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他冒死叛逃，几十年的美国梦，短短十分钟就破灭了（5）

短短十分钟，美国梦破灭

一过圣诞节，关愚谦的正式讲师合同签下来了，而且一签就是五年。关愚谦的月薪从过去的四百多马克，一跃而至两千四百多马克，一年可领十三个月工资。

关愚谦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关愚谦终于圆了在大学里当正式讲师的梦，每当他踏进教室，看见一个个可爱的笑脸，就由衷的高兴和自豪。感动之余，关愚谦心里暗暗发誓，我绝不辜负你们的爱戴，一定把书教好。此外，关愚谦还产生了另一个想法：

关愚谦，你虽已离开祖国，但你不能忘记，你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能为祖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做点事情。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就随着他们国家的舰队和大炮，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东方。你自己在教会学校上过学，知道文化的魅力远远大于枪炮和面包。可反过来，又有多少西方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今也该让西方人多了解一些东方的文化。大家相互了解多了，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平相处，多好啊！现在有幸在欧洲的大学里教学，就应该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朋友。

关愚谦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架起一座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他开始尝试自己选编教材。当时学生的上课教材，都是繁体字，关愚谦坚持学生应该学习简体字。道理很简单，大陆是中国的主体，那里有七亿人用简体汉字。学生们不懂简体字，将来他们去中国就会遇到直接困难。

关愚谦终于说服了系里的同事，一致决定：自第三学期起，全部改用简体字的中文教材。

当然，这一举动又给一些台湾同胞以借口，说关愚谦是共产党派来搞“统战”的人。不但在汉堡能听到这样的谣言，一次关愚谦到德国南部慕尼黑去旅行，偶然邂逅了一个刚从台湾来不久的在大学搞研究的人，他不认识关愚谦，听说关愚谦从汉堡来，就问：“您知道吗？共产党不久前派来了一个高级特务，已经打进汉堡大学，既鼓动大学生罢课，还教他们唱革命歌曲！他的事情已经在全德国都传开了。您在汉堡听说了吗？”

“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但“谣言止于不辨”，也有其道理。可是人言可畏，在谣言没有澄清之前，也会造成恶果。汉堡华人圈子就那么一点点大，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后来，关愚谦变成了三头六臂的大魔王，弄得“两边”都不是人：大陆传出话来，关愚谦是“双重反革命”，既是叛徒，又是“五一六分子”，从大陆来的人像是躲瘟疫似的躲着关愚谦；

台湾来的人则把关愚谦当共产党派来的高级特务，理由是“大陆闭关锁国，鸟都难飞出来，怎么能飞出来一个大活人？吹拉弹唱他都会，英文俄文都能说，各种事情说起来头头是道，只怕是特别训练出来的！”

关愚谦自打到了德国，刻意做“独行客”，远离政治，无形中更引起别人的猜测。

关愚谦越不谈，别人就越猜疑，别人越猜疑，关愚谦就越躲着他们。

现在，关愚谦已拿到大学正式编制，有了余钱，出去透透气，散散心吧。但是去哪儿呢？

美国曾经是关愚谦青少年时期的偶像。1949年以后，他既恨美国，恨它欺负中国，但又欣赏美国。美国能在短短二百年间建成这么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是有其道理的。况且，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是政府行为，与老百姓何干？关愚谦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那块土地，看看美国人到底过得是什么生活，看看美国人强大的动力在哪里，为什么那里的大学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伯克利、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那么受人称赞、受人欢迎，那么有名。甚至连美国的汉学研究，都独树一帜。在德国，可用的现代汉语教材太少了，关愚谦现在既然是正式讲师，应该利用当讲师后的第一个春假，到美国去取取真经。

关愚谦心中还怀着一个隐秘的愿望。他有一个叔伯哥名叫关敬谦，是关家“谦”字辈的长子，解放前就去美国念书了，一直没有回国。听说他与关愚谦叔叔婶婶尚有往来，也许他可以为自己打听到母亲妻儿的消息。

在傅、刘两位教授的批准下，关愚谦于1973年利用暑假，飞往美国。

关愚谦事先在汉堡买了一张美国灰狗（Grey hound）旅行车的全美通用票，只要九十九马克，就可逛遍全美。

第一站是纽约。关愚谦从肯尼迪机场坐公共汽车来到纽约火车总站。在这里，关愚谦要等人来接他。

一个在汉堡大学读书的美国学生，拜托了自己在纽约的亲戚来接站。

关愚谦随身带了两个很不起眼的小皮箱。来到车站大厅，见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往来穿梭，络绎不绝。

第一个美国印象竟是火车站里居然有一个无事可做的流浪汉，一个黑人在垃圾桶里找吃的，这一幕让关愚谦大为吃惊，这哪是地上铺满了黄金的美国啊？

“喔！这么漂亮的黑箱子，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箱子。”一个老年妇女，衣衫褴褛，手上拿着一个冰淇淋小纸盒，盯着关愚谦的小箱子，自言自语。

这是第一个主动和关愚谦说话的美国人，关愚谦想试试自己的英语，看对方是否听得懂，于是就和她搭讪起来。

她问关愚谦是哪里来的，来美国做什么？

关愚谦则问她，她在火车站是等人还是要坐车。

她见关愚谦跟她说话，很高兴，回答说：“我每天到这里来散步。我过去常常到这里来接我的丈夫下班回家，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也没有回家来。现在我天天来这里吃冰淇淋。我爱冰淇淋，每天我一定要吃一盒，不然我受不了。我的先生也爱吃冰淇淋。”然后她给关愚谦讲她的丈夫是多么英俊，多么勇敢，然后她又告诉关愚谦，她一个星期的救济金是那么少，所剩下的钱，只能每天吃一盒冰淇淋。

关愚谦基本上能肯定，她是精神有问题了。

关愚谦同情起她来，她一定是受丈夫牺牲的刺激而变得疯痴的吧？政府怎么不管呢？她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呀！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走到关愚谦身边，打断了她的叙述：“您是关先生吗？我是阿尔弗雷德。”

关愚谦匆匆向这个妇女手中塞了一美元，说了声“再见”。

短短十分钟，关愚谦几十年的美国梦破灭了。

来接关愚谦的阿尔弗雷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开着自己的小汽车，载着关愚谦出了闹市区。路上关愚谦问他，像这样的妇女在纽约有多少？

阿尔弗雷德很坦率地说：“相当多，还有不少人没房子住，他们都住在别人的屋檐下或公园里。”

“我真不理解，美国这么一个富有的国家，打一次越南战争，不知要花多少亿，怎么会无视这种现象。”

阿尔弗雷：“我听说你是从中国出来的，你对美国一定不了解。我们这里是自由社会，谁有本事谁赚钱，你不工作，你没本事，你只好流浪街头。”

阿尔弗雷德的住所是长岛的一个外表极其朴素的小楼，房间很小，客厅则很大，东西乱七八糟，典型的独身生活。

阿尔弗雷德非常信任关愚谦，当天就把房门钥匙交给关愚谦，就什么都不管了。既不问他住多少天，也不问他来干什么。

这样倒也好，关愚谦可以来去自由，不必担心别人干扰他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关愚谦坐摆渡船去曼哈顿。

船上的人不多，忽然老远传来一个声音：“Shoe shine！shoe shine！”（擦皮鞋！）

这让关愚谦立即想起解放前上海的孩子在街头上向美国水兵兜擦皮鞋生意的镜头，也是“Shoe shine，shoe shine”的叫喊声。

声音越走越近，关愚谦看到一个白发苍苍、头发半秃的白人，手里提着装工具的木箱子，步履蹒跚地迎面走来，满怀希望地看着关愚谦脚上的黑皮鞋。

关愚谦摇了摇头，接着，那清脆的“shoe shine”的声音又走远了。

那个背影看起来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不让他给自己擦擦皮鞋？这可怜的老人一定需要这点钱。想当年，中国孩子给上海滩那些美国佬擦鞋的时候，关愚谦曾经赌气：“什么时候我也要你美国佬为我擦皮鞋。”这是年轻的关愚谦头脑里出现过的幼稚而可笑的民族主义念头。

随着关愚谦的成长，这种幼稚的想法已经早早消失。但是现在，关愚谦突然觉得，面对一个这把年纪还要出门挣钱的老人，可以请他为自己擦皮鞋。

关愚谦又把他喊了回来。

老先生高兴地单腿跪下，忙活起来。

他少说也有六十多岁了，关愚谦真有点于心不忍。

关愚谦心里盘算着，要问问他过去当过水手，去过上海没有。

如果没有去过上海，就给他钱，不让他再擦下去。

“你是纽约人吗？”关愚谦问。

“不！不！我是加州人。”

“你当过水手吗？”

“当过很多年。”

看！如果他到过上海，那么非让他擦下去不可。关愚谦那点可笑的小心思又蠢蠢欲动。

“你去过亚洲吗？”

“去过，”他开始有了兴致，“我去过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都是我当兵的时候去的。”

当兵的时候？从他现在的年纪来看，正是中国打内战的时候当兵的，他一定也去过上海。

哼！非让他多擦点时间不可，关愚谦心里想。

“那么你一定也去过上海了？”关愚谦问。

“很遗憾，上海没去过。本来我们的那条船，决定去上海，可是，临时改变航向。你是上海来的？”

关愚谦心里马上自我嘲笑起来：你这个人啊！多么可笑，他当年加入军队，也许是迫于生计，或是政府命令，就算是去过中国的美国人，也不一定都欺侮过中国人的。这个老水手如今年迈体弱，你在擦鞋上动小小的报复心有什么意义？

就在此时，忽然听到有叫卖“Hotdog！”（热狗）的声音，关愚谦借机让他停止擦鞋，买了两个热狗，递给他一根，并邀请他坐下聊聊。

他原来做了一辈子的水手，十年前就退休了。由于退休金少得可怜，每星期才几十美元，远不足生活支出，他只好靠擦鞋来补贴生活。他的老伴已亡，一子二女都已长大成人，住在别处，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更不用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了。

这番话听得关愚谦无比凄凉，连忙付了他擦鞋钱。

他谢过关愚谦，提着木箱子，蹒跚地离开了。

1973年的纽约，没想到社会还是乱糟糟的。从纽约中央站乘地铁到哥伦比亚大学，车开得飞快，车厢左右摇晃得很厉害。车厢内外，被五颜六色的化学笔涂得不堪入目。车内的人，白人、黑人、亚洲人，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绷着脸，防范着周围的人，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抢劫案似的。

这种不安全感关愚谦在德国从来没有过。

关愚谦慕名来到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的中文系是世界有名的，那里出了一个写《中国文学史》出名的夏志清教授。既然到了他的“地盘”，哪有不去拜见的道理。怕只怕，他不愿见关愚谦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关愚谦摸到四楼，来到夏志清的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有人正用上海话和别人通电话，谈笑风生，让关愚谦感到特别亲切。

等他打完电话，关愚谦敲门进去，用上海话问：“我可以进来吗？”

“你是哪位？请进请进。”他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亲切和煦，毫无大教授的架子。

“我从德国汉堡大学来，慕名前来拜谒前辈。”

他看了看手表说：“已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请你到附近饭店去吃饺子，边吃边谈。”他问也没有问关愚谦同意不同意，有没有时间，套上外套就和关愚谦走出了办公室。

真是一个爽快的性情中人。

他们一起吃饺子。他问起关愚谦在欧洲的生活，欧洲大学汉学界的情况，并报出了几个大学教授的名字，可惜关愚谦是刚出道的，对欧洲汉学界了解甚少。他口若悬河，向关愚谦介绍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关愚谦几乎插不上话。

难得有如此好的单独谈话机会，关愚谦也愿意做他的听众。

当他知道关愚谦来美国的目的是想收集一些中文语言教材，立即在纸条上写了一张名单，让关愚谦去找他们：“就说你是我的朋友，他们一定会热情接待你的。”

关愚谦拿起这名单一看，吓了一跳，他们分布在全美国，从纽约直到加州的斯坦福、伯克利、洛杉矶，还有夏威夷大学，都是响当当的名教授。

在夏志清教授的陪同下，关愚谦参观了哥大汉学系，收集了一些资料，可谓是满载而归。

满意地告别他之后，关愚谦准备乘电梯下楼，可是电梯久久不来，关愚谦就决定徒步下楼。刚走到二楼，忽然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正在和两位中国女士在楼梯边谈话。

他们的声音传入关愚谦的耳中，那位“老”先生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毫无衰老之态。

奇怪的是，他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

关愚谦侧过身，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回头时看到了他们的脸，咦，这不是乐五爷乐姨夫家的小秃吗，怎么头发全白了？

关愚谦忽然想起乐姨父，他过去正当盛年时不也是一头白发嘛。遗传性的少白头，父子一样。

“乐铮？小秃？你不是小秃吗？”关愚谦激动地大喊道。

小秃看到关愚谦也愣住了，两眼瞪得大大的。

“小禿？你叫小禿？”其中一位女士打趣地问。

“没！没！这与你们无关。”他慌了手脚，说话语无伦次，对那两位小姐说：“我们再找时间谈话吧！”又对关愚谦说：“你先别走，我和这两位再谈两句，你先到楼上健身房等我。”

1949年乐姨父为躲避战乱，把全家都送到了台湾，他自己和大儿子乐铜则留在大陆，不料从此天各一方，他再也未能和妻子家人见面。后来听说他的大女儿和台湾一个“高干子弟”结婚并移居美国，其他人仍留在台湾。

一晃二十四年过去了，这次竟在哥大的楼梯上“狭路相逢”，如梦一般，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怎么会那么巧呢？如果不是电梯迟迟不上来，可能此生此世，关愚谦再也不会看到他。

关愚谦在空荡荡的健身房里等着，眼前又浮现出他们年幼时一起游戏、一起上学的情景。

关愚谦回忆起了中药老铺宏仁堂、乐家公馆里的珍贵家具、被称为“三朵金花”的乐家三姐妹、小秃的奶妈、乐姨夫送关愚谦的小提琴……那时候小秃不像关愚谦那么调皮捣蛋，是个养尊处优、活泼阳光的乖小孩，后来去了台湾，没有经受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没有关愚谦那么坎坷，但是本来和乐融融的家庭骤然离散永不相见，会不会也让他痛苦万分？

关愚谦等了足足四十分钟，才听到了小秃沉重的脚步声。关愚谦也许能从他这儿打听到堂哥的消息，他也一定想从关愚谦这儿了解他的父亲和哥哥的情况。

他们两人坐在练健身操的软垫子上，相对默默无语。

最后还是小秃打破了沉默：“你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还是……”

“我从德国来，出来已经四年多了。”

“我爸爸，好吗？”小秃好不容易从嘴里挤出这句话。

“自我离开上海后，好久没有他的消息。只听说他受到冲击，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小秃：“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我父亲？”

“大概十年以前。我出差去上海，住在你们家的老房子里，只是下面还住了另一家人。”

“我爸爸在上海一个人，生活怎么样？”

“我回上海次数不多，详情也了解不多。我在北京倒和你的大哥乐铜有往来，他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骨科主治大夫。我娘生病住协和医院时，他还常来病房探望。”

“九大妈？她老人家好吗？”

“她一直挺好，我出来后，就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关愚谦低声说。

“你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要出来？”

“一言难尽……”在老朋友面前，关愚谦毫无保留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真佩服你的勇气。你真幸运，能这么快在德国大学找到工作。”

“为什么？难道在美国不容易吗？”

小秃：“别说了，来美国几十年了，永远是二等公民，除非你自己开公司。只要大学有一个空缺，就有几十个中国人去抢，抢得头破血流。”

“有这么严重？”

小秃：“中国人不团结是有名的。我本来在耶鲁任教，后来因为几十个中国人在那里搞宗派，一部分人支持统一，另一部分支持国民党，还有一派支持台独。大伙不但不团结，而且你告我、我告你，大学当局一气之下，就把汉学系解散了。”

“那不是大家都失业了吗？”

“当然。我还算幸运，转到了哥大，好些人到现在还失业着呢！”

“我本来还想到美国来碰碰运气，看样子还是老老实实在欧洲待着吧！”

“欧洲多好啊！风景好，气候好，姑娘又漂亮。”这一瞬间，小秃脸上闪过了当年常见的活泼，不过马上又恢复了忧郁的神情。

“你大姐二姐三姐呢？她们都在哪里？”

小秃：“大姐三姐都在美国，二姐几年前过世了，生病死的。”

小秃在美国现在用的英文名是Roger Yue。他与小时候大不一样了，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自来到美国，很不得志，把在大学教书只看作是谋生手段，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奔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对美国白人的自我感觉优越的性格很反感，对美国社会也毫不欣赏，总是感到寄人篱下。

“你知道我的堂哥关敬谦吗？”关愚谦问。

小秃：“敬谦哥哥？我们初来美国的时候常有接触，后来就失去联络了。听说他去了欧洲。”

“去了欧洲？哪个国家？”

“我也说不准。”

“我这次来美国，就是来找他的。这么大的美国，我到哪儿去找？”

“他难道没和你们家里联系？”

“不知道，我一直和家里没联系上。”这回该轮到关愚谦伤心了。

“别着急，他如果在美国，慢慢总能打听到的。”小秃安慰关愚谦说。

旧友重逢，笑谈如旧，萧疏鬓已斑。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之间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距离。他们一共只见了三次面。关愚谦到他New Jersey家里去了一次，房子还不错，独门独院，妻子也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但他似乎有难言的苦衷。关愚谦从他那拉胡琴的神态和曲调里听出来的。这关愚谦太能理解了。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这样的滋味叫人怎么忍受。

离开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关愚谦接着去了波士顿，访问了心慕已久的哈佛大学和他父亲读过的耶鲁大学。

在哈佛，关愚谦见到了费正清教授，不巧他正准备一次旅行，他们的见面时间很短就结束了。

然后关愚谦用“灰狗联票”去了华盛顿，经纽奥林，再往西，经大峡谷，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和旧金山，访问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

这上万公里的路程，使关愚谦对美国的印象矛盾异常。关愚谦不但拿她和中国比较，也拿她和德国比较，关愚谦发现，美国虽然富足，但不是关愚谦所向往的天堂。关愚谦最不习惯的是美国人的浪费，东西吃不完，用不完，就白白丢掉了。而且穷富之间差别那么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美国给关愚谦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黑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时，就听说美国的种族歧视很厉害。在纽约时，朋友劝告关愚谦，黑人住宅区千万不要去，尤其是哈兰姆黑人区。到了华盛顿，又有人警告关愚谦，这城市百分之七十都是黑人，除了规定的旅游点以外，不要乱走乱动。可是，关愚谦坐的灰狗旅行大轿车，绝大部分都是黑人旅客，关愚谦没有受到一点儿不礼貌的待遇。

最使关愚谦不能接受的是美国南部的纽奥林城，城市很美，具有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城市风情。但关愚谦万万没有想到，距离林肯解放黑奴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这里处处还可看到种族歧视的痕迹，酒吧间，咖啡店，棒球场，要么黑人白人仍然分开，要么黑人做堂倌、端盘子伺候白人。使关愚谦感到非常不舒服。关愚谦从小生活在受外人歧视和压迫的十里洋场，知道民族不平等的痛苦滋味。关愚谦对美国产生的一些好感又被冲得无影无踪。

在洛杉矶，关愚谦曾和两个久住美国的华人辩论。他们说黑人不争气，既不好好念书，也不好好工作，不但懒得要死，而且到处招摇撞骗，打砸抢是他们的本色。关愚谦则认为，“不教而诛”是不公正的，黑人孩子入不了学，受不到好的职业教育，当然就业成问题，没有工作，为了生活，只好被迫铤而走险。

但在另一方面，关愚谦也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真是自由，你有能力，人们就尊敬你，你有本事，你就有发展的可能。而且，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和森严等级。他们大部分友好热情，愿意帮助人。在这一点上，德国就表现得比较差，德国人颇为讲究身份地位，外来者想打入德国人的社会，比登天还难。

为了找关愚谦的堂哥，关愚谦沿途查看各城市的电话簿，希望查出个蛛丝马迹来。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

洛杉矶大学的一个美国教授奇怪地问：“你怎么可能通过电话本找到你的哥哥呢？在美国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姓关的中国人在美国也不会少。即使你看到一个同样的姓名，你怎么能证实他就是你的哥哥呢？”

关愚谦：。“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谦’字，放在姓名的第三个字，姓关的在中国不是大姓，尤其和‘谦’字联名的更是少，在美国应该更是微乎其微。只要我在电话本里见到Kuan Jing－Chien这三个字，八九不离十，就是他。”

悲催的是，关愚谦翻遍了所路过的城市的电话号码本，没有找到他。

虽然是走马看花地看了一趟，但关愚谦对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印象极深，比起德国的大学制度关优秀得多，同时也总结了德国大学的一些弊病。

美国大学的中文系都比较重视现代汉语，每年学期终了都有考试。例如关愚谦教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在教学内容上相当保守，对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很少研究，对现代的汉语也只是蜻蜓点水，把古汉语当作主要科目，让学生钻到古书堆里。学生毕业以后，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不会说，不会用，白进了大学门。还有的学生，在大学注册完，几年不来上课，但还一直享受大学生的各种福利，如交通工具、健康保险、打工扣税，等等。有的学生已经做了十几年大学生了，始终不见毕业。

美国大学制度与欧洲相比，更具有竞争性，大学对老师和学生都要求很严，老师每年要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学期结束学生要给老师做出书面鉴定，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关愚谦工作的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一个德国女同事，上课之前不备课，已经老掉牙的教材用了几十年不变，板书的时候错字连篇，除了博士论文外，就再没见过她发表任何学术著作。她似乎更热衷于权势而非学术，总是很积极地谋求升职，小动作不断，人缘极坏。当同事们批评她时，她竟到学部委员会那里去哭诉，说中文系男同事欺压妇女。由于德国的教授是终身制，是政府公务员，除非她犯法，不然无法免职。如此教授，对学生怎能有益处。

美国的学生考核采取学分制。只要凑齐足够课时的单子，就可以申请参加硕士和博士考试。在德国大学，要想获得真才实学，一切都得靠自己，好学生和差学生差距相当大。混个学位，在德国比在美国容易得多。汉堡大学还没有实行学分制，不像美国有期末学分考试。例如，有一个懒汉学生，上关愚谦的文学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来不好好复习功课，即使来上课，也是躲在一个墙角，一言不发。最后几堂课，他倒按时来了，这就让关愚谦很犯难，不给他开上过“中国文学课”的证明，他就会跟你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告到系主任、部主任那里；给他证明吧，关愚谦又不甘心，觉得对不住那些用功的学生。

这趟美国之行，访问了那么多名大学，和不少教授和学生座谈，关愚谦发现自己的英文不但恢复了不少，而且词汇量也比过去增多了。尤其让关愚谦惊叹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旁的胡佛图书馆，竟然见到了大量在中国内地的图书馆查不到的古书珍本，还可以调出德国波恩国家图书馆的存书目录。当时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脑刚刚起步，图书馆就如此先进，真令关愚谦大开眼界。

此外，关愚谦真正体会到美国的自由社会，还是比西欧国家开放得多。例如，在美国，在汉学系当首席教授和普通教授的美籍华人相当多，但在欧洲几乎是凤毛麟角。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欧洲，往往只能起到西方教授的助手作用。虽然一本著作主要的研究和考证都是中国助手的功劳，但能把你的名字放在著作里就已经不错了。

从美国回去后，关愚谦就自作主张，引进美国的经验，实行期中考试，第四学期学生必须通过现代汉语的口试和笔试考试，才能上关愚谦的高级班的课。口试时，采取会考制度，请系主任及其他老师一起参加。

后来，系里接受了关愚谦的期中考试制度试验，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史地等课都要经过期中考核，不及格的重考，不然不发证明。

这也是关愚谦美国之旅的最大收获。

被同胞陷害

高高兴兴地从美国返回汉堡，关愚谦立即应邀到刘教授家去包饺子，向他汇报美国之行，并告诉他自己拍摄了照片，制成了不少幻灯片。

刘教授听到后高兴万分，建议关愚谦为师生做一次《访问美国大学归来》的幻灯片报告。

恩师的建议，关愚谦当然当件大事去办，但关愚谦不愿搞得太严肃，于是去和学生宿舍管事人商量，可否借地下室的大厅一用。

这个宿舍是新盖的，设备相当齐全和先进，主要是租给硕士和博士生用的。关愚谦搬来才几个月，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和大家相处得很和谐。她一口同意了，还说那里的厨房和运动房关愚谦也可以用。

关愚谦太高兴了。

办晚会，关愚谦是能手。于是，邀请教师、联络学生、张贴通知、布置场地，各种忙活。

当晚，关愚谦还请两个印尼华侨大学生做帮手，做了几道简单的中国和印尼菜请大家边吃饭、边看幻灯片。

饭后，关愚谦还和学生们一起唱中国歌，还进行了几场乒乓球比赛。中文系高级班三十多位学生都来了，包括系主任刘茂才和傅吾康两位教授，爱泼斯坦和舒特博士两位教授助理，还有系办公室秘书克劳瑟太太。

当晚，一直联欢到深夜，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感染了两位教授。

自此以后，逢新年、过春节、放复活节春假，中文系一直有郊游、大联欢、聚餐等活动。学生们还用中文演话剧，师生融洽无间。

大家公认，关愚谦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学生也通过这些活动，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文化在生活中是怎么样表现的。

万万没想到，这次晚会对关愚谦这一生是那么的重要，几乎救了关愚谦的命！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有一天，关愚谦到秘书室去取信，只有秘书克劳瑟太太一个人在房间里，她悄悄地对关愚谦说：“关先生，您在汉堡一定有了敌人，您以后可要小心一点。”

这一句话吓了关愚谦一大跳，立即问她：“怎么回事？您听到了什么？”

“没有什么，我只是想提醒您一下。”她含含糊糊地回答。

这里一定有文章，关愚谦想，就直截了当地说：“克劳瑟太太，我们已经共事很久了，您也了解我。如果您听到有什么对我不利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将您的话再传给别人。请您相信我。”

克劳瑟太太犹豫了一会儿，说：“好吧！几天前，联邦德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宪法保护部’，给我们系里打来电话，是我接的。对方问您是不是利用假期，偷偷地经美国回到共产党中国去了。言外之意是您回中国做秘密汇报了。我立即回答说，不可能。他又问我，我怎么能够这样肯定地下断语。我说，因为关先生现在已经回德国了。他从第一天到美国，直到最后一天离开美国，都有幻灯记录，并放给大家看了。我问他，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对方回答说：‘是一个在汉堡的外国人写信告的密，很可能是他的同胞。’”

“是我的同胞？他们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看，是出于嫉妒或政治目的。”克劳瑟太太说，“我听说，自从傅教授和刘教授支持您拿到讲师的位子后，他们也被人骂进去了，说他们支持红色中国的人。不过，关先生，您不用害怕，我们中文系的师生都站在您这一边，我也说服了那个打神秘电话的人，估计他不会来找您麻烦的。”

“太谢谢您了，克劳瑟太太。我也不怕他们来找我麻烦，因为我没做亏心事。不过我心痛的是，我们的同胞怎么会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关愚谦忽然想到小秃讲的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同仁之间互相告密的事，真让关愚谦为中国人丢脸。

“这种事，无论哪国人，只要人品不好，都做得出来。自从您来我们系后，我们的系比过去活跃得多。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在德国国立大学工作的人不多。说闲话的人总是有。更何况，这里面还有政治因素。”克劳瑟太太说。

“您认为，我被德国政府怀疑秘密从事政治或间谍活动？”

“您是从共产党中国出来的人，当然比一般从非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身份敏感，联邦德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对您当然会比较注意。那封告密信一定写得很厉害。幸好，您回来后，做了详细的幻灯报告，这是最好的证明。况且，我们大学是学术机构，没什么情报可以窃取的。”

“太谢谢您了！”

克劳瑟太太这番话，使关愚谦非常感动。他们之间只是同事关系，但她无私地尽其所能保护关愚谦。而关愚谦的同胞中却有人无中生有，暗中构陷。这未免太卑鄙了。

说真的，对于窃取情报这种无中生有的罪名，关愚谦一点不害怕，因为，真要查起来，诬告关愚谦的人可能还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关愚谦总觉得心里凉凉的，很不是滋味，中国人为什么总爱整自己人呢？关愚谦恨死政治了。关愚谦在中国，从未曾想投身政治，可政治阴影一直跟随着关愚谦。也就是因为这龌龊的政治，关愚谦才跑到海外。谁知在海外，这阴影仍像一个幽魂似的，不断地跟随着你，来自另外一个方向，使你永远不得安宁。可怕啊！可怕！

当晚，关愚谦没打招呼就去了刘教授的家。刘教授大为吃惊。这在德国是非常不礼貌的。可是当他见到关愚谦的精神状态与往日不一样，立即说，屋里坐！屋里坐！把关愚谦请进了会客厅。

“愚谦！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刘教授第一次当面称呼关愚谦“愚谦”，关愚谦感到很受用，而且觉得非常亲切。

关愚谦当即把克劳瑟太太告诉自己的事对刘教授讲了一遍。

刘教授哈哈笑了起来说：“没事，别去理他们。我为什么要你安排这次旅美幻灯晚会？因为我已经听说，有人想打你的小报告，我也知道是谁，你也不要问。只要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你这次的晚会，是最好的一次证明，再也不会有人在后面瞎造你的谣言了。你知道，在德国国立大学能拿到一个讲师职位，非常不容易，是要公开在欧洲以及美国登报征聘的。现在给你拿下了，多少人会嫉妒你，何况你又是从大陆出来的。一些从台湾来的人，心态不平衡也很自然。你不要管那么多，就按你现在的热情直爽待人，为人正派，谁也不会拿你怎地？你从现在开始，好好考虑写你的博士论文。什么时候，你有了博士头衔，路就宽广多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关愚谦的身心轻快很多，扑哧地笑了起来。刘教授一定把关愚谦当作他的亲人，和关愚谦说起东北话来了。愚谦，你可别丢了刘教授的脸啊！

在汉堡大学工作两年多来，关愚谦发现汉学系，虽然傅、刘几位教授都很重视现代汉语的教学，比德国其他大学的汉学系好很多，但关愚谦仍觉得有点老气横秋，学生们上了两年现代汉语课，就转入主科，基本上就是与古文为伍了。学出来以后，除了能看些古书外，既不能看中文报，也不能说中国话。这怎能正确地了解现代中国呢？

不过也有非常有利的地方，傅、刘两位主持工作的教授都开明大度，对关愚谦的教学非常信任，绝不插手，并且非常鼓励关愚谦进行教学创新。因而关愚谦决定从关愚谦那一班开始，加强现代汉语的听、说、写、读的训练，多用中文上课，课后，关愚谦还教他们演中文戏，唱中国歌，关愚谦在住处每周三下午组织中文茶话会，欢迎中外同学都来参加，但有一个条件，只能说中文，违者受罚。

这一举动受到学生极大的欢迎，一直坚持了好几年。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派出许多高中生到德国留学以后，关愚谦的家几乎成为了中德学生集会之所了。到了新年、春节更是热闹。说中文、包饺子、打桥牌。有好几对中德学生就是在关愚谦们家认识，后结为夫妇的。

关愚谦们的汉学系在欧洲颇享盛名，凡是由汉堡到大陆或台北深造的德国留学生，很长一段时期，被对方认为是欧洲水平最高的，他们回来后，有的能说相当流利的中国话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逢中国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建交，欧美国家掀起了中国热，由德国各地以至有美英法日的学生，纷纷慕名到汉堡来，使中文系发生人满之患。教室不够大，师资不够多，不得不开始限制学生人数，提高门槛，规定分数线，只有平均分在1.8以上的高中毕业生，才能进入关愚谦们的系。

前后教了三十年书，关愚谦教出近千个学生，自谓是桃李满天下。关愚谦退休以后，常被邀请到欧美和国内各大学和企业去做报告，几乎处处都遇到关愚谦的老学生，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真令关愚谦高兴，关愚谦也为之骄傲。

1966年他冒死叛逃，几十年的美国梦，短短十分钟就破灭了（5）

炎热的天气里，中文系师生一起郊游纳

寒窗苦熬论文关

硕士毕业证拿到了，正式教职也获得了，关愚谦却不能停下。因为还有更大的考验在前面：博士论文。

关愚谦的日常生活，除了教课，就是集中精力写他的博士论文了。

关愚谦的指导教授是当时世界驰名的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

傅吾康教授是汉堡人，他的父亲福兰阁是德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最初他作为外交官在十九世纪末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任职期间，与李鸿章和荫昌等权贵重臣常有来往。有趣的是，他回国后又在中国驻德使馆担任秘书，成了中国政府的外交官。福兰阁在汉堡大学成立了德国最早的汉学系，他的《中国通史》一书，成为德国汉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傅吾康是在“中国氛围”中长大的。六岁时，在父亲装满了中文书的书房里，他双手叉腰，向家里的佣人宣布：“你们谁对我好，我以后就带谁到中国去。”后来他果然选择了汉学作为终身职业。在柏林完成了博士论文后，他于中国的抗战爆发前到了中国，在北京的德国外交部所属的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娶了天津女子胡隽吟为妻，过起了完全中国化的生活，如果不是发生政权更迭，他一定会在中国待一辈子的。

回到汉堡后，傅吾康教授长期担任汉学系系主任，专注于明史的研究，为的是遵循父亲的嘱托，完成《中国通史》中未完成的明清部分的撰写。但后来他决定放弃续写父亲的代表作，因为他觉得自己与父亲的观点有较大差异。他说，父亲那一代人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当然也为此感到内疚，没有恪守父亲遗训，他说自己在这一点上是“不肖之子”。他也常常强调，他这一代与父亲一代研究汉学的最大区别是，上一代多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下一代是纯粹的学术研究。

傅吾康教授荣休后，定居在吉隆坡的华人区，因为那里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他每年夏天会回汉堡小住月余，会会朋友。他父亲早年在汉堡大学购置的一栋房屋已毁于二战荡然无存。作为汉堡人，他在故乡其实已经没有自己的家，每次他来汉堡或住旅馆，或住在大学的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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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吾康和关愚谦几乎每年都见面

傅吾康和关愚谦几乎每年都见面，他必定是西装笔挺，系着领带，脚下却是一双传统的中国黑布鞋。一不留神就说出“我们中国”如何如何，“他们德国”怎样怎样，真是一个极可爱的老人。一谈到中国，他的记忆像是早已储存在电脑芯片上似的，非常准确。人人佩服他的惊人记忆力。关愚谦觉得，像傅先生这一代汉学家，真正是因为爱中国，才去研究汉学的。到后来，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中国人。

跟随这样一位学者学习，关愚谦实在是太幸运。不过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上，他们还是花了些时间。关愚谦的强项实际上是比较文学，原因是关愚谦看过一些俄英德原文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它们和中国的古典文学是那样的不同，如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物性格、风景描写、写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是多么的有意思。关愚谦于是专门开了一门比较文学课。当关愚谦选用中西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把描写男女恋爱、人格情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气候变化等所用的写作手法进行比较时，学生们大感兴趣，还因此吸引了其他系如英语系、斯拉夫语系、德国文学系、历史系的大学生来旁听。

可是傅教授是汉学家、历史学家，与比较文学没关系，如果关愚谦以比较文学作基础，选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得换一个系，另找指导教授。

傅教授认为，关愚谦既然已经在大学汉学系任教，那么还是找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与中国的文学史有关更好。

当时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在开展对孔子和曹操这两个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说是学术讨论，其实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凡是大陆否定的，台湾就予以肯定；当时大陆大赞法家，大贬孔子，台湾就大捧孔子，举行祭孔大典。这正应了那两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关愚谦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关愚谦们就拥护。”

两岸的论争，不但表现在行动上，还付诸行动，一时间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纷纷出版，材料更是满天飞。这倒是可以节省不少关愚谦寻找材料的时间。于是在傅教授的支持下，关愚谦选择东汉为考察范围，以曹操思想为主线。一方面，关愚谦本人也想弄清曹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更想进而设法认识当前“历史为政治服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傅教授是一个学术上既严格但又随和的人。他要求学生自觉约束自己，从不硬性规定完成论文的期限。但人总是有惰性的，在德国，有的博士生，把论文拖上十年，也交不出来。可是关愚谦，始终觉得自己是大学里的特殊学生，年岁已过四十，且是半路出家，并且身兼教师职务，更应亲身表率。

关愚谦给自己定了期限，四年之内一定要完成博士论文。

关愚谦把这一想法郑重其事地告诉了傅教授，实际上也是关愚谦给自己施加压力：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不能收回，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

学生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论文都是写给教授看的。这就是说，指导老师是唯一和最终的“审判者”，写得好不好，谁说了都没用，只有导师点头才算数。

但关愚谦暗自下定决心，关愚谦的论文不仅要赢得导师的赞同，也要有真材实料的价值才行。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真没想到，在德国，写人文科学的博士论文比自然科学的论文难度要大得多。自然科学的论文一般是和你的科学实验相结合的。例如你在数学方面或化学方面要想得出一个新的数据，就必须花很多时间进行换算和实验，即使你换算不成功，实验失败，但只要你论证充分，把你不成功的理由完整地写出来，也是一篇很好的论文。

可是人文科学的论文完全不同，你不但要读大量的参考书，引经据典，标注出处，还要写出观点和理论。章节要完整，思路要清晰，逻辑要有深度。你不能抄袭别人已经谈过的意见。对其他学者的不同看法，也要有根有据地提出你的意见。

关愚谦认识一位博士候选人，闭门造车七年，辛辛苦苦写了两百多页的博士论文，期间一次也没有和指导教授交换过意见，等到他兴冲冲地把博士论文交上去后，指导教授毫不客气地打回，要求他必须大幅度修改，那几乎等于重写，这位仁兄差点得了神经分裂症。

有此前车之鉴，关愚谦每写完一章，就拿给傅教授看，请他提意见。通过和傅教授的讨论，关愚谦逐渐掌握到他的思路和要求的重点，少走了很多弯路。

为了写博士论文，关愚谦几乎取消了所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休息，更谈不上节假日了。白天教书之余查资料，晚上做笔记，抄写卡片。当时还没有电脑，真没想到卡片会在关愚谦下笔时起那么大的作用。

关愚谦积累了不计其数的卡片，最后翻查卡片也成了费时费力的事情。

暑假是非常理想的写作时间。为了防止打扰，暑假来临，关愚谦和一个德国好友、汉学系的同事许翰为（Hans－Wilm Schuette），搬进了挪威的一个乡村别墅，远离尘嚣，埋头撰写博士论文。

在挪威乡村住了近三个月，平日里看不到什么人，如果有一辆汽车经过，对他们来说都是件大事。

佩特拉自告奋勇一起去挪威，不但负责做饭，还兼任关愚谦的私人秘书。

关愚谦的德文经过五六年的锻炼，已比初来时大有进步，但是要关愚谦用流利的德文写出论文，还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尤其是涉及古代历史，有许多的古文言词句，关愚谦读中文有时也要查中文大词典，更何况要把它译成德文，太艰苦了。

佩特拉的耐心真让关愚谦吃惊，她为了融会贯通，比关愚谦还要辛苦，先要读德文的东汉历史资料，然后再帮关愚谦查字典，关愚谦的性子又比较急，遇到一些困难想打退堂鼓、不写了，她反倒还会要来安慰关愚谦。

关愚谦有时问佩特拉，为什么她会有那样的耐心，她说：这也是我学习的最好的机会啊！

自从关愚谦跟佩特拉相识，并约定互帮互助之后，他们的来往相当频繁。

那时候，关愚谦还在苦苦攻克语言关和撰写硕士论文，同时要准备助教的课程，紧张得每天都像打仗似的，自己的衣食住行，常常顾不上，忘了时间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天早上，关愚谦发现他的冰箱格里出现了黄油和面包，吓了一跳。

关愚谦清楚地记得，冰箱格昨晚还是空荡荡的。

莫不是上帝派天使给他送来的？

关愚谦还记得，上周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当时的西德，到处都有打工的机会，只是关愚谦那两天事情多，来不及去打工挣钱了。

没钱买食物，就得饿肚皮。情急之下，关愚谦放下脸面，到一个比较有钱的台湾学生那里去借五个马克来救急，并表示下周打工一拿到钱就还他。

谁知台湾学生一口拒绝：“我哪里有钱借给你？”说完，转身走了。

关愚谦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了脸上，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这一辈子还没有向任何人开口借过钱，也从未料到素来亲善的同胞会如此对待他。

莫不是台湾同学回心转意，暗暗送来的？不！不太可能！

但那是谁把食物塞到冰箱格里呢？

关愚谦脑海中开始对自己在汉堡的熟人挨个“过滤”了。

啊呀！佩特拉昨天来过，难道是她？关愚谦从没向她表示过自己经济拮据啊！

关愚谦于是给佩特拉拨了电话，佩特拉笑着回答说，她发现关愚谦不好好吃饭，就买一些食品，悄悄地放在他的冰箱格里。

这太让关愚谦感动了。

1966年他冒死叛逃，几十年的美国梦，短短十分钟就破灭了（5）

关愚谦、海佩春在巴厘岛的火山口

这两年来，佩特拉也已不再是那个带着学生稚气的小女孩，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关愚谦清楚无误地感觉到，佩特拉已对他产生感情。

然而，关愚谦心中矛盾极了。

关愚谦知道，她和其他一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不是那种追求时髦性解放、和你欢愉一晚就潇洒离开的姑娘。正因如此，关愚谦必须更对她负责，决不能滥用一个纯洁女孩的感情。这样的女孩子，是任谁见了都应当娶回家里珍爱一生的。可是，来到德国后，关愚谦好不容易得到人身的自由，但一直处在一个不稳定的临时状态，在这里关愚谦举目无亲，每一天都要为明天的衣食住行担心，虽然关愚谦在大学，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的他，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固定的工作，组建一个家庭？这对关愚谦太奢侈了。关愚谦连自己都难以养活，让人家姑娘跟着他喝西北风吗？

况且，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之后，关愚谦对婚姻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真不愿意把自己又绑到这辆马车上。何况他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多，关愚谦虽然很喜欢她的可爱纯洁，但关愚谦从内心里永远不能接受，如此纯洁可爱的姑娘将青春托付于他这个异国的中年流浪者。她是关愚谦的女友，那种非一般的女友。关愚谦绝对不能伤害她。

关愚谦曾经借着一个谈话机会，告诉她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全部实情：已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

佩特拉微笑地回答：“我很喜欢你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了，我并没有想得那么远。”这份坦率和深情，既令人感动也让关愚谦更加不安。

关愚谦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他不想再结婚了，过去的婚姻生活使他心有余悸。一般夫妻间的爱情不能超过七年，七年之后，就会因互相厌倦而发生移情别恋。何况你这么年轻，如果嫁给他，七年之后，你把自己一甩，关愚谦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在异国他乡怎么活呀？

佩特拉听了以后，很为触动，眼圈立即红了，好像关愚谦侮辱了她的品格。于是好长一阵子，他们的谈话，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一话题。

一次，关愚谦和佩特拉见面，她忽然心血来潮地对关愚谦说：“你有一个英文名字，我也希望有一个中文名字，给我起一个吧！”

“你要一个中文名字干什么？”

“你们汉学系的学生，每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将来到中国去就可以用得上。我也想要一个。”

“他们都是学中文的学生，可是你现在在进出口公司工作，和中国又不打交道，要中文名字没啥用处。”

“那你怎么知道以后就没有用！”她固执地说。

看着她那固执而可爱的样子，关愚谦说：“好吧，我们一起来想想。你的德文姓是Haeling，中文可以写成海林。Petra的中文音是佩特拉，按照我给德国学生起中文名字的习惯，一般是用第一个音节，你的中文姓可以叫海，名字的第一个字可以叫‘佩’，或是‘珮’。珮玉的‘珮’比佩服的‘佩’好听。第二个字就难了。‘特拉’是无论如何变不出好听的中文字来的。你是哪月哪日生的？”

“二月五号。”

“二月……二月……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早春二月’，对了！‘春’字很适合你，你是春天生的，春又代表青春，富有朝气，你就叫海珮春吧！”

“你写给我看看！”

关愚谦用中文把“海珮春”三个字写了下来，她就开始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描了起来。

佩特拉是那么的用心，描了一遍又一遍。

关愚谦最喜欢看她那认真的样子，边描边撅起小嘴，煞有介事的样子，这正好流露出她那少女的天真无邪。

正在关愚谦如醉如痴地欣赏她的侧颜时，她忽然说：“我有一件事，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什么事，说说看。”

“我想进夜中学补完我高中的课程，然后进大学读书。”

关愚谦一听高兴地喊了起来，“这当然太好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对商业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从小就想学医。”她继续说，“可是，学医必需修完中学课程进入正规大学才行。自从认识你以后，接触了那么多大学生，我发现自己的知识有限。所以我想进大学深造，能不能学医先不管它。”

“想法不错。你还年轻，那么聪明，你能重回到正规中学去完成学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