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是如何介入新加坡华人事务的？
华民护卫司署的运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新加坡华工的保护关怀。但也要明白无论英国人的思想如何“进步”，都只是置身新兴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立场上，劳苦大众的血泪经历在帝国利益面前是“不值一提”的，他们只是用一些方式粉饰太平，维护自以为的“文明者”身份和国际舆论中的正面形象。
华民护卫司署
英国政府曾在1877年禁止运载苦力前往英殖民地以外的地区，此举恰恰证明了英国殖民者的双重标准。英国政府已明确了苦力的奴隶属性，不允许运输苦力至英殖民地以外的地方，却允许英国殖民地广泛地使用苦力，仍未在严格意义上地完全杜绝本国的苦力贸易，而且直到90年代从香港输送的苦力数量仍在增加。
英国殖民者为了发展英国殖民地经济，决不会放弃中国苦力的劳动价值，即使以文明之名出台再多的法案，落到实处改善苦力的处境，都仍掩盖不了苦力贸易的罪恶。
清政府介入新加坡华人事务的尝试
1877年11月，历经波折的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正式落成，这是清政府外交史上的首个领事馆，清政府与新加坡华人乃至海外华人的关系踏上新平台。同年清廷正式批准了吸引华侨资本的政策，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华侨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从中国外交官和特别外交使团处传来的有关华侨的大好消息。
清政府同光年间开始派遣外交官及使团赴欧美发达国家参观考察。新加坡华人是清政府较为关注的海外群体，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中国人，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的属国，又是海路赴欧美的必经之处，故许多中国官员都愿意在新加坡中转时做些停留，了解当地的华人情况。
1866年，斌椿率团出使欧洲十一国，途径新加坡，该团成为了清政府派遣的首个访外使团，斌椿成为了最早一批到访新加坡的清朝官员，他观察到“新加坡商贸发达，数万中国人在此经营，以福建、广东福建人居多”。随员张德彝在此基础上发现新加坡华人尚能保持一定的中国传统习俗，他在日记上记录了新加坡华人出殡的场景，“见有十余人穿孝服，头戴无缨凉帽，系华人打扮。
有六人各持乐器、小鼓、小锣、喇叭等，二人扛一横紬条，红色，上有‘永远行’三大金字，却似送殡者。”这样的场景说明了中国传统丧葬习俗在新加坡华人中的延续。斌椿一行以及前文所提及的1876年郭嵩焘一行，两个访外使团的观感大体传递两重意思，其一，新加坡有一些华人相当富裕；其二，新加坡华人还能保持中国习俗。
这些信息经士大夫宣扬，勾起了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的决心，认为海外华人心中仍有祖国，通过领事馆可进一步激发海外华人的报国之心，支援国内建设，避免他们与反清势力勾结。
驻新领事馆的成立颇费周折，在此之前，清政府就在新加坡设领事馆与英国反复交涉，悬而未决。此事刺激了英国殖民政府成立华民护卫司署，也因英国殖民政府的有意拖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与华民护卫司署虽是同年成立，但备案时间晚于后者，未占得先机。
成立驻新领事馆设想最早由郭嵩焘在1876年提出：“英国属地新加坡等处，中国留寓经商人民共计数十万人，应分别设置领事，以资弹压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二曰弹压稽查。”郭嵩焘最初设立领事馆的目的并无外交意义的思忖，而是在于约束、保护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知悉海外华人情况的同时，尤其避免他们与反清势力有所勾结。
之所以选定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众多，堪当表率。新加坡华人对于在其地设立领事馆也极有意愿，“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
1877年1月，郭嵩焘亲赴英国就清政府成立驻新领事馆进行谈判，过程并不顺利，双方“文牍往来，互相辩诘，殊费周折”。英国政府认为清政府此举将会威胁自己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也不愿意中国在外交上有所进益，故模棱两可，有意阻挠中国驻新领事馆的落成，“（清政府）经照会英国外部，计逾五月之久，至六月初始得复文”。甚至有学者认为，领事馆的成立深刻地影响了日后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华人的政策。
事实上，清政府自认迫在眉睫的是维护国内统治，其无心也无力去威胁英国的殖民统治，况且设立驻外领事馆是绝对合法的行为，但在霸权主义的干涉下，正当行为也难以一帆风顺。英国政府一面通过拖延批复向清政府施压，提出了三个条件企图让清政府放弃在新加坡成立领事馆的想法。
第一，领事馆只能管辖华人的商业活动，不得过问政治事务；第二，领事馆是临时性机构，并非永久机构；第三，领事由在新加坡当地的华人担任，不能是清政府从中国国内派来的官员。这些苛刻的条款将使驻新领事馆的国际地位大打折扣，从本应以政治功能为主导、听从清政府绝对领导的常驻机构沦为政治功能等同于无、受制于英国殖民政府的临时性机构，无法正常行使按照国际惯例所享有的权利，实际功用大大降低。
此时，清政府也无暇他顾，只要能尽快成立领事馆，宁愿退让妥协。另一面，英国殖民者加快在新加坡成立华民护卫司署的步伐。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与华民护卫司署均对华人（中国人）事务进行管辖，但华民护卫司署尽得“地头蛇”之便利，可以以多种方式对清政府与新加坡华人的互动横加干涉。
清朝士大夫从有关设立驻新领事馆所开展的外交工作中积攒了外事经验，增强了海洋意识。从清廷官员走出国门到驻新领事馆的成立运营，丰富的海外经历以及娴熟的涉外事务技巧辅助一些士大夫认识到松弛海禁、管理华民的紧迫性，连连上书朝廷，言其重要。解除海禁政策，将有利于出口，可以吸纳国际资本，这是从国际角度出发挽救日落西山的国家经济。
管理华民则是既要保护华民的合法权益，又要制止他们的非法行为。保护民生安全主要通过禁绝猪仔贸易，“中国之何以弱？弱于弃根本失国体、无海军也。何为弃根本失国体？猪仔也。猪仔不禁，则中国不强；猪仔不禁，则根本日衰。根本日衰，则中国日贫”，这是从国内角度入手发展国家经济的另一手段。
约束海外华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国际形象，避免列强有了干涉内政的借口，“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民损坏法船，毒毙法人，此事于公法不容如果有出示之事难免借口”。这些言辞强化了清政府认识设立驻外领事馆的必要性。不过这些倡议都是从维护清政府统治和发展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归根到底，都是挽救日薄西山的清政府统治的对策。
胡璇泽是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的第一任领事。胡璇泽担任太平局绅的情况，前文已做了一定的介绍，胡璇泽的八面玲珑应是英国殖民政府愿意让其担任领事的主要原因。曾有胡璇泽为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和马来国王请旨颁发“乐善好施”匾额的记载，原因是他们为中国的灾情捐赠五千两洋元。
五千两洋元在当时并非小数目，这可说明胡璇泽的外交智慧。胡璇泽在任上仍与英国殖民者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并能利用这种关系适时地帮助中国，并通过洋人捐款、清政府发匾的关系适当缓和二者的紧张关系，本事件中受惠的既有国内灾民，又有新加坡华人。
然而，胡璇泽并不具备职业官员的素养。其担任新加坡非官方立法议员期间，常常缺席立法议会或是在会上噤若寒蝉，因此多被人诟病。其故去后，清政府派出曾纪泽同英方据理力争，争取到了从国内委派领事的权力，驻新领事馆还升拔为总领事馆。
左秉隆、黄遵宪是深受后人赞誉的驻新领事代表，但是他们在任上同样无法在新加坡产生突出的政治作为，多是寄情兴办新加坡华文教育事业，左秉隆更是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悲愤地发出“世无公理有强权”的拷问。
整体而言，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与华民护卫司署在新加坡主要是竞争关系，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擎制”。这与领事个人的政治素养无偌大关系，更多地是受困于清廷统治的腐朽没落和人尽可欺的国际地位，华民护卫司署对介入新加坡华人事务中更是有恃无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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