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亿：日本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京都人每日都出来晨扫，这是热爱干净的民族，他们有一个不成明文的规矩，就是要帮邻居的门前扫一尺地，但绝不多扫。多扫了，会给邻居造成困扰。今天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默契，既协调邻里之间的那点边际上的问题，也相互释放了善意。关键是这种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

中国人不一样，凡事都要做过那么一点点，比如劝酒，你越说不能喝，他越是要劝你，相互之间推拉没有尽头。直到相互忽然一起放弃。中国是农耕社会，乡村是宗族化的，住在一起的都是自己人，不宜见外。反之，中国人喜欢越界，比如给你夹菜。这是我们释放善意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忽视他人的独立权的。比如，大家会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无论老少，都有资格对未婚的熟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这一切源于他关心你的基础之上，使热衷独立的你不好发作。

所以日本人可以更好的协作，因为大家了解彼此的分际。而中国人更善于单打独斗，穷则独善其身，达才兼济天下。一切要等了有了力量再说话。没有力量，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甚至没有资格帮助人。反之，当一个人有了力量以后，将会获得与其力量并不般配的社会地位。他只是一个商人，你却当他是一个人生导师。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社会更讲阶层感，但这种阶层感因循有序，这是一个有过程的事情，他们痛恨插队的人，就像看不起暴发户一样。我们因为经历过历史与文化的断层，所以我们更着急一点，更愿意三步并作两步，插队是有本事，暴发户是因为天才。从历史上来看，宋代开始的平民社会取代了门第社会，只要肯努力，即可飞越龙门。

关于民族性的分类都是扯淡，包括上面的这段文字。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年纪大了，看事情不一样了，更愿意武断一点，说出观点。而不是抖抖霍霍的先要争取说话的勇气。简而言之，我就这德行，就是有胡说八道的勇气。

日本人其实因为地狭人密的关系，所以必然要学习如何在人群中生存，一如他们很多非常精致的艺术，这是因地制宜的文化传统。只是恰好，符合现代这种人们堆积在大城市的生活氛围而已。我总觉得大城市并不符合人类天性，但不幸，却成为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

不要和趋势做斗争，这是我们小时候教育后的结果，那时候的说法叫做不要螳臂当车。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今天细想，未必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

于是，我们对于趋势往往有天然的迷信，而不是质疑与对抗。批评现代文明，尤其对于一个还没有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年胖子而言，大致还是小心翼翼的，虽然没有吃过猪肉，也想表达那个看见猪跑的下午，你对于全貌的把握与惊觉。

可是大城市生活过的人，敢说回归这个词。好些念了很多年书拿一份高薪的白领开始向往山林，至少他们把山林居所当做格调。当做趋势。好像日本人也在高度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热衷于批判自己。越是发达，他们看上去越是传统。他们与传统左右互搏，相互较劲，最终达到了某种和解与统一。所以我们在繁华的日本街头看到穿如浴袍一样和服的年轻人并不觉得突兀，至少不像我们在我们城市大街上看到穿马褂的人那样感觉惊悚。

当然，我们似乎也在延续文明演化的这个过程。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使惊悚与突兀至少开始麻木下来。再然后，或许会发现审美。比如汉服运动。

日本社会的虚空感，内在彼此关系的紧张程度。他们怕麻烦人比我们不怕麻烦人还要严重。但凡事一旦极致了，就必然走向反动，所以有说日本社会的霸凌现象非常严重。最近有一个案例，是一位教师被同校的其他教师霸凌——赤裸裸的体罚与羞辱。而这显然不是个案。反之，中国同事之间的霸凌，要小心翼翼的多。至少用心眼比用拳脚的多。早在二战，李光耀就发现那些在新加坡开设牙医诊所的彬彬有礼干净整洁的日本医生护士，和浑身臭不可闻粗鲁残暴的日本士兵简直是两个物类。

关于秩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见解，因为目睹现状，所以更相信他们的秩序是出于天然。大大胆说一句，也未尝不是出于当初转型时候依旧保持的 愚昧。他们从封建走向尊王，幕府开始提倡的是开放，但萨摩长洲这些革命派，却是主张攘夷的。打怕了才回头而已，才嫌弃幕府开放的不够激进。

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保守还是开放，内部不讨论，直接干架，谁干赢就听谁的。二战后，美国干赢了，就听麦克阿瑟的。各国都是成王败寇，但输到这么心悦诚服的，非日本莫属。

我们输了，是会找理由的，要卧薪尝胆筚路蓝缕，然后千方百计回到老路上，直到撞到南墙，一次再一次。服输和不服输，也是花园歧路分叉开去的两条幽径。谁也不敢说就走那条路可以走上大道。就像逻辑上说，其中一条因为走成功了，就代表这条路就是真理。

日本人看起来呆板不变，实际决策是非常灵活的，一如他们从先进的文明学习文化，一旦发现不够先进了就会果断丢弃。而我们呢，看上去充满小农式的狡黠奸诈。但从大局上却使始终不会变的。因为这种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独一无二，不能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