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屠华：为什么遭殃的总是华人

青城财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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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

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村口。

一个壮实的青年带着简单的行李，准备离开这个生养他22年的地方。

这个青年名叫林绍良。

此时的中国大片国土沦丧，福建福清也未能幸免。兵荒马乱中，整个福清百业凋敝、人心惶惶。

日军在镇子里、村子里大肆抓捕劳工为他们修建工事。为了避免被日军抓去做劳工，许多青壮年纷纷逃离福清，远渡南洋谋生。

林绍良也准备跟随回乡探亲的印尼华侨去南洋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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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被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潮。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易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印尼总统瓦希德曾向媒体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下南洋则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当时英荷殖民统治下的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给移民免费土地、临时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费的食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华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带口，或单身一人，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南洋。

林绍良下南洋要投奔的，也是已在南洋立足的叔父林财金和大哥林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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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客轮载着20岁的林绍良第一次离家远行，而目的地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印度尼西亚。

一个印尼红顶商人场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就此展开。

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燃烧到那里。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日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后，日军登陆印度尼西亚，许多工商业被收归国有或被征军用。

到达印尼后不久，叔父林财金和林绍良的小贩生涯被无情地打断了。

叔父一生的财富顷刻间被军队和政府国有化，那种炙痛的感觉永远烙在了林绍良的心里，也许就是在这一刻，奠定了他这一辈子唯一认可的真理――商业永远屈服于政治。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林绍良身边。

1946年至1947年之间，事业小有成就的林绍良受中华总会的委托，掩护一个为摆脱荷兰军方情报人员的追捕，隐蔽在古都日惹的印尼军方高级领导人，此人名叫哈山•丁，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他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 　　 　　林绍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掩护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转变。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统治印尼长达32年之久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林绍良的事业得到巨大发展。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兼同乡林文镜等人合资创办了华仁谊集团，后来，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逐渐发展到了30多家，包括银行、建筑、地产、纺织纤维、水泥、面粉、钢铁、航空运输、贸易服务等诸多行业，而且均有不俗的业绩。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林氏集团矗立在了人们面前，林绍良也成为了印尼企业界的新巨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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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共。

总统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苏加诺甚至考虑到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印共的手中。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亲美将领们成立了“将领委员会”，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然而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抢先行动。9月30日夜22时，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美国当时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共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格林并不确定印共是否参与了事件，但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共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印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印共人员，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在亚齐省，穆斯林狂热分子几乎袭击了当地所有的印共人员，一些亚齐暴徒甚至将人杀死后，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挂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对于“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恐惧使得印尼更加紧了对中国的警惕和排斥。印尼军方将中国视为印共的后盾，“9·30”事件因此把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具体罹难人数，迄今没有确切数据。据中情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止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有大量入狱者；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1965年的“9·30”事件，原本是诸方政治势力的角逐，最终却将矛盾引向华人，使华人成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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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数十万华人死于非命，同为华人的林绍良却未收到受到丝毫影响，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也可能是发动者），在印尼独立战争中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次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投资兴业，开展经济建设，这也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以实现林氏企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由两大集团组成的，庞大得令人咋舌的企业王国。这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林绍良三兄弟命名的三林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中亚银行”以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的多个企业。另一个是由林绍良与林文镜合资组成的华仁谊集团，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个行业。林绍良也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百业大王”、“亚洲的洛克菲勒”。

从一碗面条、一包咖啡卖起的林绍良用近5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商人奇迹般的蜕变。如今的林绍良，是印尼最知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印尼拥有财产最多的人。在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包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一所居住的房子、每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可能是在与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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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一切美好化为泡影。

7月2日，泰铢贬值拉开亚洲金融浩劫的序幕。随后，印尼盾开始跳水，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苏哈托乞怜国际援助，但国际金融组织的苛刻条件使这位军事独裁者举棋不定。

1998年1月5日，新年刚过，万隆当地有媒体煽动性指出，物价飞涨，钱币贬值的幕后操纵者是华人商家。

煽动的结果：几百名青年手持刀具，棍棒，喊着“反涨价”口号，冲向购物街。抢劫砸毁华人商铺，华人纷纷逃避，逃不走的当街打死打伤，印尼警方无动于衷。

1998 年发生在印尼的“黑色五月暴动”就这样在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等城市蔓延。

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蔓延至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印尼华人成为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100多起最为严重。

6月，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

印尼雅加达等地发生的严重骚乱，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印尼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据妇女组织说，骚乱中约有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其中有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而重伤死亡，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另据估计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总数多达300人。

1998年11月3日，印尼政府公布了一个骚乱调查报告：报告证实五月骚乱确是一场经人策划的骚乱，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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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这场“黑色五月暴动”中，幸运之神再也没有像1965年“屠华”事件一样眷顾“百业大王”林绍良。

在这场暴动中，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家族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苏哈托的亲密战友林绍良首当其冲。

他的银行发生挤兑风波，他的企业资不抵债破产了，同时他的个人安全也受到了影响，1998年5月暴乱期间，林绍良在雅加达的住所遭到攻击和洗劫，他的城市酒店被烧得面目全非。

之后，困境中的林将自己的企业交付给了小儿子林逢生，自己悲伤地离开了雅加达，前往美国避难和治疗疾病。

98风波之后，林氏家族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海外市场，比如收购新加坡电话公司，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投入，深受西方文明教育的林氏家族的新掌门人决定将王国之车驶入另一个不同于他父亲信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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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经济危机，……，所有的问题发展到无解时，就将矛头指向当地华人，甚至以屠杀华人作为化解矛盾的突破口，这就是近代印尼的状况。

即使像林绍良这样的巨贾，都未能摆脱这种状况的影响（当然林绍良的发迹史可以另外探讨，简单地理解，林其实是65年印尼屠华事件的收益者）。

印尼排华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

历史原因：早在荷兰的殖民统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为了自身的殖民统治，对当地的华人和原住民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并且有意扶植华人经济的发展，造成华人和原住民经济上的巨大悬殊，这些恶意的分化在印尼原住民的心中种下了对华人仇恨的种子，并使这种情绪存在至今。

经济原因：原住民和华人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一直都是东南亚各个国家排华问题的根源所在。印尼华人从来到这片土地之后，数百年来凭借着兢兢业业的努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据1984年资料统计，占印尼总人口4%的华人，经营的商业共有21.6万家，占印尼总商家的25.6%；华资银行超过70家，占印尼民营银行的80%。

华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使双方关系遭到阻扰和隐藏冲突的主要根源。可以这么说，只要华人与原住民的经济差距存在一天，印尼人的排华情绪就容易被主张排华的政治势力所煽动，印尼人对华人的仇视就会存在一天。

政治因素：1948年，印尼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彻底独立后，印尼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大印尼主义的国家而努力。但此时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十分动荡，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精神对印尼国家进行重组和建设。于是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但民族主义却在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变成了极端的种族主义，形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将华人经济当成外国资本对印尼经济的控制，盲目打击和排斥当地的华人，制定了一系列极端的排华政策，在政治、经济上对华人和华人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排斥和打击，使华人在印尼社会沦为了二等公民，长期受到歧视。

印尼事件是个教训，海外华人今后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幻想与某位领导人关系密切就可以避免灾祸，背后强大的后盾才是真正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