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太平洋战争突然结束后，对马来亚和新加坡产生的重大影响

前言

1945年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结束，英国也失去了“日不落”这个帝国的称号。

同时战争结束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全都在战后独立，同时马来西亚的各种模式也都开始效仿新加坡。

那么，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结束，为什么会对两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日本势力的突然崩溃

当时对英国的抱怨和失望情绪已根深蒂固，但在当时，这种不满还没有浮出水面，也缺乏有效的协调组织。

日本势力的突然崩溃，使得由它倡导的泛马来运动顿失支柱，印度国民军也分崩离析，其领导人被杀。

展望未来的清晰蓝图只剩下两幅：马来亚共产党主张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英国提出的马来亚联盟。

这两方原本都预计，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解放运动能逐步巩固自身的地位，马来亚共产党将成为英勇的抗日游击队领导者，而英国政府将进行全面彻底的磋商讨论。

可是，他们的期望都破灭了，英国人重返马来亚，他们不仅带来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马来亚联盟计划，以及一个新成立的马来亚策划小组。

而且背后还有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撑腰，这支军队的到来，原本是为了将日本人赶出东南亚的。

尽管马来亚 共产党未来的领导人陈平后来认为，由于该党总书记的叛变％而错失了掌握权力的良机。

但在当时，他却谨慎地断定，马来亚共产党应该选择一条风险更小的路线，公开地以统一战线的方式与当局合作放手让英国人去引介他们的马来亚联盟。

正是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直接催生了马来亚活跃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此后新加坡的分立，这又促成了这块殖民地上第一个政党的诞生。

然而，虽然在体制上分离出来了，但新加坡并没有就此与马来半岛大陆隔离，大陆上的政治巨变，以及其后共产党的起义活动，都深深影响了它。

独立前的20年决定了新加坡共和国的特点和未来命运，这20年 间发生了许多事，包括脱离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整个奋斗过程。

作者观点：

温和派与激进左翼之间的殊死争斗，马来西亚统一的实现和瓦解，以及对经济重新定向的决定。

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后来把这段动荡不安又振奋人心的岁月，列为年轻人必须了解的历史，而它也口益吸引了历史学家及社 会科学家们的关注。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收藏了一些与新加坡相关的档案，这些仍然是研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官方资料。

但新加坡本土可资利用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来自新加坡国立档案馆及其下辖的口述史部保存的大量录音，来自马来亚大学的校区，就设在新加坡。

面向马来亚联邦，及英国在婆罗洲的研究成果，来自主要公众人物的公开演讲和电台讲话，还有来自现代新闻业的报道。

新加坡当地有蓬勃发展的英语和地方语言报纸，此外，西方媒体派往东南亚的记者们也很喜欢常驻此地。

这些记者的报道往往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比如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就通过自己与众多当事人的私人接触，勾勒了一幅有关马来亚共产党招募成员，进行渗透以及组织运作的独特画面。

20世纪中期，这里讲英语的人群形成了一个跨族群的小世界，他们彼此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并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政治。

一方面，这个西化人群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和越南的一部分，对地区时事也相当了解。

但另一方面，受本土语言教育的阶层中存在的郁结与沮丧情绪，虽然已通过频繁的罢工、学生抗议活动、公众集会，以及弥漫的混乱迷失情绪公开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却只略有所知。

但到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时，动荡已大部分过去，人民行动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并着手逐步强化国家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初那种微妙模糊的状况，已经被人民行动党的主导局面代替，这种局面事实上已不可撼动。

从1968年至1981年，该党垄断了议会的所有席位，此后，议会中的反对党成员也仍然很少，从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

作者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史成为人民行动党稳步加强权力，提升控制力，而反对势力逐步瓦解的进程。

新加坡市政议会在1959年撤销，其职能由中央政府接管，1966年的《土地征用法》赋予政府为公共目的而征用土地的权力。

土地征用法

20世纪60年代末的劳工法律取代了对罢工的仲裁，并缩减了工会的权力，高等教育由国家掌控，1980年，本土的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电台和电视台都收归国有，所有当地报纸，不论是英文的还是本土语言的，都逐渐归入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旗下。

本属志愿机构的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被吸纳入了官方设立的 新加坡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随着主动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国家手中，各类公民社会组织也逐渐萎缩消失。

人民行动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所继承的西方式宪政为议会提供的巨大权力，而他们之前的共产党盟友又让他们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应如何确保中央对党组织的长期控制。

在1961年的大挫折后, 人民行动党重组为一个以骨干为主的党派，由这些骨干挑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而骨干则由党的领导人选出。

1982年，人民行动党宣布，本党是一场全民运动，而不仅是一个政党。

这一声明让正式的反对力量的存在变得多余，那些试图推翻官方政策的政治反对派们受到无情的攻击，被指斥为威胁到了国家的利益。

不过，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以自己的方式，允许某些独立人士进入议会，享有有限的权利，这些人就是议会中的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

它还通过人民协会、公民咨政委员会，反馈机构、民众联络所以及镇长等一系列复杂精细的体系听取草根阶层的意见，并邀请专家参与政策的修改工作。

虽然如此，当局却并没有必须要接受这些意见和建议的义务，政府做决定，设下所谓的此路不通标志。

受限被禁止的行为包括会降低效率的，会造成不和谐的，或会损害政治领导人的声望的。

作者观点：

公民可以通过当局自上而下提供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除非他们有意愿进入政界或组建政党。

否则就没有权利质疑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权完全属于那些得到统治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的人。

国民兵役制

在独立之初，由于本国面临着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在过去本来会引致激烈反对的措施竟很少遭到反对甚至被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尽管它们可能给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苦痛，强制的国民兵役制，严厉的劳工法律以及生育限制。

由于新加坡不再能指望像过去一样，靠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贸易转运港和马来半岛的进岀口港来发展经济，当局于是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化项目计划，以转变经济模式。

起初，这个初生的共和国面对并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的顽强坚韧精神，以及它创造的令人赞叹不已的经济奇迹，都为它在国际上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但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也引来了越来越多来自海外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西方学界和媒体的批评之声。

但人民行动党却总是毫不犹豫地与这些提出异议的反对者展开唇枪舌战。

当局决心要阻止新加坡的报纸被外国势力控制，1971年，它关闭了三家被控得到外国资金支持的报纸。

当局坚定地认为，外国媒体不应干涉或影响本地的舆论，这种观点导致其与一些著名的美国和香港媒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冲突不断。

引起争执的事件包括涉及自由主义者的案件、限制性的立法，以及封杀报刊，或对其发行和广告设置限额。

自由主义学者们哀叹新加坡公民社会的衰落，不满于对反对派政治家们的严厉处置。

以及未经审判而长期拘押政治犯，直到他们悔改或因年龄太大而无力再发挥影响，并批评当局在容易导致政权颠覆行为的普遍贫困、失业和物资匮乏现象已经结束之后，仍然迟迟不取消内部安全法令。

作者观点：

有些批评家还指控人民行动党刻意制造并利用各种危机，以此作为借口来强化国家控制。

人民行动党确实为了应对危机而牢牢地掌控着本党和政府，但这些危机本身也是真实存在的。

新加坡市政

在王永元管理不力的情况下陷入瘫痪，人民行动党几乎被极左派系毁掉。

与印度尼西亚的冲突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印冲突的升级，以及因英国军队加速撤出带来的防务方面的危险。

工人党于1981年在补选中取得的胜利，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对议会的垄断局面，也揭示出，在整个社会普遍走向繁荣的过程中，有一些阶层被落下了。

当局要求全体民众适应日益加快的现代化步伐，这给一部分人带来了苦痛，尤其是给马来人。

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立出来之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再精心培育马来人对自己的支持，这让这个群体越来越感到被忽视，被边缘化。

遍布新加坡岛各处的马来人保留地被取消，以给新的工业和住宅项目让路。

而这迫使马来村民们不得不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搬进高层公寓居住。

有些新加坡人享受到了物质的繁荣，但却认为，虽然在20世纪末，这个社会普遍的受教育、富足和精细程度都大为提高。

但政治限制却依然严厉，跟不上其他方面的进步，因此他们私底下也多有不满。

随着新加坡 各个层面的教育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包括海外留学教育，再加上它所拥有的跻身世界上最开放之列的经济，新加坡的职业化中产阶层处在了全球化的中心地带。

作者观点：

他们在外表上充满现代都市的气息，四处旅行见多识广，开放地接受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且非常熟悉互联网。

在这导言种情况下，再让他们处于“此路不通”标志的限制下，实在与这一切不相 协调。

参考文献：

《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变迁[D].》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本思想与实践[D]》

《 李晓辉.上海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