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分钟彻底搞懂日本！被美国轰炸、割韭菜，为何还坚定亲美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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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号，日本媒体消息，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为了防止尖端半导体技术被转为军用，将实施出口管制，并强调此举是考虑到了中国。此前，美国就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机器，已经同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所以这次，估计日本是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2010年，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不仅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层面发生了变化，在国际格局中的身份和地位也产生了转换。而这种转变和落差，让日本很不舒服，所以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宣扬军备扩充计划，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以“挑战国”等标签污名中国的发展。

恰巧也正是从 2010 年开始，美国正式开启重心东移的战略部署，并通过地区组织、新对话机制、高层外交等路径增加了对印太地区的参与和接触。

当今世界不太平，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地缘政治博弈、“黑天鹅”事件与战略意外频繁发生，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而印太地区集聚了各种域内外的力量，因此，作为美国在东亚“桥头堡”的日本，它的对华外交战略极大的关系着地区安全走向及国际安全局势。

有学者认为，日本采取了一种“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进而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的国家战略。但问题是，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主力，日本真的愿意在夹缝中生存么？美国又允许它平平淡淡过一生么？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今天，我们就结合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地区形势的发展态势及日本自身的战略考量，深入分析一下2010年以来日本的外交战略，看看它究竟是为什么要执意站队美国，未来又将如何？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日关系，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正片开始。

统观当前国际局势，一方面，中国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对外战略也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尤其是受新冠影响，美国收缩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力度。因此，中美两国之间出现了由原来的包容性竞争逐渐转变为对抗性竞合的风险。这就让处于中美之间的利益相关国的战略选择空间受到了一定挤压，日本尤其如此。

在影响日本外交战略的要素中，结构压力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结构压力是指国际环境的紧张态势对行为体的影响程度。结构压力会受到体系刺激、地区局势、地缘政治等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政治结构或者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有密切联系。

日本所受的结构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分别是中美对抗性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对日本的高压攻势。

美国习惯在亚洲构建非对称性同盟，对弱小盟友施加最大程度且具有排他性的控制，形成了一种高压攻势，而美日同盟就是美国战略中非常重要的同盟关系。当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后，这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对日本的主导权，导致日本的战略选择受到了严格限制。

因此，在当前中美对抗性竞争升级和美国对日本的高压攻势下，自 2010 年以来日本所受到的结构压力增强，继而导致自主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反过来就不得不以固有的日美同盟为核心，实行“美国+N”的策略。

战略认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它受到意识形态差异、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中国在东亚地区及全球影响力的扩展等因素的影响。

战略认知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体根据影响自身利害的形势所做出的研判，这涉及到国家对自身战略定位和国家能力的准确把握，其中领导人的意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我们稍后会详细讲到。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但随着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加剧了日本的战略焦虑。在加上对日本战略定位、国家能力及领导人意象的综合反应，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从合作伙伴逐渐向“安全威胁”转变。

对日本而言，就避险和获益相比，对安全保障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收益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反向利用联盟的陷阱，在“被牵连 ”和“被抛弃”之间寻找更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

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日本外交战略的模式。

当日本所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战略认知中的避害倾向上升时，日本会坚定采取 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

当日本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战略认知中避害倾向下降，或结构压力较小、战略 认知中获益倾向上升时，日本外交政策会倾向于实行对冲战略；

当日本面临的结构压力小、战略认知中避害倾向下降而获益倾向上升时，会促使其最大可能性的实行对冲。

反观现实情况，自2010年以来，日本所受到的结构压力不断增强，作为利益攸关国，日本的战略空间被美国不断缩小，再加上日本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因此，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日本对中美战略认知的差异，共同促进了日本自 2010 年以来坚定地追随美国。

细致的分析，影响结构压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体系刺激、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日本的国家位势等方面。

首先，中美战略竞合升级，这从体系层面对日本的对华战略产生了刺激作用。从奥巴马到拜登，美国不断增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这导致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展开全面博弈，比如在第一岛链海域开展军事部署，与中国进行地缘军事博弈、在海上联通方面部署“军事基地链”等展开经济博弈，同时在中国周边海域宣扬“航海自由”，遏制中国海洋声索权。美国制定《2018 年亚洲再保障倡议法》，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一方面向“印太”盟友提供安全上的再保障，另一方面向伙伴国显示美国主导“印太”地区的决心。拜登在 2021 年 10 月 26 日的东盟美国峰会上更是表示，将拨款1.02亿美元用以在“印太”地区扩大美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为东盟成员提供 4000 万剂新冠疫苗和 2 亿多美元的紧急援助。

虽然中国一直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美国以惯有的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霸权的争夺者。美国不断在高新科技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及地缘战略上强化针对中国的竞争，这就使 日本产生了某种“焦灼感”。一方面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尤其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国支持。但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发展红利。但日本最终会坚定地追随美国是因为，对日本而言美国的安全保障具有无可替代性，并且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创造力及其对日本的倚重政策，使日本追随美国具有更强的动机。基于此，为了强化日美同盟，日本政府计划从 2022 年开始将驻日美军的驻军费用在原本2017亿日元的基础上再增加500 亿日元，成为历史上日本负担驻日美军费用的最高纪录。

其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使日本认为自己所受到的结构压力上升。其实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就是始于日本，因为日本与中国相近的地缘位置、中国在经济和国土等体量上的优势，让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为敏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到2021年 10 月 22 日，已经与141个国家和包括19个联合国机构在内的32个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 200 多份合作文件，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继续增长，其中包括对56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而且“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与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相对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中国也逐步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些都刺激了日本的战略恐惧，使其一方面担心自身在地区合作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会“威胁”日本的生存安全，因此，日本不仅拒绝加入亚投行，还采取诸如推动 CPTPP、“亚非增长走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措施与中国相抗衡。

2013 年安倍政府提出口号为“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归来”的安保三箭，通过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策略振兴日本的经济。同时以“战略性外交”和“俯瞰地球仪外交”为指导，积极引领自贸谈判，着力在地区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2019 年的日本国家政策中，安倍政府继续坚持日美同盟，2020 年的菅义伟政府和 2021 年的岸田文雄政府也同样强调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基石作用。因此，从其不同政府时期的国家政策都可以看出，日本构建抗衡中国的“小圈子”的程度在不断深化。

最后，东盟地区影响力的增强进一步降低了日本主导地区局势的可能性。自冷战结束后，日本一直朝着“国际国家”的方向努力，对自身的定位也逐渐从“西方大国”向“东亚大国”转变，日本先后提出要将太平洋变成“内海”的构想和构建“东亚共同体构想”。尤其是 2010 年以来，日本追求东亚主导权的节奏明显加快。但是，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地区组织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东盟整体经历了“争取中立但向美国倾斜”、“实行对冲战略”、“向美日倾斜”这三个阶段的战略调整，最后又重新回到了对冲战略。2003 年中国和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这些导致从 2009 年起，中国就成了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客观上使东盟降低了对美日的经济依赖。但同时东盟也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强化了与俄罗斯、欧盟的合作关系，以此来防范中国。此外，东盟还通过倡导亚欧会议，主导“东盟+”合作框架、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与合作框架来吸纳其他国家，从而对主导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形成规范性和制度性的约束。由此，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原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优势，对追求东亚地区主导权的梦想，距离破碎越来越近。

同样影响日本外交战略的，还有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

2010 年以来，日本调整其战略定位的基准始终是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首先，就领导人的意象来说，从2010 年菅直人政府至今的 7 届日本政府中的 5 位首相，虽然对中国的认知各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只存在于牵制中国的程度强弱上。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一直深刻塑造着日本的国家战略。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日本对自身战略的认知和对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地区的预期。日本更偏向于规避它所认为的安全风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考量并不足以超过日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需求。

其次，在分析日本的外交政策时，尤其要重视日美同盟基石上的日本战略定位。自 2010 年以来，历届日本内阁的基本方针都是在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菅直人政府在施政演讲中认为，日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张日美同盟为外交的基轴，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着力构建东亚共同体。野田佳彦政府也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建立开放多层次的网络，推行务实外交和国际合作中的“全体外交”。

“积极和平主义”“一亿总活跃计划”“俯瞰地球仪外交”“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强化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合作”“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等等这些日本提出的战略计划，都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及安全政策中的基石不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关系强度还会不断加大。

最后，综合来看，日本的国家能力虽然有所争强，但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依然存在差距，这对于致力于建立区域主导权的日本而言，中国的发展给日本带来了战略和安全焦虑，进而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根据全球火力指数2021年的数据显示，通过对军事、财政、物流、地缘等 50 多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日本的火力值为 0.1599，居世界第五位，属于逐步上升的态势。但是相较于中国，日本一直位于中国之后。2021 年中国以 0.0854 的火力指数在 140 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第一位的美国和第二位的俄罗斯。此外，中国国家创新能力也在提升，根据《国家创新指数2020》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新加坡，比去年上升1位，排在世界第 14 位；虽然日本的创新能力表现优异，但中国创新指数的发展趋势比较突出，逐渐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创新发展的新亮点。

所以总结一下，2010 年以来，日本不仅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对冲战略，反而采取了明确的追随美国、牵制中国的政策。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受到的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加，也是基于其战略认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2010 年以来中美之间战略竞合态势逐渐升级，使得与中美利益相关的日本的战略选择空间受到了挤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步步升级，日本受到了美国的高压攻势，一方面只能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吻合日本对安全承诺的需求。

而中国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发展倡议，增强了日本所谓的不安全感和战略恐惧。同时，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扩大，巧妙利用对冲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找平衡之术已经获得了利益最大化，进而降低了日本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刺激了日本结构压力的上升。尤为重要的是，在日本的内政外交战略中，日美同盟始终是基石，不管“俯瞰地球仪外交”“价值观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等如何推进，日美同盟的轴心永远是基本的底色。再加上自 2010 年以来日本国家能力虽有所增强，但不足以直接抗衡中国，且中国在经济、科技创新、国防等方面发展迅速，更强化了日本领导人构建中国“威胁”的意象，同时，日本认为只有把美国留在印太地区才能有效地打击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基于此，中国与日本交往就不能心存侥幸。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到，日本基于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所实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符合它的地缘政治博弈逻辑。在考量日本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审视日本自身的外交力量，还需要着重考量日本外交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其次，虽然不确定日本是否存在向对冲战略转变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一方面加强经贸合作，开展务实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国际传播中强化对和平发展的一贯坚持和主张，积极营造亚太地区和谐共存的氛围。最后，可以积极努力创造使日本转变外交政策的环境。中国和日本共属儒家文化圈，还有中日四份政治文件的基础，两国在深层文化上具有较多的沟通弹性和途径。

不管怎样，这世界少点乱子，对大家都好。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背景下，中日如果能够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那是最好的。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