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新加坡人：85%住组屋吃食堂，三分之一说福建方言

在日韩对中国游客实行歧视性入境措施的同时，有个国家却明确表态“不对中国旅客入境设限”，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在国会上用了三个“反问句”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

1-如果要求中国旅客必须进行检测，是不是也要对其他地区进行同样的检测？

2-如某地出现感染高峰就要求进行检测，会不会导致国际惯例诞生？

3-如本国遭遇新一轮疫情，其他地方又会如何对待我们？

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中国人对新加坡并不陌生，各类影视剧也经常出现与新加坡有关的镜头和内容，曾经的“新马泰三国游”更是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新加坡参观景点有鱼尾狮公园、圣淘沙岛、环球影城、金沙赌场等等。

但对于我来说，新加坡最具吸引力的并不是热门景点，而是有趣的新加坡人：非常特殊的民族构造，以及融化而来的既熟悉、又颇具市井气息的生活文化。

​先说新加坡民族构造，目前最新数据出自2020年，中国移民及后裔（或称华人）占比74.3%，超过三百万；马来人13.5%，约54.5万人；印度人9%，约36.2万人；其余由菲律宾、白人、阿拉伯人、缅甸人、泰国人等民族构成，共13万人。

这些华人中，以福建话为母语的群体超过三分之一，潮州、粤语、客家话等使用频率也很高，其中的“henghua”就是兴化话（又称莆仙话），是指原籍福建兴化府（现莆田、仙游）、使用闽语支系莆仙方言的中国移民。

如果把兴化话和福州话等福建方言都纳为福建移民的话，那入籍新加坡的福建人大约在160万左右，占比新加坡总人口接近三分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至今仍在坚持使用母语，哪怕新生儿也会送到语言班专门学习母语。

庞大的民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加坡的人文与生活习俗，也可以概略地说：新加坡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比如新加坡政府主打的民族街--牛车水，新加坡人去牛车水是为了购物，只要进入新加坡的中国商品，都能在这里找到。

牛车水附近就是宝塔街和西米街，是纸扇、油伞、对联、丝绸、书画等中华文化产品的集中地，也是外国游客最喜欢休闲购物的地方。

到了晚上，这片区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民间独有的大排档，从极具地方特色的各类粿条粉丝到各种蒸煮煎炒油炸的佳肴，以及中国人情有独钟的各式卤味、火锅等等美食，几乎应有尽有。

除了民族构造，新加坡另一大特色是组屋（组合排列的房屋，并不是祖上传下来的“祖屋”）。

组屋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的新加坡刚刚脱离英国殖民，拥有住房的国民不足10%，时任总理李光耀筹备七年建成第一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只要每月收入低于1500新元的新加坡人都可以申请，到了90年代，申请标准逐渐放宽到月收入3500新元以下皆可。

具体租金视收入水平和组屋面积浮动，简单说就是“收入越低的人，租金越便宜”，目前已知的最低租金是一户印度移民，月收入低于800新元，每月仅需交纳26新元租金（一室半厅，又称一房式）。

按照新加坡住建局的数据统计，超过85%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组屋”里，所以很多人误认为住在组屋里的都是穷人，这个观点说对也不对，因为新加坡有“人民组屋”和“产权组屋”两种区别。

人民组屋就是新加坡政府修建的廉租房，所有权归政府，居住者只有使用权。但是，当居住者有了购买能力后，可以优先以政府制定的优惠价格买下居住的组屋，这个时候的人民组屋就会转变成产权组屋，所有权从政府转变为私有（必须家庭购买，35岁仍是单身只能买小户型，买下组屋住满五年后方可转售）。

在2008年时，新加坡只有7%的公民还住在人民组屋里，只能说这部分组屋的居民是低收入群体，并不代表所有住在组屋里的新加坡人都是穷人，因为新加坡除了组屋以外的商品房，全部都是高档住宅，年薪不过百万都不敢想到那种。

由于组屋建造时优先考虑居住，所以大部分组屋的空间都很局促，部分组屋甚至没有客厅、杂物间和厨房，21世纪之前的组屋几乎都没有烟道（组屋禁止擅自打孔），这也给生活在组屋里的新加坡人造成了不少困扰，尤其是没有厨房。

再加上大多数新加坡移民都是劳工和上班族，买菜做饭不仅费时费力，还不一定省钱，间接推动了新加坡的“国民食堂”发展。

好莱坞制作的第一部全亚裔商业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里面有这么一组镜头：一群挥金如土的亚洲富豪，下飞机后的第一顿饭不去米其林餐厅和高档海鲜酒楼，不约而同最后都聚在小贩中心里大快朵颐。

​这个小贩中心就是新加坡人离不开的“国民食堂”，202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新加坡一共有130多家“国民食堂”，基本大同小异，只有少部分会划出专门的印度菜和清真菜区域，其余清一色以中餐为主，区别是每家食堂的招牌菜不同，口味也略有咸淡。

既然是“国民食堂”，那定价自然也是国民水平，常见的炒面、饮料、汤饭、小吃等等都在1-5新元以内，海蛎煎、手撕鸡、糖醋鱼等家常菜4-8新元，类似烤鸭、叉烧、烤五花肉拼盘这样的硬菜价格，基本不会超过18新元。

今年86岁的食堂林老板出生于二战日据期间，祖籍福建南平，听说有福建老乡来吃饭，特地找来史料开始解说：新加坡“国民食堂”最早诞生于1819年的英殖民时期。

​原来，当时的新加坡港口主要承载发往欧洲的橡胶与矿石等海运货轮，大量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的强壮劳动力，负责港口物资的装卸工作，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劳工，虽远离家乡却也忘不了家乡的那份美食，于是码头边就有了移动摊贩在售卖小吃，为了统一管理，英国人干脆划出专门的区域方便劳工吃饭，这就是最早的“国民食堂”。

如今，新加坡人青睐食堂是因为菜市和电气价格极高，如果本地人自己买菜做饭，不计算工时费的前提下，综合成本也要比“国民食堂”高出20%左右，更何况食堂聘请的都是专业厨师，林老板为了提高竞争力，甚至从内地请来知名大厨授课传艺，普通人在家很难做出这么美味的一日三餐，所以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愿意在家做饭。

普通新加坡人去食堂是为了省钱省事省时，而年轻人却把食堂当成社交媒介，俨然成了最休闲的社交娱乐中心，也有穿着大牌的年轻俊秀在食堂里三五成群，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举杯共饮。这就是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中的那个场景，“国民食堂”不仅仅是普通人的食堂，也同样是富豪的食堂。

与其他景点比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新加坡最有魅力、最值得欣赏的一面，贫富的差距只存在于银行卡的数字上，而不是存在于生活中和阶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