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5年，日本人正在以告密的方式把现代社会拉回到战时

也许很多人看完这篇文章会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日本，或者有人觉得似曾相识，但对于笔者来说，真相往往以隐藏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

日本在新冠病毒的影响下，不仅经历了安倍口罩，补助金，go to travel刺激计划，还同时经历着GDP大幅下滑、知名企业关门、紧急事态宣言等重大事件，冰火两重天。“自肃警察”这个“职业”也被应运而生，其实与其说他是职业，不如说是一种居民自发的告密与监视风气更为贴切。

而在日本社会中，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们却发现，在这种风气笼罩下的当今日本与75年前二战时那个主动挑起战争的日本非常相似。

比感染病毒更可怕的是“他人的眼光”

由于日本正在遭受疫情影响，社会舆论和别人的眼光，使得很多日本人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改变，记者在街头采访时得到的反馈佐证了我们的看法。

“不能去旅行。因为会被人指责说去传染别人！”

“去电影院之类的地方感觉会变成坏人…”

“病毒也很可怕，但是比起感染，别人的眼睛好像更恐怖一些。”

日本社会正在重新经历最恐怖的那个时代

在网络上，“这个时期去玩应该遭报应”、“感染新冠的家族快滚出去”、“请自我克制”等语言暴力和诽谤中伤行为，让每个网民摇身一变成为了“警察”，肆意横行。

二战时被称为“爱国女性”的日本女人

强制与周围的人一致，不允许个性，弥漫在疫情笼罩下的日本社会中，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们担心“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而在战时，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战争，我们一起加油吧”。但是在这句话背后，却提醒每个人要忍耐，要与人一致，甚至泯灭人性。

经历新冠疫情的现代日本人与战争中的日本人具有可怕的共同点

“战争开始了。”

听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战的消息时，很多活着的老人在那时还不到10岁。

老人回忆，在那时，在战争背景下，日本正式建立了一种名叫“邻居”的制度。而国民则以约10家为一个集团组成了“邻组”。

除防空演习之外，食品配给也以邻组为单位进行，从配给的时间、地点的通知到实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邻组承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居民之间的监视和举报。

据老人回忆，当时自己家中的大米都要上交给国家，即使家里有孩子，也要跟其他人上交的一样多。如果不一样，邻居们就会以请求的语气说“应该能再拿出来一点”。但是，当进行粮食分配的时候，邻居们也会说“那家再少一点不是也可以吗？”

除了这样的指责，对于不配合国家政策的人，慢慢形成了一个以告密为主的社会风气。在爱知县图书馆收藏的《特高月报》里记录着告密的内容。而此书的存在如盖世太保般，制造着恐怖的气氛。

真实案例

1942年1月《特高月报》
记载了住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的51岁男性在附近的澡堂里叹息的一句话。
“有通知说自己的孩子在新加坡阵亡了，虽说是为了国家，作为父母也不能不哭吗？”（1942年1月《特高月报》）

该男子因该发言内容被判为反战性内容，在数日内被逮捕。

“防疫开始了”，国家宣布紧急事态宣言。

虽然已经不在打仗了，但是现在告密者改用了新的告密手段，更隐蔽的监视者别人。

今年五月，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就收到了成千上万的投诉邮件与电话。

“大须商店街很不像话”、
“把店关上”
“为什么要营业，不营业能死吗？”
“难道自己没有家人吗？请让他们关店。”

据悉，爱知县在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下，尽管商店街遵守短时间营业等规则进行营业，但是投诉电话和邮件却接连不断。

此外，爱知县警方的110报警系统，还接到了

“外面有情侣在调情”、

“公园里有父子在玩耍”等举报内容。

县警察从4月到5月间收到的关于新冠疫情的110号通报，约400件。其中一半以上是所谓“自肃警察”的功劳。

日本许久以来的国民性才是这场闹剧的根本

纵观历史，日本弥漫着不允许和他人不同的氛围。而在这，也跟我们多次与日本朋友交谈而得之。但是，从战前到战后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民主运动和民主改革，但是“一味的”遵从舆论，使得这种气氛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部分日本学者始终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国民性，才在那个时候推动了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