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本何以能抗衡美国？

第九章反击

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美国人则称日本人为“小日本”，麦克阿瑟更是将其蔑称为“日本佬”。日本军队也许是史上最被低估的部队。阅兵式上，日本军人就像一个个用牛皮纸胡乱卷起的包裹，衣冠不整、面容枯槁，好似随时有散架的危险。绑腿邋遢、上衣鼓囊、裤子松垮，腿又短得可笑。这样的形象带有欺骗性，且根深蒂固。即使在珍珠港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小威廉·哈尔西还预言1943年就能打垮日本，当时美国国内也较为乐观，点唱机中的歌曲唱道“再见，妈妈，我要去攻占横滨”、“我要扇肮脏的日本佬一个大耳光”。任何一个醉汉都会说，美国自1775年以来就一直打胜仗，从没输过。

而日本人呢？他们自1598年以来，也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争。被破烂棕色军服包裹的日本军人虽然其貌不扬，但战斗力不容小觑。日军的神枪手能精确命中1 000码[1]外的目标。他们每人携带400发子弹（是美国步兵携带量的两倍）和足够5天食用的鱼和大米。他们无所畏惧，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死如归，并且认为为天皇献身无上荣光。他们所配备的武器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事件中，小日本击沉了美国数艘战舰，给华盛顿当头一棒。小日本的舰艇更快、火炮更猛、鱼雷更先进，他们的空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胜美国。偷袭珍珠港时，日军出动了4款战机，分别是川崎、三菱零式、中岛B5n1和三菱G4m1，其中每一款都比当时美国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先进。

开战后第4个星期，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诫美国人：“这场战争必将以美国击败日本告终，但我们不应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它。有报告称日本……军队训练差，装备落后。而严峻的事实是日本军人身经百战，装备精良。日本军人虽身材矮小，但意志坚定、纪律严明。”曾经，热血沸腾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战东方人可以以一敌十。如今，美国人如梦方醒，至少华盛顿惊恐地意识到，南北战争以后，美国从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当时，美国所谓的军事“情报”已经排除了珍珠港被袭的可能，理由之一是日军正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增兵，人人都知道东条英机不可能同时在多地发动进攻。

但大家都错了。新年伊始，“大日本”的部队不仅从西贡进军南方，还同时登陆了关岛、中国香港、婆罗洲、威克岛，以及菲律宾群岛。东条英机的战术比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胜一筹。东条英机把从美国西海岸到东京的航线扯开一条巨大的缺口，控制海域占整个世界海域的1/10。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指挥的德国U型潜艇肆无忌惮地偷袭，也给了东条英机极大帮助。航运从一开始就很吃紧。而雷德尔决心摧毁英美同盟，遇上任何悬挂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一概击沉，这让海上补给成为奢望。1942年年初，雷德尔的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几乎每天晚上，美国东海岸的居民都能看到商船受到鱼雷攻击。当年1月，德国U型潜艇几小时内接连在长岛击沉了排水量6 768吨的“科英布拉”号油轮和“诺尔尼斯”号油轮，又在北卡罗来纳海岸击沉了美国“艾伦·杰克逊”号商船和“马来”号油轮。德国U型潜艇当年共击沉1 160艘舰艇，平均每天超过三艘，其中包括“雅各·琼斯”号驱逐舰。它在新泽西州开普梅被击沉，成为美国第一艘在自己海岸附近被鱼雷击沉的战舰。

在这殊死搏斗的日子里，败仗接二连三，轴心国似乎攻无不克。纳粹德国正在攻打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并且准备向莫斯科发起最后攻势；隆美尔已兵临开罗城下，那里的英国外交官们正忙着烧毁外交资料；德军进入印度也只是时间问题，在那里，他们将与从东线迅速推进的日军汇合。像希特勒一样，东条英机似乎也势不可当。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步履蹒跚地撤出缅甸时，嘴里还嘀咕着“真是一次惨败，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撤离缅甸，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华盛顿的一些军事专家估计需要10年才能打败日本。两个大洋似乎不再起到保护作用，不仅大西洋海岸的海员被残忍屠戮，太平洋海岸也遭到炮火攻击。一艘日本潜艇袭击了俄勒冈州史蒂文斯堡，这在军事上无足轻重，却给美国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总统决定出面安抚国民。他安排了一场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登载世界地图，以便听众能明白他所讲。但日本人正在监听美国广播，正当罗斯福总统平静地劝慰公众无须悲观时，又一架日本水上飞机从潜艇弹射起飞，在俄勒冈州以南海岸投下数枚燃烧弹。

在东条英机策划的12月7日攻击行动中，除了珍珠港，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地区）。华盛顿的几个外交官自以为了解东方人，曾大胆猜测日本人可能登陆泰国。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说对了，但这就像三年前的9月，新英格兰地区大暴雨，而天气预报员不过预测可能有雨。利用维希傀儡政府的软弱，山下奉文将军将中南半岛变成了转战集结区，并与泰国政府展开秘密谈判。结果，12月7日，泰国政府佯装抵抗了4小时之后投降。现在，东条英机已准备好进攻马来亚。

日军分三路穿过泰国，在铺天盖地的越南机群掩护下，入侵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败退。日本没必要派遣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但他们希望转移英国皇家空军的注意力，并将英国皇家海军引入圈套。他们的奸计得逞了。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上钩了，他麾下有英国皇家海军引以为傲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是英国最精良的战列舰，以及“反击”号重型巡洋舰。舰队中唯一的航空母舰搁浅，使菲利普斯爵士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日军三菱鱼雷轰炸机击沉了夏威夷地区仅存的这两艘盟军主力战舰。没人能拯救马来亚了。敌军前进速度加快，离奇的谣言四起——小日本是“猿人”，像人猿泰山一样在树林间荡来荡去（实际上，日军骑自行车行军）。与此同时，丘吉尔惊恐地获悉，新加坡的大炮只能朝向大海，无法调转炮口瞄准日军。

进攻马来亚的日军都是裕仁天皇的精锐部队。在大举南下的同时，本间雅晴中将指挥数个师团，自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汤姆·菲利普斯当日葬身海底，毫无防备的关岛落入日本人之手。三周内，本间的军队已于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之后立刻遭到空袭），美国士兵和菲律宾侦察兵撤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救出麦克阿瑟，虽然他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不好相处，但敬仰他的军事判断能力，于是命令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在2月一个漆黑的晚上，麦克阿瑟及妻儿和家庭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离开了。而剩下的人则苦涩地唱道：

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
没有爹和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无亲朋，无依靠，没有枪来没有炮，
无人过问无人要！

他们抱怨缺少武器，残酷的事实也差不多如此。盟军防线正在土崩瓦解，巴丹半岛上唯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仅剩636人，他们被迫撤入蝌蚪状的克雷希多岛要塞，仅有10架老式飞机和几艘鱼雷快艇。当地最高指挥官汤姆·哈特于圣诞节后乘着挂有四星将旗的“鲨鱼”号潜艇离开，该潜艇已是其麾下最大型的舰艇了。一开始，克雷希多地堡中的人们围在通信兵的收音机旁，但没过多久，他们就纷纷转身离去了。因为广播里的消息实在令人沮丧：中国香港沦陷，护士被日本兵当街强奸；威克岛也被占领，虽然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的带领下，英勇抵抗两个星期，曾击退一次登陆的日军，但最终没有等来援兵。新年伊始，哈特上将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加入陆军元帅韦维尔统领的盟军。那时，日军已攻占新加坡，下一个目标就是爪哇和苏门答腊。韦维尔研究作战图之后，退到了印度。而东印度群岛，正如气愤的荷兰人所言，只能听天由命了。

命运是残酷的。荷兰统帅不懂英语，他的命令只能在翻译之后传达给各部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17艘盟军战舰前去抵御日军入侵。它们与日军实力相差悬殊，无力回天。舰队中最大的战舰仅为两艘巡洋舰，而海平线上逐渐出现的日军舰队则犹如一座座佛塔，由74艘军舰组成，包括4艘战列舰和5艘航母。爪哇战役历时7个小时，荷兰统帅与他麾下的一半战舰一起葬身海底，剩余战舰也大半被日军飞机击毁。只有美国的“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的“珀斯”号逃过最初的攻击，并试图穿过巽他海峡撤离，但该海峡已被敌军封锁。3月1日夜，它们寡不敌众，最终被日军击沉。“休斯敦”号被日军军舰团团围住，但仍拼死抵抗，火炮齐鸣。直到船体渐渐下沉，一名身着蓝色夹克的司号兵仍站在倾斜的船尾，吹响弃船号角。

远在家乡的美国人对太平洋的战事很难理解。人们记住了珍珠港事件，就像牢牢记住阿拉莫之战和“缅因”号战舰却并不熟悉那之后的战争一样。原因之一是西海岸之外的美国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在地理方面。在硫磺岛战斗的士兵收到家人的来信，发现家人都以为他们在南太平洋。欧洲战场的地名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上学时接触过。但谁听说过雅浦？谁知道埃厄里拜瓦在哪里？新不列颠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岛、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岛又有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美国的教师们讲课时并未涉及这些内容。这也不能怪他们，在航空时代以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磺岛这样的小岛几乎不值一提。直到1941年，只有标准石油公司和利华兄弟公司会对群岛感兴趣。美国海军开战时所用地图为18世纪所绘，直接导致盟军因不知航线深浅而在许多海战中失利。海军陆战队必须一边行军，一边测绘所罗门群岛。他们甚至没搞清楚与敌军第一次交战的地点——他们以为是特纳鲁河，后来发现是伊鲁河。

公众对于太平洋的了解大多来自B级片编剧的肆意创作。南太平洋岛屿被描绘成具有异域情调的小岛，和风在棕榈树间吹拂，萨迪·汤普孙[2]和传教士厮混，当地女孩身着紧身衣潜水捞珍珠，拥有多萝西·拉莫尔一样苗条的身材。传说是美好的，也带有一丝半点儿的真实性。虽然当地女孩的身材看起来更像是水桶，而不像拉莫尔，但大多数参与过“大东亚战争”（日本人的称呼）的老兵都能回忆起壮丽的自然美景——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雨林中的白兰花和凤头鹦鹉，还有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活火山，以及塞班岛上美丽的凤凰木。

但美国大兵不是来旅游的。他们在进行残酷的战斗，而且丛林看上去越美丽，战斗就越激烈。一些岛屿根本无法居住，陆军工兵前往圣克鲁斯勘察地形以修建机场，尽管当地景色很美，他们却全部被脑型疟疾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战场环境匪夷所思，瓜达尔卡纳尔岛在地震中晃动，硫磺岛岩缝中喷出火山气体等。在布干维尔岛上，松软而又深不见底的沼泽吞噬了无数台推土机；在佩莱利乌岛的山丘上，即使树荫下，温度也高达115华氏度（约46.1摄氏度）。有时天气比敌人更恐怖。格洛斯特角一天内降雨量就高达16英寸[3]。莱特湾海战不得不因双季风而暂停，一个月后，一场台风又使三艘美国驱逐舰沉没。

像其他任何一场战争一样，太平洋之战拥有独特的景象和声音，被后世所铭记。这些声色就像模糊的万花筒，或是随机剪辑的旧电影片段，足以让后人陷入良久回忆，有时甚至勾起灵魂深处那些危机四伏时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有些部队在沙地小岛搭建活动房屋，四面被青铜色海水包围，好像动画片中荒岛上的流放者。霍姆斯大法官将战争定义为“自寻烦恼”，士兵们的处境印证了他的话：船上广播系统发出单调而尖厉的声音，还有汗臭味和空荡的部队食堂，铁板铺成的临时跑道好像巨型积木，榕树林中绽放着大炮放射出的火花，在赤道阳光下飞行的零式飞机机翼下方的图案好似肉丸子，海水中的含磷生物群在船只迂回经过时会点亮周围的海水。飞行员在航母甲板上飞奔，头盔上下跳动，腋下夹着地图板。

但对于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陆军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要数一次抢滩登陆。战斗开始前，士兵间弥漫着难以忍受的紧张感，他们要从硬板床上跌跌撞撞地爬下，凌晨3点吃早饭。登陆前，战舰上14英寸火炮齐射，猛轰海岸，接着士兵们顺着货运网爬到摇摆不定的“希金斯”号艇上，那是一种小到难以置信的登陆艇。士兵们的背包碰撞着他们早已疼痛不堪的后背，他们紧张地盯着前方的登陆区域，向红滩一号或绿滩二号全速前进，心里祈祷海滩上没有礁石，以免被缠住而暴露在日军机关枪之下。心里一面想着地形如何，一面非常清楚那又将是一个烈焰熊熊的焚尸炉——步兵的地狱，但又将有荒凉海岛美丽超然的景色。

奇异的环境产生了离奇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的战斗中，25名美军士兵被倒下的大树砸死，随船沉入海里的水兵被鲨鱼吞噬，俾斯麦海战后，游上岸的日本兵被新几内亚岛的土著人分尸，还有一些日本兵逃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丛林严酷的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自相残食以求生存。丛林冷酷无情，对战败的士兵而言更是如此。随着美国海上实力的不断增长，战败的士兵大多是日本人。如果日军被包围，他们只能自相残食或吃草根，还必须在丛林中与毒蛇、鳄鱼共存。即使突出重围，生还的希望也很渺茫。藻利海将军的队伍从新几内亚休恩半岛撤退之后，只有1/5的日本兵还能作战。被迫穿越欧文·斯坦利山脉逃亡的途中，堀井将军也失足落水溺亡。

除非天皇亲口下令，否则日本人绝不会投降。即便裕仁天皇下令，还是有顽固分子躲进山洞，拒绝投降。有人在山洞里待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久。日军认为被俘虏是屈辱的，有人随身携带自杀手枪，弹夹中只有一发子弹。“二战”中期，眼见大势已去，军官会召集属下进行自杀式冲锋。没有步枪，就用棍棒代替；不能走路，就拿一颗手榴弹或地雷，与敌人同归于尽。没人能够幸免。塞班岛的日军司令年事已高，无法自行了断，就命令他的副官开枪将他射杀。也是在塞班岛，几个5岁左右的日本儿童围成一圈，互相投递手榴弹，直至共赴黄泉。

切腹自尽在日本很受尊崇，但对于具有武士道精神的统帅来说，奋战到最后一人也具有军事意义。日军夺取了大洋洲的大面积区域，已超过所需，而所用时间只是预计的一半。日本想通过协商换取和平。本间将军在1939年警告：“为了打败美国，我们牺牲1 000万人也在所不惜。”佩莱利乌岛阵亡日军的墓碑上写着：“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上修筑一道防线”。虽然日本在宣传中一再强调彻底打败美国，但日本内阁其实更为现实。如果美国转而获得战争主动权，日军将领准备打一场消耗战。美国人距离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抵抗得越顽强。日本会动员自杀船只、人肉鱼雷，以及实施自杀式攻击的神风特攻队。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全国的口号将是：“1亿人民骄傲地血战到底！”麦克阿瑟估计，入侵日本首日，美军伤亡人数将达到5万，之后有可能是长达数年的战争。日本人以此推断，美国人不会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因此，他们做好海报，准备在最后时刻张贴，海报上写着“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争异常惨烈，战争中没有多少战俘，因为日本人认为敌人投降同样耻辱。被日军俘虏的士兵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克雷希多岛的战俘被迫进行“死亡行军”，许多病员和伤员在行军中活活累死；在马金岛，日军将抓获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斩首；在米尔恩湾，澳大利亚战俘被阉割，嘴上被缝上包皮，身上还挂着一块嘲讽牌子“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了很久才死去”。

如此暴行立刻遭到美军的反击。自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之后，美军还从未表现得如此残忍（妇女儿童得以幸免）。战斗中没有休战，也没有骑士风度。美国海军毫无顾忌地开展潜艇战。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日军宁愿饿死也不愿投降，美军把躲在灌木丛中的小日本当作活靶子，练习射击。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将军们同普通士兵一样嗜血。莱利斯·J·麦克奈尔中将告诉他的部队：“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憎恨敌人。我们必须渴望战斗，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杀戮。”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架设一块巨型牌子，过往船只都能看到，上面写着：

杀死小日本，杀死小日本

杀死更多小日本

干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消灭那些杂种

以同样坚决的口吻，麦克阿瑟告诉罗伯特·L·艾切尔伯格将军，如果不能拿下布纳，就别活着回来。1943年，有间谍报告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位置，美国立刻派出P–38战斗机前去拦截其座机，并将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天才，号称“东方纳尔逊”。他一手策划了海军多地进攻，6个月内攻占大洋洲30万平方英里[4]的土地。如果他知道美国陆军通信兵已经破译日军的“紫色密码”，战争的走向或许会大不相同。他生前差一点儿就消灭了美方全部武装力量。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防部为了防止悲剧重演，一再提出巨额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战役取得大捷后，旭太阳遮天蔽日。2月17日，新加坡投降（日军中将山下奉文威胁英属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投降，还是不投降”）。那里的14门巨型维克斯机枪被转移到吉尔伯特群岛一个名叫塔拉瓦的小岛上。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已向曼德勒进军，最终于5月1日攻占该地，封锁了中国的补给线。

新加坡是战略重镇，它的失守让世人震惊。拉包尔虽没有新加坡出名，但战略意义更为重大，这里是澳大利亚在新不列颠岛的前哨，于1月被日军夺取。山本在这里驻扎了10万军队，修建了5个机场，将拉包尔变成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新爱尔兰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一系列前哨都靠这里维系。现在日军飞机能直接攻击澳大利亚了，其北部城市达尔文受到猛烈空袭，不得不弃城。新西兰65岁以下男性全部入伍，仅有的9架驱逐机也准备好迎敌，澳大利亚总理告诫人民随时准备应对日军入侵。有人提出放弃这两个英国自治领，但遭到新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上将的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太平洋形势严峻。”“东京玫瑰”调侃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兵都藏在哪里？”

除了所罗门群岛南部、莫尔兹比港（位于鸟状新几内亚岛末端）和即将失守的克雷希多岛，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太平洋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日军预计闪电战伤亡率在20%左右，实际伤亡却很小，其中一支日军舰队击沉5艘盟军战列舰、1艘航母、2艘巡洋舰以及7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命令匆忙接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一职的尼米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但都无济于事。美军在爪哇战役中惨败，被打得七零八落。太平洋的美军遭受了各种打击，其中还包括颠覆活动。法属努美阿美军总部有大量维希政府拥护者，他们把美国船只和部队的调动情况暗中告知敌方。

在美国本土，媒体使用谎言鼓舞美国人的士气。传言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柯林·凯利击沉了日军“榛名”号战列舰（其实并没有），美军在婆罗洲望加锡海峡大胜（其实并没有），威克岛的美军发电报：“再来更多日本鬼子”（当然不会是真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未被迷惑，信心满满地翻阅着1938年日军作战计划。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是日军的下一步目标，5月3日，这两个地方被轻而易举地占领。5月6日，克雷希多岛投降。菲律宾彻底陷落。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关于克雷希多岛，我无颜评论。那里血色的迷雾中还回响着枪声，我似乎能看到在那里战斗的人，冷酷憔悴、身材瘦弱，但无所畏惧。”

第二天，日本一支两栖部队开赴澳大利亚东部的珊瑚海，他们旨在夺取莫尔兹比港。征服菲律宾让日军士气大振、耀武扬威。日本海军大将、航母舰队指挥官原忠一日后回忆说，他们患上了“胜利病”。之后的战斗是历史上首次航母之间的较量，也是离奇的决战。美军已陷入绝境，要想保住澳大利亚，就必须守住莫尔兹比港，此时美军从仅剩的5艘航母中抽出两艘前去封堵日军。但对于敌人来说，这场战役只是小插曲。山本要为中途岛战役保留实力。即便如此，日军飞机还是在珊瑚海给盟军造成不小损失，他们击沉了“莱克星顿”号，重创“约克城”号。美军则炸毁日军7艘战舰，其中包括一艘航母——飞行员电告“报销一个大平面”。这场战役最多算是双方打成平手，但使莫尔兹比港和澳大利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日军无功而返。珍珠港的1 400名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用了不到两周修好了“约克城”号，使其能及时参加中途岛战役。

那时，盟军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大危机，盟军岛屿几乎全部失守，日军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罗斯福也不得不像澳大利亚人一样，考虑本土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尽管这难以置信。裕仁天皇的海军信心空前膨胀，日军战舰数量是美军的三倍。1942年5月27日，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山本作为一个下级军官参加了这场战争，所以他选择这一天进军中途岛。山本的舰队前行在苍茫大海上，65艘驱逐舰打头阵，山本率领的“大和”号超无畏级战列舰作为旗舰，率领着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列舰。这支庞大无敌舰队的周围还有21艘潜艇环绕。另外，4艘快速航母舰队由700架飞机空中掩护，80艘运兵船挤满了士兵。舰队在海面上推进，船员们欢快地唱着战歌，日本还给将要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发放了啤酒。6月2日，罗斯福对麦克阿瑟说：“现在看来，日军舰队正前往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和夏威夷，也有小部分可能空袭南加利福尼亚或西雅图。”

这正是山本想要的——对方不清楚日军会打击何处。山本还派出一支部队攻打阿拉斯加，企图诱使美军分散兵力（此时日军战舰之多，山本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山本大将高估了自己，他并非像自己想象的一般战无不胜。日军“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陆军通信兵破译，并被美军赋予新代号——“魔码”。山本下达命令之后，美国几乎同步将其解码并传送给尼米兹上将，正是他在组织中途岛的防御。岛上每一寸土地都布满军队，每一艘可用的战舰都已下水——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7艘驱逐舰、12艘潜艇，以及“大黄蜂”号和“进取”号两艘航母，还有经过大修的“约克城”号。

美军开局不利。日军首轮空袭派出100架轰炸机，将中途岛炸得天翻地覆，美国防御力下降，战斗机受到重创。但尼米兹此时有两个优势：其一，“魔码”使他清楚敌人动向；其二，日军对美军动向毫不知情。日军航母指挥官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清空甲板，迎接空袭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但美军飞机率先出现了，他们毫无防备。

1942年6月4日清晨，美军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进攻，它们遭到防空炮火猛烈狙击。42架飞机，只有6架返航，而且没有一次命中目标。这些老式飞机的驾驶员像神风特攻队队员一样，认为自己做了无谓的牺牲。事实上，他们创造了胜利的契机。日军航母疯狂地调整船体以躲避鱼雷，导致战机无法起飞，仅有几架零式战机得以升空，还要低空拦截以身殉国的美军飞行员。在这个关键时刻，克劳伦斯·麦克拉斯基中校率领两队“无畏”式轰炸机从“进取”号航母上起飞，飞到了日军舰队上空，展开俯冲攻击。它们炸沉了3艘航母，下午又击沉了一艘。山本舰队中只有4艘航母，现在全部被击沉，舰队失去了保护伞。他瘫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米汤。

8个星期后，饱受“东京玫瑰”嘲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斐济，演练美国“二战”中首次进攻行动。但该行动始终规模很小。现代化武器全部用在欧洲战场，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装备的是1903年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他们的绑腿可以追溯到1918年，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从阿尔贡战役一直使用到现在。

攻势中唯一达到一流水平的就是部队的质量。因为海军陆战队是精英部队，被选中参与进攻行动的士兵更是出类拔萃。1942年8月7日，部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他们立刻就后悔来到这里。正如前英国殖民者所描述，这里是个“血腥、臭气熏天的大窟窿”。无论何时，夺取这里都异常艰难。1942年夏，困难还加重了一层。日军占领爪哇之后，控制了盟军奎宁的来源，而奎宁是当时唯一可以治疗疟疾的特效药。20世纪3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了另一种疟疾解药，名叫“米帕林”。美国公司夜以继日地工作，想合成这种药，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命令是，除非体温上升到102华氏度（约38.9摄氏度）以上，否则不许离开前线。即使这样，到10月仍有2 000人住院。

美军登陆第一天，还算顺利。登陆行动没有遭遇阻击。一小股日军正在修建3 600英尺[5]长的飞机跑道，他们迅速窜入丛林。但第二天晚上，战局演变成一场灾难。山本仍有许多战舰和经验丰富的海军士兵。天黑以后，山本派遣拉包尔的小分队穿过“狭槽”——所罗门群岛间一个狭窄的海峡。萨沃岛上的活火山遮蔽了来犯敌军，萨沃岛战役是美国海军甚至是任何国家海军史上最惨痛的失败。4艘航母被击沉，1 000名水兵葬身大海。第二天早晨，剩余的美军战舰向南方撤退，货轮上的货物还没来得及全部卸下，也跟着战舰撤退了。正如海军陆战队将军所说，他的部队“光着屁股”被抛弃了。补给品发放量立刻减半，弹药量也只够4天。而此时，被美军称为“东京快车”的运兵船开始源源不断地从拉包尔运来日军士兵，每晚900人，有时一晚能运送4 500人。

美军通过简陋的机场运输补给品，海军陆战队队员奋战在泥泞的散兵坑，不时遭到敌军炮火轰炸，还要顶住日军的攻击，有时还会下起大雨。将士们不仅遭受疟疾折磨，还要经受痢疾和细菌感染（丛林腐蚀病）的侵袭。渐渐地，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重要性。大量部队驻扎在那里，撤出已不可能。到10月中旬，麦克阿瑟警告罗斯福：“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群岛被打败……整个南太平洋将陷入最严重的危机。”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他祈祷将士们能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较劲。在东京，裕仁天皇宣布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决定性战役”。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的战斗也在同一时期进入白热化，这座丛林岛屿仿佛一个强大的磁铁，吸引双方投入了与其战略意义并不相符的大批部队。双方都倾其所有，并都坚信这一仗定全局。

麦克阿瑟请求增兵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报告言辞激烈，这是他一贯风格。他要求美国将“所有资源”投入西南太平洋。这意味着必须停止给英国和苏联补给，原定开赴欧洲的运兵船全部转向澳大利亚。在他看来，日本的威胁就是这么严重，但总统看问题的方式注定与他不同。有别于战区司令官，总统需要以全球眼光看待这场战争。他需要考虑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来自将所有军力投向日本。即使战胜日本，又能得到什么？万一转身只剩下美国与希特勒单独对决呢？美国需要英苏联盟，就必须坚持大西洋优先策略。只有消灭德军，才能彻底打败纳粹。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要立刻开辟一个，至少也是类似的战场。罗斯福明白所罗门群岛处于危机之中，也出面支持增兵瓜达尔卡纳尔岛，但总统能做的仅此而已，战场上的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必须自己想办法。

麦克阿瑟不太可能想到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从外表上看，首都华盛顿安静祥和，大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里食物充足，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政府高层已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正努力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温斯顿·丘吉尔即将到访美国，并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这是头等大事。大西洋战争不断蔓延，形势迫在眉睫。首先要做的就是关掉电灯开关。像迈阿密这样的城市，沿海6公里的霓虹灯能照到很远的海面上，照亮了停泊在岸边的商船，使其成为德国U型潜艇的理想目标。1942年5月，美国开始灯火管制（或称“伯恩斯管制”，以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命名），使德军潜艇失去这一有利条件。一年之后，随着雷达改进、空中监视，以及新型驱逐舰战术的运用，彻底解决了德国U型潜艇造成的危机。

组建一支1 200万人的军队价格不菲，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史上最大金额——108 903 047 923美元的军事预算案。生产任务也十分繁重。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飞行堡垒（之后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生产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北美航空公司生产P–51野马战斗机，沃特飞机公司生产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恺撒和弗雷泽等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记录良好的工厂会被授予陆军–海军优秀锦旗。其中最大的工厂是福特公司的伊普西兰蒂。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日，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只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现在已矗立着全球最大的工厂，厂内有半英里[6]长的装配流水线。福特期望工厂每小时都能生产出一架30吨重的轰炸机。出产速度很快，以至于不必考虑储存时间。飞机直接被送到附近的机场试飞，然后飞赴战场。

像其他东西一样，伊普西兰蒂工厂的合约也在华盛顿某个部门决定。1942年6月中旬，6名会说英语的纳粹间谍乘潜艇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其余4人被抓获，并上缴了他们携带的炸药包。华盛顿派人审讯他们6人，之后将他们处决。耶鲁大学想用沙袋保护学校的常春藤围墙，也要由华盛顿的某些人批准。有时，一些命令、决定和谈话很滑稽。初夏，陆军妇女团开始穿着由罗德与泰勒百货设计的新制服。《女装日报》写道：“将束身腰带和胸罩作为女兵服饰的一部分，能提高束身衣和胸罩行业的地位。”布鲁克林《简报》则反驳说，陆军妇女团的理念带有颠覆性，而她们的服装设计则带有欺骗性，“妄图打破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无性别差异、纵欲、不愿生育的异教徒女性被带回美国，贬损了美国妇女的形象”。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然而，许多妇女依然报名参军。人人都想报效国家，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陆军组建了一支由有用的宠物组成的K–9部队，并给这支部队取名“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宠物狗专栏编辑阿瑟·罗纳德甚至给这支部队写了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美国各地的狗场，
我们来自家庭的火炉旁，
我们加入狗狗部队，
争做国家栋梁。

菲利浦·怀利克观察到，这一时期的美国以奇特的方式传递爱。例如，一个整编师在游行中组成mom（妈妈）字样，这在“二战”中绝无仅有。不过琐事有助于掩盖重要的最高机密，有些军事机密需要尽可能地掩护。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西北方18英里处的橡树岭，工人们在清理一片山坡，并为一系列建筑打地基。没人知道他们要修建什么设施。有人问工人他们在做什么，工人回答说：“每小时给1.35美元。”往西2 000公里，在一座悠闲的新墨西哥州小城圣菲，许多带外国口音的游客来到东宫街109号，之后乘渡轮前往35英里外的营地，当时他们只知道这里叫y地。这里正是为后人所熟知的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

太平洋西北海岸正在建立巨大的工厂设施，雇员问老板他们在生产什么，老板告诉他们是“马的前半部分，要运到华盛顿去”，或是“流产的轮子”。其实老板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真相只有少数科学家、一名少将和罗斯福总统选出来的几个文职人员知道。20亿美元的开销被隐藏在联邦政府的多项预算中。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本想打探纳税人的钱是否被乱花，白宫直接警告他别多管闲事。

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和时间赛跑。英国情报机关报告，柏林要求挪威海德鲁公司生产3 000磅[7]重水，之后将订单提高到10 000磅。捷克斯洛伐克[8]的铀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1942年10月15日晚间，一组突击队员空降挪威，摧毁了部分海德鲁公司的重水。这给盟国以喘息，但纳粹重建该项目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件事上，参议员杜鲁门的时间白费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办事效率很高。罗斯福总统采用定量配给政策和物资管理制度，这让民众反对呼声高涨，这本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当年春天，出现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委员会钢铁产业顾问团管线、钢索产品、电镀产品承包商小组委员会）。战时生产委员会下，还有一个所谓战时生产委员会工业产生处烘焙产品组饼干、薄脆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第一个星期，物价管理局颁布命令：“圣诞老人应身着红色袍子，佩戴白色胡须，及其他符合其身份并容易辨认的饰品。若他们生性善良、快乐，能够凭借自己在孩童心中的崇高地位传播圣诞精神，则免受10月3日冻结工资总统令限制。”

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对华盛顿最初的了解。作为贵格会信徒，他不确定是否要参战。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前往东部，加入物价管理局，周薪61美元。尼克松大学毕业时是自由派，但正如他日后回忆，看到别人如何执行配给政策，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尽管到8月时，尼克松每星期赚90美元，但据说他看到“利用关系进入政府的官员在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中结党营私”时大为不满，最终选择辞职，违背了贵格会的教条，加入海军。但这点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当时已成为征兵对象，必须义务服兵役。他曾是名律师，参军后可以成为中尉。他被派往南太平洋。那里还有一名中尉，名叫约翰·肯尼迪，指挥鱼雷快艇。与肯尼迪不同，尼克松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航空运输组织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并精于向靠港船只索要各种美味甚至威士忌酒。不久他的营房就被称为“尼克松小卖部”。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视察。当时，史塔生是哈尔西将军的参谋，但尼克松知道对方是前途无量的政坛新秀，很可能当选总统，便及时赶到飞机下，热情欢迎。与史塔生坚定的握手让他印象深刻，但战后当他跟史塔生谈起这次会面，史塔生却完全想不起来了。

白宫二层总统办公室旁边，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那里，他正在给未来的总统讲解欧洲战场下一步战略方针。这一战场被“摇摆世代”称为“欧洲战区”。艾森豪威尔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194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次演习中才建立了一点名声。罗斯福看了有关报告，并咨询了马歇尔将军，决定将联合作战这一艰巨任务交给艾森豪威尔。

高层人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前途无量，但没人因此心生反感。他符合美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男人形象，就像诺曼·洛克威尔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人物。他精明、豪爽、敏锐、正直，而且谦逊。他喜欢拿口音开玩笑，将“阿卜杜勒·阿卜·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长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座小城。大多数人喜欢他，他也喜欢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中，为霍普金斯说好话的不多，他就是其中之一。艾森豪威尔说：“霍普金斯能抓住军事情况的要领，这非同寻常。并且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战争胜利的事业中，不遗余力，即使身体抱恙，也不肯遵医嘱卧床休息。”

那已是1942年6月，总统正准备任命欧洲战场总司令。罗斯福曾轻率地许诺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年内有望看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激发叮砰巷[9]创作出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民谣《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一朵玫瑰》。此时，美国大兵已经来到英国本土，但他们被派往偏僻的角落。而且英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大兵到处惹麻烦，说他们“薪水过高，性欲过旺，离我们太近”。显然，他们需要有人指明未来的方向。这时，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在梅菲尔的格罗夫纳广场安顿下来——这个广场后来被更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现在，美军和英军都蓄势待发。

但他们该去向何方？美国人希望从英格兰出发，穿过海峡，而英国人想率先打击丘吉尔所谓的“欧洲薄弱环节”。但此时盟军实力还不足以展开任何一场攻势，双方一致认为首个目标应选法属北非。配合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攻势，可以一举将纳粹赶出非洲。本次行动的代号是“火炬”。

行动的开始很蹊跷。美国首先攻击的不是死敌德国，而是自己最长久的盟国——法国。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晚，珍珠港事件发生整整7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岸，800艘船满载进攻部队。藏匿如此众多的士兵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已经发现盟军，他们试图猜测盟军的目的地，认为盟军会在马耳他或埃及登陆。凌晨3点，当部队被投送到法属非洲时，整个欧洲都目瞪口呆，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人的美国军队大举进犯，这让他大为恼怒。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 ! ”），让贝当深感愤怒，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得知今晚我国被阁下部队入侵，我深感震惊和悲哀。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美军总司令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位于华盛顿以北60英里凯托克廷山隐蔽地带的香格里拉，总统和霍普金斯及几个好友共度周末。进攻开始时，美国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上。总统的电话响起，格雷斯·塔利（总统秘书）接听了，打电话的是史汀生。罗斯福用颤抖的手接过电话，听了一阵后说：“谢天谢地。恭喜你。伤亡相对较低——比你的预期低很多。感谢上帝。”他放下电话，转身跟朋友们说：“我军已登陆北非。开始反攻了。”

美军指挥所位于直布罗陀一条潮湿的隧道中，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指挥登陆行动。11月23日，他把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座洁白山城。即使只为提振士气，他的出现也至关重要。美国人开始明白德军并非浪得虚名，虽然德国人被“火炬”行动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仍旧行动迅速且高效。趁美军立足未稳，轴心国部队就占领了突尼斯，并从西西里岛调来军队和武器驻防。美军冒着寒冷的冬雨，在泥地里艰难跋涉时，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趁机猛烈攻击盟军及其坦克和飞机。之后，德军大举反攻，1943年2月把美军赶回凯萨林隘道。

当时，凯萨林隘道口像是盟军的灾难。后来，这里演变成轴心国部队的灾难。巴顿将军接替了那里的军事指挥官，重新夺回隘道，并同蒙哥马利汇合。当时蒙哥马利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一路驱赶到这里。非洲的德军难逃厄运。隆美尔乘飞机逃走，他告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的部队必须从非洲撤离。非洲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生存，而当时地中海已被盟军控制，德军补给量从29 000吨降到23 000吨，最后仅有2 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隆美尔危言耸听，他们趾高气扬地说，看看凯萨林隘道吧，美国混血杂种碰上雅利安民族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继续运送部队到滩头阵地，这让隆美尔大惊失色。到了5月初，盟军合上包围圈，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军。再加上阵亡人数，德国在法属非洲损失349 206人。而美军在这次攻势中，仅伤亡18 500人。

战役结束时，巴顿已离开战场，艾森豪威尔派他前去谋划进攻西西里岛。蒙哥马利和巴顿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并肩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哈斯基”，参战部队包括法国一个军。尽管美法两国有过节，夏尔·戴高乐还是坚持在后方工作，他运用政治手段，靠坚定的意志力，控制解放了的法国人，激励他们参军入伍。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说：“如此英勇的战斗组织绝无仅有。”现在，整个盟军部队都令敌人闻风丧胆。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国不仅没有攻克斯大林格勒，还损失了33万人。现在，他们又被赶出非洲，德军不再战无不胜。1943年夏，盟军让敌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立场不坚定的轴心国伙伴更为害怕，比如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人们。

攻打西西里是一场政治战，目的是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同时，这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西西里岛山地起伏、荒凉贫瘠，却有25.5万部队驻守，而盟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征服了这里。在罗马，维克托·以马利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晕头转向的墨索里尼，他不再是政府首脑：“军人再也不想打仗了。目前，你可能是意大利人民最憎恨的人。”墨索里尼随即被逮捕。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展开秘密和谈。结果，巴多格里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当晚，盟军可以在小腿形状的意大利版图胫部的萨勒诺登陆。行动代号是“雪崩”，目标是俘虏惊慌失措的德军，将意大利半岛的轴心国部队全部肃清。

为何盟军认为这样的作战计划可行，不得而知。保守这么大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多嘴的意大利人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盖世太保和纳粹情报机构。9月8日，巴多格里奥如期无条件投降。但那时，德国精锐部队涌进意大利，将曾经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压制在萨勒诺地区。而美军得知意大利投降，本以为这次行动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既迷惑又愤怒。敌军的炮火和坦克将他们限制在纵深不及5英里的滩头。每天晚上，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国人都会通过喇叭喊话。他好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爱好者，用电影里的口吻向美军叫道：“好了，伙计们，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英国叛徒“哈哈勋爵”预言：“敦刻尔克一幕将重演。”

这是意大利悲剧的开始——无谓的战斗、没必要的折磨，以及无休止的围攻战。在意大利东海岸，英国第一航空师已经夺取塔兰托海军基地，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头到意大利东海岸前去与其汇合，接着赶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缓解美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轰炸了能俯瞰萨勒诺的山丘。滩头阵地挤满了大炮，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向那不勒斯缓慢撤退。

连长们知道意大利战场出了什么问题，而将军们则不清楚。第五集团军在和地形做斗争。他们花了三个星期，1.2万人伤亡，才抵达那不勒斯。亚平宁山脉横亘于意大利中部。这条山脉是意大利河流的源头，因此步兵必须穿过连绵不绝的山谷，其中每一个山头都埋伏着德军。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拥有1 400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坐落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元帅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要塞。敌军在寺院周围挖掘战壕，使用迫击炮和“尖叫者”火箭炮（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外号）杀伤美军步兵，美军坦克则遭到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重创。盟军认为寺庙是敌军观察哨，将其炸成废墟。但这无济于事，敌军炮火依然精准无情。

艾森豪威尔此时被召回英格兰，谋划跨海峡进攻法国，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盟军最好的几个将军——巴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这让意大利盟军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寒风和大雪在山间肆虐。白天污泥齐腰深，晚上则冻得结结实实。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地好像中了邪，他说：“我肯定和平时期的欧洲从未如此泥泞。我同样肯定，世界其他地方的泥没有欧洲的这么深，也没有这么黏、这么湿。欧洲泥的颜色甚至都跟其他地方不同。”消耗战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死尸用浸满血的麻布袋或是斗篷裹着，用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线捆在一起，柴火似的堆在一旁。饿狗啃食着死人的喉咙，冻疮和战壕足病随处可见，哨兵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人们记忆中意大利最难熬的冬天。

“二战”胜利后，军方通知美国新闻媒体，他们应该停止称呼步兵为“美国大兵”，因为“美国大兵”原意是“一切配给由政府发放”，这“有损人格，有辱身份，有失尊重”。在胜利的鼓舞下，编辑和出版商们很快听从了军方建议。当时看来很荒谬，但时过境迁，这成了好事。正如1918年的美国步兵被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被称为“老咕哝”，而“美国大兵”一词，则成为“二战”中士兵的专属词汇。美国大兵就是“摇摆世代”青春的象征。满脸稚气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衣服离开家，23岁回来时，已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黯淡。当第三大道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从头顶经过，他们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的声音，或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悲哀的是，几乎没人记得“二战”中美国大兵的真实处境。电视情景喜剧频繁出现“二战”场景，使得小孩子们觉得战争充满刺激，幽默至极。欧洲战场的任何一个士兵都想有一天能回国生儿育女，孩子们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却没想到孩子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爸爸当年是霍根麾下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的海军战士，那简直棒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要数后面这句话：“跟巴顿将军一起打仗，肯定特好玩！”人们心目中还有几种对美国大兵的刻板印象，但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看来，美国军人都是外表光鲜、无私奉献的英雄。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怀疑是否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自豪地穿着制服，扛着步枪，为了正义而杀戮。

确实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的人也确实如此。1943年冬，欧洲战场的士兵已久经沙场。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都会称赞这样的士兵。这些步兵比他们谦逊（或者说，比传说中的他们谦逊。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持怀疑态度），军官上前线一般不佩戴军衔，因为前线的德国佬最喜欢狙击军官。美国大兵打仗时从不刮胡子，也不理发，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须刀、剃须膏、镜子、热水，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淋了两星期的瓢泼大雨，俯卧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不断经受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诡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的洗礼，人人看上去都像流浪汉。士兵的行为常常很不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不时被人指指点点；满嘴脏话，尤其喜欢侮辱没有上前线（后方指挥部）的人。在雨中浸泡时间太长，连作战服都开始残破，身上的味道让人作呕。最要命的是士兵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人用了几年才从疲惫中恢复，有人则再也没有恢复。

当一切战事结束后，将军们已经授衔完毕，互相庆贺——这听起来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过美国大兵的确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当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研究了一下历史数据，发现在“二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每天要负重84.3磅。这是战争史上负担最重的士兵。这一数据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其中当然包括不可原谅的将军们。当过大兵的人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使唤。上前线时，他带着军服、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网兜腰带，每个兜里都有弹夹，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用背带束紧以背起，里面有雨披、导爆索、饭盒、香烟、芝宝牌打火机、信纸、家信、各种口粮——C级口粮、K级口粮或火腿鸡蛋罐头，都是由获得陆军–海军优秀锦旗的亨氏生产的。另外，士兵还要携带部队配备的重武器：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是机枪支架，还有60毫米或80毫米迫击炮和底座。

这些都必不可少。士兵还要携带防毒面具，但他们离开北非时已经将其丢弃，因为他们多一点儿也扛不动了。而军方则希望他们带更多东西，不是因为军方是虐待狂，而是因为战士们需要这些装备。战士晚上需要一条毯子，还得有顶帐篷，这样士兵晚上睡觉时才不会淋雨。士兵最需要的是多带几双袜子，没有可换的袜子，士兵脚上就会沾满污泥，最后就会患上战壕足病。得了这种病的士兵会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能爬着去部队急救站，医护兵必须剪开他们的鞋，因为他们的脚往往肿成足球大小，有时不得不截肢。有时冻伤也会发展到截肢的地步。战争后期，一些部队能享用“长筒靴”，这能让脚保持干燥，但也无法替代袜子带来的温暖。

但对于浑身沾满泥土的士兵来说，最让他们紧张的还是德国大炮。美国军事周刊《扬克》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大炮让你心惊肉跳，我们被告知听到炮弹呼啸声时不要躲避，因为已经来不及。但我们还是会躲避。即使只是迫击炮发射的声音，已经很吓人，我们根本不知道炮弹到底会落在哪里。”纳粹的大炮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有时候炮弹好像会拐弯。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送达信件”（德军炮弹）更恐怖。但在山的另一头，佩戴铁十字的男人们（德军）可能不这样认为。1944年，美国的“寄出信件”包括雷达制导火箭弹，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由哈佛大学化学家联合标准石油公司技术人员研发，是肥皂粉和汽油的混合物，被称为凝固汽油弹。

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而且也没有像《蒂珀雷里之歌》和《那时那地》那样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揭示了战争时期总司令和五星上将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战场上士兵的心情。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称呼他们为“美国大兵”是“有辱身份”，只给战争一个编号让他们蒙羞，但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公平的。沃尔特·约翰逊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欧洲十字军”，欧洲战场却缺乏远征精神。“一战”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口号或游行，“‘大萧条’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仍然深刻，处境艰难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战争让他们更加迷惘。渴望荣誉的青年变成了一心想打败敌人的冷血动物，战争的正义性从未受到质疑，但整个国家都在麻木中战斗”。

当时最著名的欧洲战场上美国大兵卡通形象恐怕要数威利和乔了，他们并不滑稽。战争有时荒谬可笑，当欧洲战场变得匪夷所思，威利和乔用讽刺和挖苦应对。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忧郁。这两个角色的创造者当时写道：“我们不需要别人灌输思想，或告诉我们开战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在打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很厌恶战争，但没有几个士兵会退缩，所以华丽的宣传有点儿多余。”

讽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自愿参战，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心甘情愿，只因他们知道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做。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那是一项工作，一个肮脏、烦人的工作。但除了打仗，一个年轻力壮、营养充足又反应敏捷的年轻人又能做什么呢？的确，有人拒绝参战。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就是一个格守良心的反战者。他能够在脑海中看到四肢残缺的空袭受害者，他不想参与其中。但没多少人有他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即便是有，他们也不想把世界拱手让给希特勒。

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斯隆·科芬博士（一位未来耶鲁牧师的叔叔）警告神学院不能成为“躲避服兵役者的天堂”，“摇摆世代”的大多数人，包括厌恶暴力的人，都同意科芬博士的看法。当然，科芬博士在越南战争时一定会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越南战争的美军伤亡人员中大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比例之高，令人震惊。1972年前，大学生免服兵役，他们毕业后还能找到征兵条例中的漏洞。“二战”时，身体健康的适龄人群都踊跃参战，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少校，底特律顶级拳击手汉克·葛林伯格是新任陆军少尉，著名电影演员詹姆斯·史都华和克拉克·盖博都是空军军官，电影导演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任职于海军，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努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库根是滑翔机飞行员。保罗·道格拉斯年逾40，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服役，任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迪马吉奥、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亨利·方达、路易斯·海沃德、泰隆·鲍华和戴维·尼文[10]。

1942年1月，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倒巴迪·贝尔，用时2分56秒。赛后，他立刻把钱交给海军救济协会纽约分会，然后他参加了陆军，尽管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二战”期间，红十字会将“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分开存放。如果在战场上同样存在肤色差异待遇，有钱有势的人始终待在安全区，那乔说不定不会参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总统的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因表现英勇获得嘉奖，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著名音乐人格伦·米勒少校在空战中随机共亡。战斗阵亡人员还包括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参议员赫伯特·雷曼之子彼得·G·雷曼少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海军陆战队中士彼得·B·索尔顿斯托尔、那位外交大使之子小约瑟夫·P·肯尼迪，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将军18岁的小儿子斯蒂芬·P·霍。

前线将士们能从《星条报》，或《时代周刊》、《纽约客》的“摘要版”（很小且无广告）读到这些消息。他们为美国的民主军队感到自豪。同时，美军工兵也让大家引以为傲，他们一夜之间就修好了贝雷大桥。英国工程师认为在阿森松岛的群山上修建飞机跑道是不可能的，而美国海军工程队的工兵做到了。他们将山炸平，并修建了一条一英里长的跑道，这也让士兵们自豪。但他们从不吹嘘自己的国家，即使相互之间也如此。遇到任何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们都是一副坚定、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会抱怨后方的娱乐项目从不来前线，比如电影、鲍勃·霍普秀、红十字会女护士，但如果喋喋不休，他们就会嘲笑抱怨的人：“去找牧师吧”、“活该”，或是“你以为这里跟在家一样吗”。

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很受欢迎。K–9军团就是很好的话题，妇女服务队的成员也如此，人们传说女兵都在和军官睡觉。“嘿，你知道哈尔西怎么了吗？他被一个‘浪头’ [11]卷到桥底下了！”（海军陆战队没有缩写，他们称呼女兵为“大屁股陆战队”；女兵针锋相对，称男兵为“毛屁股陆战队”。）但最让士兵们津津乐道的要数来自家乡的广告，这些广告能让他们哈哈大笑。摘要版会遭到士兵抱怨，因为上面没有广告，而他们想看广告，他们写信回家要求增加这部分内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麦迪逊大道的下一件“杰作”。

麦迪逊大道所编写的广告语，如果你相信其内容，那他们可都是在帮助取得战争胜利。“人类母亲的伟大礼物”是一个经典的开头，读完广告前两段，发现所谓礼物就是磺胺药，读完第三段，你才发现，刊登广告的是空调生产商，他们生产的空调给科学家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帮助科学家发现了磺胺药。受此广告启发，这家空调企业的竞争对手声称自己帮助炸沉了日军货轮，因为美军潜艇使用的潜望镜是在空调房里加工的，而他们生产的空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化肥能打赢战争！”又一条不着边际的广告语。人们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麦迪逊大道确实有助于打赢战争。一个轴承企业向家乡人民保证说，美国大兵“回家路上一定平安”，因为士兵们仍在使用他们的轴承。糖成了纳粹杀手，蓖麻子为意大利安奇奥战役离开家用医药箱，好彩牌香烟也上了战场，吉列刮胡刀成了刺刀，闹钟让将军们准时。广告上写道“棉布有助于赢得空战”，“任何一场战斗都有钢丝绳”，重型装备“承担清除废墟瓦砾和修建更加美好新世界的任务”。金属扣生产商展示了一幅士兵躺在吊床上的图片，解释道：“他的吊床不会出问题，因为他使用了超过规定强度30%的金属扣。”一般说来，广告词越顺口，士兵越喜欢。但有些广告被认为有违人性。一个纽约墓地专门把自己的广告安排在惨烈的战斗后播出，士兵们听说这件事之后，广告被匆忙撤销。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告诫父母要选对眼镜牌子，这样才能看清从战场回来的孩子。同样，表达愤怒的信件暴风雨般涌向广告商的办公桌。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文案中说：“谁怕福克·沃尔夫德国飞机？”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给这家公司写信道：“我们就怕。”信上附有航空兵每个飞行员的签名，还包括指挥官。

战时最著名的广告要数“4号上铺的兄弟”，广告描绘了一个年轻士兵躺在普尔曼卧铺车上，回味着“汉堡和爆米花的味道……开跑车的感觉……一条狗，好像名叫沙克斯，要么叫斑点，或是叫缠人精比尔”。广告接着说道：“他喉咙哽咽，眼含泪水。但没关系，孩子。那里很黑，没人看得到……”美国大兵认为这是一堆废话，但起码广告的出发点是好的（为旅行中的士兵腾地方），就像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远离黑市、回收废铁、保守军队动向的秘密等。士兵们并不在意这样的广告，真正让他们生气的是，利用战争谋求个人私利，比如一个广告说每天嚼几根箭牌口香糖能增加军工产量。还有万星威打底衣的广告，一个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说：“别告诉我衣服不平整是爱国！”还有中士跳蚤粉的广告，一个老兵报告：“发现跳蚤，已经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的靴子的天使”则更让人心塞。广告中，一个护士搀扶着受伤的美国大兵，小商贩看透了士兵的思想： “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健步如飞、带给人们欢笑的女孩……你是我喜欢的女孩，你身上能发出光芒，照亮别人的生活……你并非一直穿着沾满泥浆的鞋子。你曾经穿着闪亮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地上奔跑。”这让广告商进入梦境：“是的，她长大了……她的鞋子就是她长大的标志。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作了各种色泽鲜艳的休闲鞋，后来为了方便她在泥地里行走，又给她制作了结实的靴子……战争来临以后，还是这些鞋匠，制作了护士的防寒防水鞋、士兵的防寒防水鞋、丛林靴、战时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防滑靴、防寒长筒靴等……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女孩回到阳光普照的草坪，满心欢喜，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只是广告商不想让女孩穿“彩虹鞋”，广告商保证：“休闲鞋将成为潮流，而且大家会记住这个品牌……”最终人们还是忘记了。

这则广告之所以大煞风景，是因为它利用了士兵们深藏于心底的渴望——爱情和战后的和平生活，士兵们的梦想惊人地相似。经常走在布满磁性地雷的田野里，士兵们都迈着别扭的步伐前进，渐渐地，他们互相同化。威利和乔或许是双胞胎，威利鼻子大，乔鼻子小，但有时，他们的创作者也会将他们搞混。他们在朝夕相处中同甘共苦，他们理想中的天堂趋于一致。这和新闻头条、大报，还有宣传无关，那是将军们的战争。而另一边，正如约翰·斯坦贝克所说，是“思乡心切、疲惫不堪、滑稽可笑又充满暴力的普通人的战争，他们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食物难吃，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女郎就吹口哨。他们干着世界上最肮脏的职业，并且幽默、有尊严、勇敢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所“经历”的战争。士兵们珍藏着《扬克》的封面女郎贝蒂·格莱伯和丽塔·海华丝的画报，这是他们的战争，邮政总局的弗兰克·沃克完全误解了这场战争，他禁止邮寄《时尚先生》，因为他认为杂志会勾起美国大兵的淫欲。

其实，被唤起的是美国大兵对温柔和激情的渴望，对美和温暖的憧憬。他们梦想着真正的女郎取代海报，梦想着部队之外的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丹后来回忆道：“女人和男人都希望从家庭和子女身上寻找慰藉，我们都很脆弱、想家、孤单、害怕。”芬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孩“渐渐退回到……家庭”。在欧洲，美国大兵们满怀感伤地聆听着《莉莉·玛莲》的旋律，这是战时最伟大的歌曲，虽然歌词是德语，但其感染力却是无国界的：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盏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期待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将一个人走，
因为，说句实话，我注定孤独。
我并不在意孤独，
我心里知道，
你也孤身一人。

或者是：

苹果树开花时，我会在你身边，
陪在你身边，直到把你娶回家。
5月的一天，
我会对你说：
“阳光照耀着新娘子的脸。”

或许是因为前线和家乡之间通信频繁，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年轻男女们不仅向往同样的未来，甚至连些琐碎的细节都想法一致：房子要白色的篱笆，学校走路可达。女孩要有一箱银餐具，当过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屋。他们幻想着共同种花，男主人或许要乘公交上班，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安静的郊区。他们会生儿育女，孩子小的时候招人喜欢，上了小学聪明伶俐，青春时引人注目，高中毕业后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并让父母引以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