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新加坡为何会成立华民护卫司？

自19世纪70年代，新加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受现实的触动以及英国本土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主动关注新加坡底层华人的生存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与清政府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解，清政府为合法介入新加坡华人事务多番同英方交涉。在此形势下，英国殖民者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采取了更加有力的干预措施，最为主要的表现便是成立了专门管辖新加坡华人事务的华民护卫司署，当地华人社会的权力明显受限、自治程度大为削减。

华民护卫司署成立的背景

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放松了国民出洋的限制，新加坡华人数量激增，许多社会问题爆发涌现。此时，英国国内的废奴主义与争取人权的思想有了新发展，甚至引发部分英国殖民地官员对于华人下层民众在海峡殖民地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此外，英国殖民政府还面临着清政府的挑战。

清政府将在新加坡建立驻外领事馆事宜提上议程，这预示清政府的侨务工作有了决定性的转变，清政府与新加坡华人的关系更近一步。在华人社会，英国殖民政府原先主要任其自治，而此法逐渐难以应对复杂的华人问题。因此，在针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管理上，英国殖民政府产生了新的构想，依托一个由英人领衔、吸纳华人、专事华人事务的机构来管理华人。1877年6月，华民护卫司署在新加坡成立。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复杂乱象

在海峡殖民地，新加坡人口最多，经济也最为发达，其赋税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经济地位的重要促成了新加坡政治地位的飞跃，海峡殖民地自1867年开始由英国殖民部直辖管理，被称为“皇家殖民地”，新加坡作为其首府，是英国殖民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加坡华人人口已超过5万人，相比四十年代翻了一番；至1883年，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则达到了11万人，相比70年代初，又是翻了一番，可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华人增长之迅猛。新加坡各类经济活动都有华人的身影，华人在当中付出了卓绝的贡献。但在新加坡华人内部，贫富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并非所有华人都能像富裕的华商一样过着优渥奢侈的生活，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的劳动者，用辛勤的劳动换来温饱尚可的生活，一旦稍有波折，就连基本的生存都面临困难。

新加坡社会的性别比本就悬殊，华人内部更是如此，新加坡华人女性在当时人单势孤。英国驻广州领事埃姆斯雷曾在1952年说道：“中国妇女从不出洋，海峡殖民地没有一个中国妇女，香港也没有一个正经的中国妇女。”此言较为夸张，但是大致能反映两个事实，当时出洋的中国妇女数量微乎其微和最早出洋的中国妇女一般是妓女，这直接影响了新加坡华人女性的公共印象和社会地位，一定时期内新加坡的民众对华人妇女的印象便是残花败柳。

这些偏见使得新加坡华人妇女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后来，土生华人女性的出生以及南来新加坡的中国良家妇女数量的增加，男女性别比从原先的百男方有一女，过渡到接近6:1，新加坡华人女性才逐渐有了正当的就业机会。然而社会接纳度毕竟有限，限制了妇女的职业选择，有的底层女性迫于生计，只能自愿或者被迫从事人人看不起的皮肉生意，再加上本就从事这一职业的华人女性，华人妓女的数量着实不少，给华人社会发展带来许多阻力。娼妓的普遍存在会制约社会文明的进步，娼妓现象是新加坡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犯罪事件连连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另一层阻力。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犯罪事件在华人人口和马来人口中频发。新加坡华人人口基数大，相对来说犯罪事件的总量就较大。这些罪恶行为不利新加坡社会的稳定，还对华人的群体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加坡华人中有一些游手好闲之辈，不愿脚踏实地，想要通过投机取巧谋得大富大贵，甚至不惜在同胞身上打坏主意，拐卖、盗窃、抢劫、械斗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不法之徒以及他们从事的勾当多与秘密结社有些联系，秘密结社人多势大，容易导致这些恶性事件雪上加霜。

拐卖的受害对象以华人为主，拐卖的发生地不限于新加坡，有的在中国国内发生，从新加坡被拐的受害者可能被贩卖到海峡殖民地以外的地方，从中国被拐的受害者多被贩卖至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其他地区。被运往新加坡的受害者，男性的结局多沦为“猪仔”、苦力，在新加坡做苦工换取人身自由。

受害女性被称为“猪花”，命运比“猪仔”还要凄惨，人身自由较难获取。她们有的被卖往妓院；有的则是被大户人家买入充当婢女，等待她们的归宿大抵有三种：老爷的小妾、少爷的童养媳或者被转手至其他家庭；相比之下，成为女工的已是当中的幸运之人，虽然在工厂的劳作也是异常辛苦的。

除拐卖外，底层人士的小偷小摸行为也时有发生。另外，抢劫及械斗屡禁不止。华人容易沉迷于抢劫，而当他们对敌对的秘密结社感到义愤填膺时，很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这两类犯罪行为易发生在赌场、妓院及其周边，此类场所多由秘密结社把持，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之间相继又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械斗，造成较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极度危及社会治安。仅在1867年，各种骚乱便导致了该年度的犯罪事件总量的直线上升。新加坡秘密结社成立之初所追求的团结互助精神没有被正向地发扬光大，反而是其罪恶性正在不断彰显。

英国殖民政府担心此类事件发酵下去危机自身殖民统治，对于秘密结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放任鼓励转变为干预抑制，甚至到十九世纪末期的坚决取缔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的械斗原因有其独特性，除了常规的因意气用事和帮派斗争引发外，还有的是由于当地华人为争取族群利益，故与英国殖民者产生冲突。

十九世纪中后期，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华人工人与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而非劳资关系的矛盾。在新加坡，抗议英国殖民政府的“骚乱”通常由华人领袖带领，秘密结社势力在其中游走，还有华人中下阶层工人的参与，此时英国政府尚能做出部分退让，通过与英国殖民政府较为亲密的华人大商人或者秘密结社首领协商，请他们出面调停，利用华人领袖对中下层华人民众的领导力制止骚乱。

但在70年代，这招不再管用，随着华人资本家对华人工人的影响力正在削弱，新加坡华人工人斗争的自发性逐渐凸显，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种反抗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华人工人大有交集的秘密结社，英国殖民者平息华人“骚乱”的难度大增。

1876年12月的邮局暴动正是显著的例子，新加坡华人下层阶级认为英国人开设邮局分局垄断侨汇业务是一种敲诈勒索，他们不相信殖民政府事先对华人领袖承诺的对该业务的优惠政策，采取了武装反抗的策略。除了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外，民众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回应所有可能引起不安的事件。

在当时，侨汇业务多由华人操办，只是收取极其微薄的佣金，却多能尽心尽力，华人各阶层普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支出，还非常放心这样的华人中间人。一般豪商巨贾，大都莞尔一笑，交易立成，旬日之后，回批送还，才向收账，咸称妥便新加坡批局收汇侨批，除店前外，还须简派专人，深入各个橡胶区、锡场、工厂揽收。英国殖民政府企图把控侨汇业务，必然是认为有大利可图，价钱自然不可能如原先低廉。

邮局暴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新加坡华人劳动人民能够及时发现殖民者的险恶用心，并且独立领导抗争，说明他们的反殖民斗争经验正在不断丰富。英国殖民政府从隐含反殖民统治斗争因子的“骚乱”背后，看出了新加坡华人团结对殖民统治的直接威胁。

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正是华人团结的主要变现形式之一，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成立华民护卫司署，严厉打击秘密结社，可以直接干预新加坡华人的内部团结。因为新加坡各方面的发展还是有赖于华人的，而且华人社会的管理离不开本民族的领袖，殖民政府清楚自己介入华人事务一旦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反效果，所以并不主张完全收回华人社会管理权，故华民护卫司署中仍然保留着不少的华人官员。

新加坡华人团结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来说有好处也有弊端，但整体而言利大于弊，所以英国殖民政府只是要削弱华人社会的自治程度，消除对殖民统治的威胁，充分发挥华人群体对新加坡的建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