥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陈笃生于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祖籍地为福建海澄，他在1849年时已获得太平局绅的称号，是新加坡首位获此称号的华人。

当时的报纸曾依托时任太平局绅名单在社论上呼吁殖民地政府，要将太平局绅的权力影响扩展至农村地区。当时的欧洲人少有在新加坡农村定居的，英国殖民者的行政力量集中但薄弱，直接管理新加坡全境是不切实际的。陈笃生接受太平局绅的封号，必然得顺应殖民者的要求，充当其在城市以外、华人聚居区的管理者。

而陈笃生有效地管理处置华人事务以及对新加坡社会的突出贡献也使得殖民者颇为满意，1850年2月陈笃生去世，《海峡时报》郑重地发布了陈笃生的讣告，强调了他的太平局绅身份，赞扬了他的品行。陈笃生的成长经历不在中国，但是家庭氛围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间有马来文化。

以陈笃生为代表的新马土生华人，“生活方式深受马来因素影晌，他们讲马来话，穿纱笼，饮食习惯也更偏向马来风味，但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则表现较多的华人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以“士农工商”等为依据区分尊卑，商人是被置于社会末流的，但马来文化向来不以从商为恶。

在新加坡，陈笃生等土生华人大贾的名声和衍生出的权力，更多地只存在与华人社会内部以及其辐射的新加坡社会，还无法造就他们在中国社会同样名声远扬、备受尊崇的现实。在原生族群意识的影响下，他们仍然想要得到多方的肯定，尤其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承认。然而陈笃生时代，中国封建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仅仅稍有转霁，殖民政府赐予的太平局绅称号对陈笃生来说无疑是对自己声名的唯一官方认证，聊胜于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陈笃生对名声的更多追求。

陈笃生土生华人的身份和特殊的生活年代决定了他的日常生活主要同英国殖民政府打交道，与虎谋皮之下仍能对家乡有所贡献，这是陈笃生能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积攒生前身后名的重要来源，也反应了陈笃生应对殖民者的处事智慧。陈笃生极其热衷慈善，尤其对于贫苦的华人同胞异常关心。

他曾在1844年为新加坡的贫民窟捐款5000洋银，并于同年耗资7000洋银兴建笃生医院，其筹办医院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新加坡华人贫民”。这一时期，陈笃生能将新加坡慈善事业记挂心头，从其自述的《陈笃生医院缘起碑文》可以探知原因：“大凡守望相助，里井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吾人宁无夙愿。

矧叻州者西南乃极，瘴害频生，所以疮伤疫疾之人，尤为狼藉，既无衣食以御其饥寒，复无户牖以蔽其风雨，人生况悴之遭莫逾于此，能不目击而心伤哉余自营商贾以来，私心窃念欲有所事于孤苦之人，而有志未举，幸际新嘉坡、槟榔屿、嘛六甲三州俄文律姑呢峇抵騧示珍康申喳脂临莅，胞与为怀，痌疭廑念，嘱余构屋以邵前征，余因夙有此心，是以直任不辞，另寻淑地无杂嚣尘，俾斯人得所栖息，此一役也。虽曰命使然，而实不辜余之素志云尔。是为序。”

首先，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守望相助思想影响了陈笃生；其次，华人不适应新加坡自然环境的现象较为常见，贫困之人的境遇十分悲惨，这对陈笃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再次，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陈笃生在新加坡的慈善事业予以支持；最后，则是陈笃生确实相当富裕，有能力、也有心回馈社会。

陈笃生的善举相当于是用自己的私人财富援助新加坡社会的公益事业，能缓和新加坡的社会矛盾，还能稳定华人劳动力的质量，英国殖民者自然强力支持陈笃生在新加坡的慈善事业。陈笃生的热心公益并非个例，自陈笃生以后仍有众多以太平局绅为代表的华人富商,在慈善事业方面出钱出力、献谋划策。

在这项事业上，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殖民政府处于合作的状态，太平局绅从中获得名声，殖民政府则节省了开支，获取了良好的社会效能。陈笃生的长子金钟出色地接手了父亲遗留下的事业，家族商业公司在其治下规模壮大。早在1853年，陈金钟就与暹罗国王交好，暹罗国王极其看重陈金钟，聘用他为暹罗王国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和专员，充当英国殖民政府同暹罗王国的中间人，并亲自将任命文书翻译成英文，这为陈金钟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和机会。

笃生医院有所发展，陈金钟在1854年追加3000洋银用于笃生医院的经营，为所有在笃生医院去世的穷人慷慨地支付葬礼的费用，此举还得到了殖民政府的公开登报感谢。笃生医院在两代人的努力下迅速壮大：1863年笃生医院的全年就诊人数已达到855人次，出院人数为228人次，死亡人数为186人。

陈金钟在新加坡政坛上取得的成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1872年同样获得了太平局绅的荣誉。除了受封太平局绅、担任暹罗王国的官员外，陈金钟还是新加坡的市政议员和陪审员，他的意见是英国殖民者处理新加坡华人事务的重要参考。在英国殖民政府眼中，陈金钟被他的华人同胞视为华人甲必丹，尽管此时这个头衔已经被政府弃用很多年了。

陈金钟同清政府也有往来，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陈金钟在设立清政府驻新领事馆事务中再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抱负，获得了清政府的嘉奖。陈金声、陈明水父子同陈笃生、陈金钟父子一样，父子俩也先后被英国殖民者授予太平局绅的称号。陈金声于1805年在马六甲出生，祖籍为福建永春，曾在马六甲的英国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但对中国文化、教育及传统风俗极为重视，精通中文、马来文、英语，靠经营商铺和开展海外贸易起家。

陈金声的生活年代同陈笃生相近，不仅经历相像，就连对于新加坡华人，尤其是底层人士的关怀也是大同小异。陈笃生逝后，陈金声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成为既笃生之后的第二位华人太平局绅。陈金声对筹办笃生医院给予了协助并捐款；他捐出自己的地产用于修路；他在1857年赠与殖民政府一万五千洋元，用来修建蓄水池，供应自来水，极大地便利了市民生活。

陈金声还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849年斥资880洋元创办崇文阁；1854年创办萃英书院，捐出市值1710洋元的地皮作为校址，并联合十二位热心董事一齐规划这项事业，学生来源不问出身，华人即可。陈金声的长子陈明水继承父业，除继续经营外，重修崇文阁，扩建萃英书院，雇佣多名教师，收容更多学童；他还为扩建笃生医院提供经费支持。陈明水在1872年获封太平局绅称号。

华人太平局绅的公益投入惠及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强化了城市建设，为英国殖民政府节省了一大笔行政开销。许多太平局绅表现出了优秀的超文化交际能力，实现了在多种文化语境中构建和发展与文化他者的良性互动。纵览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同英国殖民者的互动，二者主要在民生慈善事业上呈现合作关系。

太平局绅为殖民者带来经济、社会事务的好处，而殖民者给予了他们一定的政治生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新加坡拥有较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在中国封建政府同海外华人交恶的岁月里，新加坡华人对功名的抱负在中国封建政府处是无法实现了，只能依托英国殖民政府。

英国殖民政府并非真心实意地想为新加坡华人精英提供政治舞台，太平局绅只是个没有实权的虚衔，“正名”而产生的权力实际上依旧是依托“未正名”时已拥有的社会声望经“正名”催化后融合吸纳的。归根到底，对于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来说，其政治抱负的实现受益于英国殖民政府的垂青，但自身的努力耕耘才是其成功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