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探略

摘 要：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大量的中国人移居当地，到19世纪中期，华人数量已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华族移民新加坡是自发组织的，离乡背井，在陌生的环境下还要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压迫，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纷纷成立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就像几根强大的纽带，把远在异国他乡的广大华侨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团结互助，共同奋进，为当地及整个华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新加坡；地缘性组织；血缘性组织；业缘性组织

据史料记载，新加坡与中国早已有往来，并有华人移居当地，但华族大规模移居新加坡则是在其开埠之后。随着华人的大量到来，各种华人社团纷纷建立。近代新加坡华人社团众多，除传统的地缘、血缘、业缘三大组织外，还有秘密会党、学术团体、俱乐部等，都在近代新加坡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探讨分析新加坡的三大传统华人组织，以此追索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

新加坡，一个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岛国，扼印度洋与太平洋航运的咽喉，为东西交往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甚早，中国史书称其为凌牙门、龙牙门、单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和石叻等。宋代赵汝适《诸蕃志》的“三佛齐国”条记载：“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杨博文校：此处疑有脱讹，致无法理解。）始入其国。[1]34-35”中国商船到三佛齐贸易，先到凌牙门，再抵达三佛齐。在新加坡曾出土了宋朝真宗（998—1022）、仁宋（1023—1063）时的铜钱和瓷片[2]，因此在宋朝时新加坡与中国应该已经有经济贸易往来。

至于新加坡何时有华人居住，尚难于定断。据颜斯综写于19 世纪30 年代的《南洋蠡测》记载：“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唐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罗极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新忌利波，召募开垦，近闻己聚唐人杂番数万。[3]”文中的梁朝是中国五代的后梁（907—923年），咸淳(1265—1274年)则是南宋度宗的年号。由此推断，至迟在宋朝时新加坡已有华侨，并死后葬于此。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曾到新加坡亲眼见到居此的华侨，并在其著作《岛夷志略》的“龙牙门”条中记述：“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4]213”“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说明在14 世纪上半期以前，新加坡确有中国人居住。但在14 世纪下半期，新加坡不断遭到北面暹罗的素可泰王朝和南面爪哇的满者伯夷的进攻和入侵，并于1377 和1391 年两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古新加坡城被夷为平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见到有关华侨居住在新加坡的记载。但是，这并不等于其间没有华侨居于此。1819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时，就有华侨30人居于此，“当地大约只有150人，他们在天猛公的统治下，住在简陋的木屋里。据说，在这些人中，约120人是马来人，其余是华人。[5]8”

华人大规模移民新加坡则在其开埠之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在该地区取得进展的结果。1819年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为在远东地区寻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商站，于1 月28 日登上新加坡的次日与柔佛王朝驻新加坡的统治者天猛公签订了租借新加坡为商站的条约，并于1824 年正式占领新加坡。新加坡被建设成商站后，吸引了大量华人到此经商。英国殖民者为了掠夺新加坡的自然资源，垄断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极尽可能招徕中国劳工，使新加坡的人口，主要是华侨的数量迅速增长。新加坡华侨人口在1819年佛莱士强占新加坡时只有30人，1823年骤增到3317 人，1836 年达1 3749 人，已经超过岛上其他任何民族，1840 年达1 7704 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自1860 年起，更占总人口的60%以上。[6]237随着新加坡华侨人口的不断增多，华人社团逐步建立。

新加坡的华人社团与当地华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联，随着来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不断增多，华人社团开始不断涌现。

所谓地缘性组织，是以同乡关系作为纽带组成的团体。同乡有大、小，所以地缘的范围有大有小，一般规模较大的称为会馆，如福建会馆、琼州会馆、广东会馆、两湖会馆等。规模较小的称为同乡会，如高明同乡会、恩平同乡会、古宁同乡会等。

早期，华人背井离乡，历尽艰辛到达新加坡，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还要面对殖民当局的压迫，这迫使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同乡同族相互救助，于是说着同一方言的华侨就喜欢聚集在一起，相互帮忙，从中加强了华侨之间地域上的认同感。新加坡的第一个地缘性组织是1822 年成立的台山籍的宁阳会馆，随后客家帮于1823 年建立应和会馆，此乃为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同乡所组织的团体。据吴华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收录，新加坡华侨仅在19 世纪初到新加坡独立前的100 多年间，创立的各种地缘组织多达130个。

表1 新加坡主要华侨地缘性会馆简表（1819—1965年）

资料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整理所得

从表中所列可以看出，19 世纪建立的绝大多数的地缘组织是以府或县为基础的，到了20 世纪，以府或县为单位的地缘组织不仅大量出现，而且还出现了以联合更多的府县为单位的大型的地缘组织，如福州会馆、漳州总会、南洋客属总会、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等，其规模也非19世纪的一般地缘组织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在19 世纪，新加坡的会馆都是闽粤两省的福建、潮州、客家、广府和海南（1988 年以前属广东）五大籍华侨所创立，到了20 世纪，其他省籍华侨也陆续创建他们自己的会馆，如表中所列的三江会馆、南洋华北同乡会、两湖会馆等。这些会馆虽亦为代表一省或数省华侨之组织，然而因为各该省的侨胞原属不多，故其地位亦不能与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等相提并论。

所谓血缘性组织，乃指氏族宗亲的团体。早期，华人移民远涉重洋，梯山航海，移居新加坡，他们来自各省各县各乡，为了联络某一姓氏宗人，便有姓氏组织的产生。新加坡最早的华侨血缘组织为1819 年创立的曹家馆，其次是1848年成立的四邑陈氏会馆，再次是1854年成立的台山黄家馆。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的收录，新加坡华侨在19 世纪初至新加坡独立前创立的各种血缘性组织多达200余个。

表2 新加坡主要华侨宗亲会馆简表（1819—1965年）

资料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整理所得

由上表可得，血缘性组织绝大多数是由同一姓氏组成的，也有个别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组成的，如曾邱公会，即以曾、邱两姓组成；古城会馆，由刘、关、张、赵四姓组成；颍川公所则由陈、胡、姚、虞、袁、田六姓组成。还有称为公司的，如凤廓汾阳公司、潮州西河公司。而与地缘性组织一样，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以府或县为单位的血缘组织更加大量的出现地同时，联合更多的府或县为单位的大型姓氏总会也相继成立，如龙氏公会、南洋赖氏公会、云氏公会、邓氏公会、南洋谢氏总会、蓝氏总会等。在20 世纪之前，新加坡的宗亲会馆仅有10 余个，但到新加坡独立前则多达100余个，会馆在该时期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前提和原因，便是华侨人口的大量增多和华侨社会的日趋安定，华侨经济力量在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为华侨会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因为这么多的会馆的开办、维持与发展，处处需要巨大的经费开支，若无华侨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要开办和维持这众多的会馆是很难做到的。

业缘性组织指从事各个行业人士所组织的工商行会。早期，新加坡的华侨所从事的行业几乎无所不包，遍布各行各业，主要的行业如木工、建筑、打铁、制革、制鞋、裁缝以至甘蜜、胡椒、黄梨等加工和贸易等，都有各自的行业组织。因此，以业缘作为纽带而成立的社会团体种类繁多。

有文字可考证的最早的业缘性团体是1857 年成立的粤剧伶人的“梨园堂”。随后1868 年成立“北城行”，这是房屋建造业的行业组织，奉祀鲁班，所以又称为“鲁班庙”。接着成立的是1876年饮食行业的“姑苏行”，1880年成立的裁缝业的“轩辕馆”和1890年成立的建筑行业的“鲁北行”等。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的收录，新加坡华侨在19世纪初至新加坡独立前创立的各种业缘组织大概140余个。

表3 新加坡主要华侨业缘性组织简表（1819—1965年）

资料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整理所得

华侨多从事商业活动，在同乡同行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同僚寻找就业机会，还可以协调华侨内部关系，减少竞争。与此同时，业缘性组织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存在着某一行业以某一方言群为主或为其所垄断的现象。据新加坡劳工部的报告称，华人各方言群体的职业分布如下：闽南人主要是树胶工场、装卸货、驳船、采石、烧砖、木匠、泥水匠、黄梨及硕莪工场、火锯及搬运夫；广府人为机器、木匠、树胶工场、藤工、打金及制革；潮汕人是制鞋、渔夫、藤器、火锯及驳船；客家人是制鞋、藤器及洋铁用具；琼州人是树胶工场、面包、饼干、海员及室内服务；宁波、温州、江西以及上海人为家具、帷帘椅垫、装修及制革品；兴化、福州、福清人是酱油、海员、修理脚踏车及车胎翻新。[7]155因此，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纯粹为某一方言群的业缘组织或大多数会员为某一方言群的业缘组织，如纯粹为广帮人士或多数会员为广帮人士的团体有北城行、鲁北行、文华行、姑苏行、八和会馆（前身为梨园堂）、轩辕馆、广帮猪囡行、广肇客栈行等；潮帮方面有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三郊联合会、海屿郊公所、渔业公局、潮侨汇兑公会、潮州客栈行等；属福建帮的有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福州商业公会、星华女衣工友联合会、福建建筑工业社等；客帮的星马布商公会、华洋百货公会、当商公会、钻商公会、茶阳京果商务局等；三江帮的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华侨干洗公会等。[8]39-40方言集团对于行业的垄断，决定了许多华侨业缘性组织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使华侨社会中帮派林立，纷争不断，于是促使许多有识之士痛感改变这一现状的必要。1906 年，新加坡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就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所有会馆和其他社团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是作为团结华商、保护华商而成立起来的所有华商的总机构和权威机构。它对内负责处理和协调会员的工商业利益；对外反对殖民政府和西方资本的限制、排挤和打击，保护华商的正当利益。[6]369-370

在新加坡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华人社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的建立是为了联络同乡、同族、同业的情谊，团结互助；另一方面，其为发展教育、推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各社团创办的宗旨便可推及其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是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纽带，联络情谊、团结互助，依靠自身形成的群体力量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例如地缘性组织的肇庆会馆以“联络十六属人士感情，敦睦同乡亲谊互相扶助”为宗旨；客属总会以“联络同属情感，实行发展工商各业，及举办慈善教育公益事业”为宗旨；潮州八邑会馆以“联络感情，郭睦乡谊，互助公益，推广教育”为宗旨。血缘性组织的主旨乃在联络宗亲的感情，解决宗人的纷争，协助宗人解除贫穷，疾病及失业难题以及祭祖等，例如古城会馆以“联络宗谊感情，谋取会员福利，社会公益”为宗旨；符氏社以“联络感情，追祀先祖及互相扶助共谋福利”为宗旨；萧氏总会以“纪念祖先，敦睦宗谊，发挥互助，共谋宗人福利及提供教育与辅助公益”为宗旨。业缘性组织，如轩辕洋服商会以“联络感情，研究服装艺术，互相研讨，发展洋服业务”为宗旨；星洲杂货行以“联络感情，促进行员互相及赞襄公众福利”为宗旨。因此，各社团创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根本的职能便是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纽带，组成更强大的团体，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从以上各社团的宗旨，还可以得知其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便是发展教育，热心公益。华人向来重视教育，尊崇读书人，故华人各组织对举办学校，不遗余力。地缘组织的会馆有许多创办学校的，成绩最显著的为福建会馆，主办有道南（1906）、爱同（1912）、崇福（1915）、南侨女中（1947）、光华（1954）五校；南洋大学创办时，还赠地五百英亩作为校址。[8]58-59潮州人在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之前，已于1906 年创办端蒙学堂，后又陆续举办义安女校、义安学院等。[8]4福州会馆于1919 年创办敦本学校，不久停办，后于1927年另办三山学校。[8]95南洋客属总会于1933年，由胡文虎独捐巨资，创办民众义务学校，学生达1500 余人，为当时新加坡唯一规模宏大的义务学校。[9]939各会馆除了创办学校之外，还纷纷设立助学金或奖学金等，以资助贫寒子弟升入中学、学院及大学。如安溪会馆自1952 年以来，就每年颁发中小学奖助学金，为同乡学子的教育作了巨大贡献。[10]90血缘性组织规模较地缘性组织小，经济能力也不及地缘性组织，所以创办学校的不多，只有保赤宫陈氏宫祠于1889 年创办的毓兰书院，[8]25广东吴氏书室在二战后开设的书塾，以收容惹兰勿刹一带儿童，历时七八年[11]39。但大多数宗亲会馆都设有奖学金、助学金以勉励其会员子弟努力向学。至于业缘组织为数相对较小，成员亦少，仅有中医师公会在1953 年创办的中医专门学校，但也大都设有奖学金或助学金，以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

除了举办学校，有些会馆尚筹设医社，如茶阳会馆于1890年所办的茶阳回春医社，“惟容纳病人，不拘何籍，经费来源，则全恃公产与年捐之收入”[9]1053；同安会馆创建同安医院[8]134；琼州天后宫办有乐善居医院，常年维持费由该宫支付[8]69；惠安公会于1931年设施医诊疗所[8]116；中医师公会主办中华医院；新加坡沦陷之后，高要同乡会“乃增设赠医部，兼施送丸散，以济分病”[12]。各社团，虽然有地缘、血缘、业缘之分，但在国家遭受灾害时莫不同心同德，捐款捐物，踊跃参加。树胶公会在1928年筹赈山东难民的活动中，即认捐20万元，占山东惨案筹赈会所捐募的134万元的18%，其后又为新加坡筹赈会捐募得129万叻元[13]27-28，“该公会之热心会员捐款救济难民者为南洋各地之冠”[14]24。

综上所述，新加坡华人地缘、血缘、业缘三大传统社团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衷共济，谋求同乡、同宗、同业共同利益的互助组织，它们的作用主要就是联络同乡、同宗、同业间的感情，调解同乡、同宗、同业间的纠纷，以及兴办教育，举办慈善事业等。这些团体，就像三条强大的纽带，把移居到新加坡的广大华侨紧紧地连结起来，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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