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新加坡开埠初期社会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新加坡开埠初期，各族移民蜂拥而至，时常面临海盗威胁，还有猛虎频频伤人，殖民政府行政投入不足，官员华民无法有效沟通，社会治安一直较为混乱，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秘密结社就是在此形势下逐渐壮大的。

太平局绅同华人秘密结社的关系

秘密结社可以团结华人，共同抵抗复杂的外部环境，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的安全感需要，因此华人加入秘密结社的现象极为常见。还有学者认为，加入秘密结社的的门槛较低，这同样吸引华人加入其中。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秘密结社在海峡殖民地膨胀式发展，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是秘密会社的成员。

从海峡殖民地乃至周边的马来亚邦来看，整个区域内华人领袖与当地华人秘密结社的关系都较为密切。当时吉隆坡尚存甲必丹制，“（其地）海山会自成立第一天起，领袖就一直由各个时期担任华人甲必丹职务的邱秀、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等包揽”。新加坡的情况与之相近，虽已弃用甲必丹制，但是在华人社会内部，以太平局绅为代表的华人领袖行使类似甲必丹的职权，而这些华人领袖又与秘密结社较为亲近，双方呈现互利共赢的关系。

一方面，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的商人身份使然，自然重利，而秘密结社的部分活动可以为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帮助他们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讲究声势排场，太平局绅作为社会精英的形象，其本身的加盟可以为秘密结社带来声望，增加会员的数量。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些太平局绅本身就是秘密结社的领袖，或者与其领导层关系亲密，能够对会中事务有所干预，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长期多有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并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实现管理华人社会的功能。

佘有进，1805年出生在广东澄海，20年代南来新加坡打拼。佘有进的后代较为出彩，继他在1870年成为太平局绅后，其子石城、连城、柏城也陆续成为太平局绅，皆受世人尊重。1854年闽潮两帮因米粮争执而械斗，由城市蔓延至乡村，政府无力维持，央请潮帮的佘有进和福帮的陈金钟出面调解，大家听这两位华人领袖的劝导而息争。

这场纷争牵连甚广，造成法院拥挤不堪，但是英国殖民政府随后并没有借势采取镇压秘密结社的措施，海峡殖民地总督发布声明，意即“政府保障秘密结社的利益，但绝不允许再有骚乱”。以上反映了太平局绅与秘密结社的政治互动应较为频繁，英国殖民政府明白依靠华人领袖来控制秘密结社的有效性，同时对于秘密结社仍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流传着“陈天蔡地佘皇帝”的谚语，谚语中的“佘皇帝”说的就是佘有进，可见佘有进的地位之高，“陈”指的是当时已在新加坡、暹罗两地加官进爵的陈金钟，“蔡”指的是当时义福会的首领人物蔡茂春。陈金钟除了与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互动频繁，同样与秘密结社有所联系，在义兴会内部，他虽然不是党魁，却绝对是事实上的领导人物之一，享有极大的话语权。

1874年，义兴会与海山会发生对峙冲突，殖民政府要求陈金钟调解，他向义兴会修书一封，最终义兴会内部商议后决定止戈，且他在后来的谈判中也是列席于义兴会领袖之中，足见陈金钟在义兴会内部的地位。而蔡茂春作为义福会的领袖，与许多华人太平局绅或是华人领袖都私交甚笃，在帮助调和1854年发生的骚乱时亦有出力。

太平局绅与秘密结社的往来为缓和各方矛盾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流血事件。在新加坡，秘密结社是饷码制度的主要执行者。饷码制度的前身是包税制度，“凡卖烟酤酒皆严禁私贩，令富豪纳巨饷以充商”，由英国殖民政府对新加坡的鸦片、酒水等行业预估征税额，随后对征税权进行公开投标，承包者先将政府报出的高税收额预先交付给政府，而后产生的收益均归承包者。

华人勤劳，各种行业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经济状况较好，大部分税种都是面向华人征收并由华人经营，秘密结社领袖实现了对华人社会的经济管理，还靠此获得了诸多利润。章芳琳，祖籍福建长泰，1841年出生于新加坡，1873年被封为太平局绅。章芳琳的父亲章三潮就是鸦片饷码的代理人，他去世后，章芳琳子承父业，通过自家商行继续垄断新加坡的鸦片贸易，他还是福建帮的领袖。

1883年的行政会议上，英国殖民地官员详细地讨论了鸦片问题，华人社会就流传出了章芳琳被剥夺太平局绅称号的谣言。可见章芳琳与鸦片的关系之密切和华人对于此事的关心之热切。太平局绅陈成宝是章芳琳的合伙人之一，二人作为太平局绅，却都参与到了鸦片贸易中，说明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的经济互动同样较为频繁，太平局绅无论是作为秘密结社的领袖或是合伙人都可以从中谋利。

新加坡华人秘密秘密结社是当地重要的经济组织，有着枉顾道义、屈从利益的一面，这是他们重利的显著表现。除鸦片贸易外，秘密结社还经营妓院，赌场也是它们的主要产业。还有的秘密结社从事“猪仔”贸易，获利甚丰。“猪仔”有的被用于出售，有的则被秘密结社领导层留下自用，义兴会首领叶德来的矿场和木薯园里至少有四千名“猪仔”日夜劳作。

秘密结社还极有可能与新加坡周边的海盗有着非法交易，官方记录表明当时活跃在新加坡海域附近的海盗其实多是华人,他们与新加坡的一些大商人有勾结,海盗属于武装力量，商人若自身没有匹配的武装支持，与海盗的交往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以推测这些大商人的背后有秘密结社的支持。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获得巨大利益的背后是各种趋于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华人人口在短期内的迅速涌入极易滋生问题，秘密结社的上述行为更加催化了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会掏空吸食者的身体，弱化他们的意志；妓院则会造成性病的蔓延并且涉及道德伦理问题；赌场会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猪仔”贸易造成千万家庭支离破碎，将连哄带骗以及武力胁迫的手段用来对付同胞也着实让人不齿；海盗行为更是穷凶极恶，直接危及新加坡的社会治安和海外贸易。

帮群之间对鸦片、赌博、妓院等饷码垄断权的争夺往往导致最为严重的会党械斗。在整个十九世纪，秘密结社间的械斗屡见不鲜，造成不少无谓的人员伤亡。太平局绅对秘密结社中一些罪恶行为的放任态度在无形中阻挡了新加坡华人社会进步的步伐，既要看到这些事实，也不能因此就对太平局绅的贡献做出否定，这固然有商人利益观的影响，亦受到时代局限和文明进程的制约。

“饷码制度的本质是政府与饷码商之间权力的分割。”太平局绅虽然是虚衔，但是通过与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的密切往来可以部分获得甚至完全把握秘密结社在饷码制度中获得的权力以及随之产生的利益，这种权力主要属于经济方面，而在秘密结社内部中的话语权更类似政治权力的表现。太平局绅同秘密结社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互动以外，在文化上亦能产生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持上。

“南洋各地出现的秘密会党，从组织系统来看，属于乾隆年间在闽南诞生并迅速在中国南部流传的天地会的海外分支。”秘密结社源于闽南，在新加坡又是经由闽粤之人的筹划推广，群体文化极易表现出两地的特征，而其中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容更是极富调和性，能适应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中国人讲究仪式排场，对葬礼异常重视，在华人的传统葬礼上，“常常能看到各个秘密结社成员站在死者家属身后进行默哀”，场面非常盛大。

这类活动凡是与新加坡华人中稍有名望之人相关的，其中常见太平局绅及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首领等华人社会领袖的身影，体现的是文化认同下的互动。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与中国封建政府的关系是当时新加坡华人同中国政府关系的缩影。封建王朝，尤其是明清政府向来轻视寓居海外的华人，或不闻不问，或倍加谴责，并未把他们视为中国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