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的拉锯：英国“群体免疫”到底在争论什么？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新冠肺炎疫情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图片来源：CBS截屏）

随着疫情肉眼可见的恶化，欧洲的政治氛围已经不复两周前的冷静。新冠肆虐带来的惊恐、夏天疫情自消美好愿望的远去，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与愤怒情绪。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13日发表的“群体免疫”说，立刻引爆了全球舆论。

这场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这场争论是否会成为全球抗疫策略分化的标志？最后，我们的愤怒究竟是为什么？

“群体免疫”争论的四个维度

有关群体免疫带来的巨大争议，各方评论甚至争论已经很多。有三个事实能够帮助大家理解相关的争议：第一，3月12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进入抗疫“延迟”阶段，并通告了在该阶段政府将要采取的举措。需要强调的是，鲍里斯所宣布的政策不是“新闻”。3月3日，英国政府已经出台了28页的国家防疫行动计划(Coronavirus (COVID-19) Action Plan)，政府已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全部包含其中。

在整个行动计划里，英国政府将自己的行动概括为四个阶段，控制（containment），延迟（delay），研究（research）和缓和（mitigate）。从一个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是防控措施的升级而非放弃，第二阶段内部还有三个管控层次，包括隔离在内的各种管制选项只会越来越严而非相反。这意味着帕特里克·瓦朗斯所说的干脆让60%民众感染新冠以提升群体免疫力的观点，现行政策根本不支持。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15日也再次强调，“群体免疫并非我们的目标或政策”——这是对瓦朗斯争议言论的危机攻关，不过他的观点同样基于国家防疫行动计划。

第二，帕特里克·瓦朗斯拥有“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的头衔，他的“群体免疫”说肯定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也代表了政府的某些考虑。瓦朗斯的说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变成季节性流感般的存在，每年都会再次出现”。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既不能排除也不能证明这种可能性。彻底把瓦朗斯言论扔进垃圾桶里，需要先说明，如果新冠流感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能否承担每年一次的大规模管控措施？我们有没有Plan B? 瓦朗斯的观点反映了部分科学家面对新冠病毒的悲观态度。

在抗疫大战来临之际，散布这种消极情绪似乎有动摇军心的弊病。但是，科学家们的忧虑不能说全无依据。当然，包括《柳叶刀》杂志和世卫组织在内的防疫专家对其言论的批判，同样有科学依据。基于单纯的医学观点看，可恶的是新冠病毒的不确定性，而非专家基于现有研究得出的差异结论；不听不想听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有官方身份的瓦朗斯讲了“群体免疫”，是不是意味着它可能变成一种现实或是官方政策？首先，英国的疾控原则确实存在牛津大学陈铮鸣教授所说的“近乎冷酷的理性冷静”：英国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先通过模型推算出最坏的结果，然后反推一步步的防控措施。这种做法与我国越到危机时刻越强调正能量激励的做法确实差异很大，但过去几个世纪执世界牛耳的大英帝国一直就是这么玩的。

1996年“疯牛病”危机时，英国政府也发出了死亡人数最坏会突破100万的估计，但1996年到2002年5月实际确认的死亡人数是89人。从最坏结果考虑有助于政府和公众都做好充足准备，目前的危言耸听并不一定就会变成现实。

其次，国家防疫行动计划(Coronavirus (COVID-19) Action Plan)规划出四个阶段，代表着头三个阶段有失败的可能。英国的防疫计划核心是拖延疫情峰值到来的时间，等待疫苗研发的成功。温和的拖延政策可能挡不住疫情蔓延，疫苗可能研发失败。到了这个时候，瓦朗斯的“群体免疫”作为不是办法的办法，是有可能出现的。毕竟，国家防疫行动计划对第四阶段对缓和（mitigate）（也可以翻译为止损）该怎么办的描述是最模糊的。

不过，由于英国医疗体系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属于较为强大的存在，因此一旦“群体免疫”变成国家政策，那应该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失败，而大概率是全球医疗体系一次大规模崩溃。

大社会的惯性与代价

“群体免疫”这一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放在新冠病毒的特定背景下医学和社会风险显而易见。

不知道病毒机理如何，没有有效治疗手段，到底能不能形成抗体还在研究之中，为了达到60%的门槛会付出多大的牺牲，哪个群体会首当其冲？一系列问题涉及到巨大而敏感的社会伦理问题，有挑战人道主义底线之嫌。因此，哪怕是首席科学家，也无法对其做出武断的判断。

这也不奇怪，瘟疫的防控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果疫情可控且规模较小，公共卫生体系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消化之，这种时候疫情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干扰就比较小。可是一旦疫情超过一定规模，公共卫生系统出现过载现象，防控工作就会因为各国治理体系和社会状况不同而出现路径差异。就目前的全球防疫状况而言，没有哪家不借鉴中国模式，也没有哪家完全借鉴中国模式。我们只有在理解制度差异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帕特里克·瓦朗斯抛出“群体免疫”说的缘由。

首先，深受洛克、亚当斯密影响的英国，形成了非常典型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治理模式。英国社会本质上是高度自我管理的，社会自由度高、自我维系能力强，悠久的政治传统基本上划定了政府干预在范畴和强度上的边界。翻看英国的国家防疫行动计划，里面的策略通篇都是要“减缓对社会的冲击”“降低对医疗体系的压力”等，绝无破釜沉舟、不惜一切等词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英国政府心存侥幸，但更真实的解释是，英国政府根本没有权力要求它的医生、护士、商人、居民、甚至被感染者不惜一切代价去达成一个哪怕最高尚的目标——制止疫情的蔓延。

比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的抗疫经验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严密追踪潜在感染者的行动轨迹，确定可能的感染范围，进而对危险的人群尽快检测。英国目前开放了二十多个检测机构，每天检测能力一万左右，单从能力看与韩国相去不远。

英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追踪和公布一个公民（哪怕是潜在的感染者）的详细行踪甚至其他隐私（韩国公布了新天帝教信众名单）是一种极为严重的逾矩甚至违法行为，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政府的困境因此就出现了：没有前期精确的追踪，那多大的检测能力都不可能有的放矢，最终误检了大量因为恐慌实际未感染的民众，检测能力浪费且导致医疗机构不堪重负、未战先疲；但要强制追踪了，那么政府要解决海量的法律和程序难题，且可能面对激烈的社会反弹——毕竟，太多人是真有小秘密不愿也不能和别人分享的。

如果没有疫情，那么看过《爱国者游戏》《伯恩的身份》、喜欢使苹果手机、经常被精确营销电话骚扰的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保护隐私的重要性。英国公众当然对疫情怀有恐惧，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相信“凡可以由例外突破的规矩将面临更多例外”。

英国公民社会是被一系列政治传统、法律体系和制度结构严密包裹的坚硬存在。一些场合下，公民社会保护了英国人，一些情况下，公民社会鼓励了得过且过、缺乏勇气和想象力的守旧之举。

重要的是，只有公民社会自身才能决定是不是需要因为某个高度正当的理由，重新修正它的原则和逻辑。所谓“自由不是无代价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读出来你才能知道它里面的沉重甚至冷酷。英国民众享受了比东方社会更多的自由，这个时间节点，要付出代价了。

小政府的政治动员

如果英国强大的社会传统和惯性继续保持沉睡的状态，即便是鲍里斯这样有着赌徒性格的异类首相，能做的也不是很多。要知道，在东方，集中全国医疗资源到一个地区叫守望相助，在西方，那是僭越地方自治权利。

笔者不太赞同英国目前消极抗疫的说法，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目前竭尽所能要做的工作其实是唤醒公民社会的沉睡态度，启动其应急能力。从国家防疫行动计划来看，英国政府所准备的策略篮子和世界各国并无大的区别，但是这些政策工具到底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就要取决于其政治动员能力了。

从这一角度来说，无论是鲍里斯“许多家庭将提早失去他们的挚爱亲人”的警告，还是瓦朗斯的“群体免疫”说，引发争议、刺激民众本就是题中之义：不这样说，社会根本不会对政府第二阶段的举措进行配合。在没有成熟的疫苗及廉价的接种体系的情况下，“群体免疫”的冷酷性不言自明。无数家庭可能的遭遇会比鲍里斯的滔滔雄辩更加刺痛整个社会，这会促使社会向鲍里斯内阁进行更大的赋权，对下一步可能的激进举措有更多包容。激励或诱导公民社会对政府赋权，而不是命令公民社会赋权，这是小政府最基本的套路。笔者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当然，这种政治动员方式也有严重的问题：它有可能在资源明明充足的情况下却耽误太多的时间，使英国及其以外的世界付出更多的代价。焦灼的国人已经为抗疫付出巨大代价，现在形势大好却又面临新一轮城门失火之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是，为什么社会财富和医疗水平显而易见胜过我国的西方世界，总是放任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群体免疫”之问后面其实包含了我们的疑问：为什么不能好好抄作业呢，你们明明抄得起。

英国“后反劲”式的政治动员并不偶然，我们还可以列出美国、丹麦、瑞典……一长串的名单。有两个角度有助于我们建立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第一，完美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没有完美的公众，也没有完美的政治家。从鲍里斯操作脱欧的“黑历史”看，这位首相不可能在民意还没炒热的时候自己先登场，用一波强硬操作让选票流失，他热情鼓动脱欧却耐心等到留欧派都疲惫到只求有个结果时才登台执政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即便鲍里斯愿意当雷锋，英国民众就会在四周前配合精确追踪、全面隔离的策略吗？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在阐述第二阶段策略时明确表示了担忧，他指出英国政府只能等到传染高峰前夜再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是因为早了的话，英国民众可能“过早进入疲劳甚至孤独、抑郁的状态，没办法应对我们测算的传染高峰阶段”。说白了，就是他不敢赌民众的耐性。谁敢说惠蒂的担心是无的放矢？

第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包括英国，都在为疫情的长期化储备余力。中国填好了第一张试卷，我们忍受了痛苦，遏制了疫情，熬过了高峰。但是，即便有经验如中国也还没有完成第二份试题，我们能否让经济复苏，能不能扛过全球疫情的输入，怎么应对可能到来的新冠病毒流感化？如果今天重新热闹起来的街头几个月后再次封闭，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和政策应对？有没有可能，我们对“群体免疫”的愤怒，来自我们可能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竭尽全力消灭疫情，是负责任的政治选择。基于科学把情况预计得更坏些，多做储备，也不是坏事。

今天，哪怕是身居崇山峻岭之中，人们也会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全球化的真正涵义，休戚与共绝不是说说而已。多体谅彼此的难处，认真思考哪怕像“群体免疫”这样的危言耸听，不要动辄把观点之争上升到谁更爱国这样扯淡的命题上，才是真正团结一致的样子，才是携手合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