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对日本的接触给日本带来了哪些影响？

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1791年5月6日，由船长约翰·肯德里克率领的“华盛顿夫人号”和詹姆斯·道格拉斯率领的“格雷斯号”到达日本纪伊国，这即是最早的美国船只到达日本的记录。

一、早期民间接触

而由于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驱逐往来船只，早期美日民间交流主要通过漂流民来进行交流。

由于发源于台湾东部海面的黑潮自西南向东北流经日本附近，使得日本海岸附近的失事船只很容易被海流冲向北美西海岸。

很多失事船只的船员被美国船员所救，由此成为早期美日民间交流的桥梁。

据统计，从1815年到1854年日本开国，有五艘日本帆船漂流到美国北海岸，三艘漂流到夏威夷。

最早的关于漂流民的记述是1806年日本“稻若丸”号漂流船的记录。

1806年2月23日，日本大阪的帆船“稻若丸”号在风暴中失去控制，在太平洋上漂流70多天，后被美国船“泰伯号”所救被带往夏威夷。

同年9月28日他们又登上另一艘前往澳门的船只，于11月9日到达澳门，之后又转乘中国船于1807年2月27日抵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

其中有2名漂流民乘坐美国船只“芒特弗农号”返回长崎。

这两名幸存的漂流民一位叫松次郎，上岸后自尽，另一位叫善松，经数月的审问和监禁后被释放，历经千辛回到家乡。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海上贸易承担的巨大风险，以及日本政府对普通民众严苛的管控。“稻若丸”号之外还有“莫里逊号”上的七位漂流民。

这7名漂流民包括1832被风暴飘到美国的3名漂流民和4名被西班牙船只救走的漂流民，这些漂流民后来都被在澳门传教的传教士郭世达所接收。

之所以称他们为“莫里逊”号上的漂流民，是因为他们参与了1837年美国“莫里逊”号试图打开日本国门的事件。

当时的一些美国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希望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

美国商人查尔斯·金，也是“莫里逊”号的船长，提出利用漂流民来与日本建立联系，他认为日本政府不会拒绝这种好意。

因此，在1837年鼓动查尔斯·郭世达，携带接收的7名漂流民，随“莫里逊”号拜访日本。

但是，日本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不顾7名日本人，用大炮轰击“莫里逊”号，“莫里逊”号无奈返回澳门。

这些日本漂流民也随船回到了澳门。到达过俄勒冈州的三名漂流民之一的otolichi在上海的一家大型英国贸易公司工作，偶尔担任翻译。

他曾在1854年作为英方代表之一访问日本，在英方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移居到新加坡。

此外还有一位叫做中滨万次郎的日本漂流民，他在风暴中被一个美国船长所救，接受了先进的教育，之后跟随美国船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他受到幕府的严厉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他提供了关于欧美国家的详细信息，还谈到美国意图打开日本国门的计划。

黑船事件之后，他被幕府征召，负责开设海军传习所，训练新式海军。1860年，他还随同日本访查团，赴旧金山考察。

中滨万次郎使得日本社会增加了对欧美国家的认识，为身患强权威胁的幕府带来关于美国的相关情报，虽然无法阻止美国对日本的侵略。

但是情报的提供为日本政府争取了更多时间思考对策。

以日本人的身份开设海军学校，传播西方军事知识，更容易被日本人所接受，他在美国居住的经历，也使得日本代表团的旧金山访问更加顺利。

总之，中滨万次郎在传播西方文化，推进日本近代化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而美国商人对日本的认识，则离不开荷兰。

荷兰作为早期日本唯一通商的西方国家，成为美国商人了解日本的重要中介。

1797年，法军占领荷兰，打破了法荷同盟，同时为了争夺远东利益，荷兰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

荷属东印度当局只好用中立的美国的船只从事对日贸易。由此，美国商船成为间接参与对日贸易的转运商。

1797年到1809年，至少有7艘美国船8次被荷属东印地当局租用与巴达维亚到长崎的贸易。

美国人打着荷兰人的称号出入长崎十多年，不仅得到丰厚的商业利润，而且增加了对日本商业贸易和日本人的了解。

可以说，早期美国民间人士对日本的认识为佩里打开日本国门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强行叩关的实施

早在十九世纪之初，已经有美国官员认识到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最早主张为扩大美国市场而迫使日本开国的是海军部海军专员委员会的成员戴维·波特。

1815年10月31日，波特致函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日本的重要的贸易始终对每个国家（荷兰除外）封闭。

…其他国家一直试图与该国交往，但…均告失败。

世界已发生巨变，这是甚至影响到日本的变化，时间会有利，这将是一种光荣，它超越任何国家为我们取得的光荣”。

由于美国当时正处于国内西进运动无暇顾及海外战略，同时在亚洲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所以波特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但是，他将太平洋地区作为一种美国未来长期的战略提出，可以说，是美国对日政策逐步形成的标志。

二十年代捕鲸业发展的需要，使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

同时，美国国内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美国对日政策的扩张性与日俱增。

1825-18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宣称：“基督教国家的义务是开放日本，日本的义务是做出回应”。

说明早在十九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已经将打开日本国门上升到国家政策的维度。

1831年，美国驻巴达维亚领事约翰·谢拉伯拟定了一个与东方国家缔结条约的计划，目的在于将日本转变为美国的补给站。

据他估计，通过与日本签订条约，美国可以获取一个捕鲸基地，而“美日贸易在三四年内会增加价值30万美元的收入”。

1832年，美国派埃德蒙·罗伯茨前往日本，标志着美国已决定实施日本开国的政策，但罗伯茨认为当时不是出使日本的有利时机，拒绝赴日。

1835年，在时任国务卿约翰·福赛斯的命令下，第二次赴日，因疾病在澳门逝世，仍未到达日本。

侵日政策获得进一步进展的标志是1837年的“莫里逊”号事件。

1837年7月4日，“莫里逊”号装载若干纺织品和毛织品自澳门起航，于7月30日到达日本江户湾的浦贺。

但遭到日军的强烈抵抗，“莫里逊”号无奈退出浦贺，随后在8月10日在鹿儿岛以归还漂流民的方式要求与日本通商，均遭到拒绝。

“莫里逊”号回国后，其赴日的策划者之一查尔斯·W·金在一份报告中督促美国政府制造一次“国旗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武力进攻日本。

金鼓吹的炮舰政策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同，海军部长詹姆斯·K·博尔丁立即命令查尔斯·威尔克斯海军上尉率领舰队远征日本，但因在夏威夷遭受风暴计划受阻。

进入19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捕鲸业的发展范围与日本的联系日益紧密，打开日本国门与日本建立联系成为美国政府迫在眉睫的计划。

1845年4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命令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义华业赴日进行商业谈判。

同年6月义华业离纽约赴任，但因中途病重，由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璧尔接替这一使命。

1846年7月7日璧尔率“哥伦布号”和“文森斯号”前往日本。7月20日到达江户湾，与浦贺奉行和江户幕府交涉后被拒返回。

璧尔的日本之行虽然失败，但实现了美国与日本政府的首次交涉，也使美国军舰首次进入日本水域，成为美国侵略日本的开端。

进入4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

1848年上海开埠，替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这就使得日本成为美国赴中国航线上的必经之路。

1849年，美国计划建立从纽约、旧金山、上海、伦敦的航线，而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横跨太平洋必须要在中途设立加煤站，当时认为日本可提供煤炭。

此外，4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太平洋的捕鲸业达到黄金时期，与日本的交流日益频繁。

在所有这些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打开日本国门成为美国必要的政策。

佩里舰队于1852年从美国出发，成功抵达日本打开日本国门，美国政府的侵日政策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