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第三卷16：二战中英国的战争定位（二）

第十六章 英国的战争定位（二）第三节 构建反法西斯对外关系一、英美关系

对大英帝国来说，战争定位的一种重要方面就是寻找盟友，改变孤立，反法西斯这面大旗自己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主角的位置不好坐呀，而在战争资源上还严重依赖外部世界。因此，从大陆败退那天起，它就积极构建反法西斯对外关系，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力量。现在诸强中只剩下美苏二强还置身事外，而无论从实力地位、利益关系，还是阶级属性、思想感情角度讲，大力争取美国加入反法西斯力量，都是大英帝国必然的首选。让强大的美国介入欧洲反法西斯事业，应该说是丘吉尔期待已久的。他很早就和罗斯福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战争爆发后，他愈加期待美国的甘霖可以降临战争的欧洲，而他成为首相后，大力经营、细心呵护英美关系，是以他为首的英国军政当局的首要外交方向。只有靠上美国这棵大树，拥抱美国的强大实力，大英帝国才感到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底气十足，前途光明。

好了，现在我们把目光暂时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看看面对英国的强烈需求，它做出了怎样的回应，这个回应可不是一般的回应，是美国对外政策质的改变。西线决定性战役期间是美国紧握中立，冷眼旁观，继续享受着“独善其身”和平的最后时光。在它享受这“美好”时光之时，法西斯打败了英法，独霸了欧陆，震动了天地，大洋彼岸的它毫无疑问也被强烈地震到了。欧洲的战争以一种与其想象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到了它眼前，现在天下大势已然逆转，法西斯如日中天，战争不再是远离它的东西，而是呈现出迫在眉睫的趋势。私心杂念仍有，谋取私利依旧，但越来越让位于反法西斯的大义，让位于应对国家和民族生存威胁的大义。

中立政策该寿终正寝了，现在不是能不能改变这个政策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随心所欲的问题，不是“公众”情绪不可“拂逆”的问题，而是必须改变和如何改变的问题。现在欧洲就剩下英国和苏联两支算是强大的力量，而岌岌可危的英国就是大洋彼岸的桥头堡，是最后一块阵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美国必须马上帮扶的对象。总之一点，法国国破家亡了，英国清醒了，它后背的美国也跟着清醒了，觉得不能不走上正义之路了，为这个世界贡献出自己更大的力量。当然，美帝要比英帝战略负担轻，回旋余地也大，可以更轻松愉悦地加入这场战争，既得利也得名。

既然改变中立、援助英国已是大势所趋，下一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当然，还是老规矩，正义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民主下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正所谓好事多磨，而孤立主义势力继续着阻挠行动。同时西欧战役结束后，美国对英国有点不抱希望，觉得法西斯凭借胜利之势可以很快拿下英国，英国是顶不住侵略的。不过伴随着英国挫败了法西斯的侵略图谋，美国改变中立的行动实施起来了，援助英国的意愿也强烈起来了。当然有求于人的英国要想得到援助也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50艘驱逐舰可以得到，但它必须付出西半球领地的代价，同时为了支付来自大洋彼岸的战争资源，它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海外资产记在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名下。

当然，在以罗斯福为首的深谋远虑政治家们的推动下，美英之间的合作还是有力深入地展开了，正义的大趋势正在全面展现。武器装备的联合生产委员会成立了，合作全面化、制度化、深入化，美国军事生产能力大幅扩充以满足两国的全部需要。军事战略合作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正在形成，英美反法西斯同盟的雏形正在出现，美国的战争资源开始源源不断投入到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1940年11月，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为英美合作铺开了更广的道路。罗斯福宣称要扩大对英援助，援助要“去除美元符号”，要在反法西斯国家中合理分配美国的战争资源，要让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根据总统上述提议，政府开始酝酿和制定新的法案，授权总统在分配战争资源上更广泛的权力。1941年3月11日，二战中那部著名的法案——租借法案诞生了，在“去除美元符号”下，总统获得了向反法西斯国家——目前主要是英国——无偿分配战争资源的权利，它无疑解了英国的燃眉之急，英美关系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上紧紧连在了一起（当然美国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法案标志着美国正式以非交战国身份参与到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现在就差宣战这一步了，不过美国目前还不打算走上这一步，觉得还是自己出钱出物而让别人在前边出人出力比较合适。随后美国海军——当然是以非交战国身份——开始参与英军的大西洋护航行动。大英帝国终于如愿以偿地靠上了美国这棵大树，有了实力，心里不慌呀，至于这实力能否转化其军队的战斗力那就另一码事儿了。

谈了英美关系，下面我们再简要说一下英苏关系。西欧战役后，面对共同的法西斯威胁，英苏之间也展开了一些接触，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隔阂还很深。“祸水东引”的担心依旧，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嫉恨依旧，外加苏德“蜜月期”阻挡，现实的、历史的、阶级的私心杂念和恩恩怨怨横亘在它们面前，突破这些东西太难了。当然突破这一切说难也不难，当后来更大的危机来临时，一切不就烟消云散了。

就苏联自身而言，它也并未被苏德“蜜月期”迷住眼睛，它也停止了那些反动行动，停止了与法西斯的同流合污，苏德“蜜月期”现在已经完全成了赢得反侵略时间的一个幌子，至于反侵略准备本身，事实上，高度警觉的它也从未停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初衷始终未变。只不过它太相信“蜜月期”赢得反侵略时间的作用，而一向勇敢的它面对法西斯取得军事成就，忌惮之心难免加重起来，极力避免卷入战争的心理也无疑加剧了对“蜜月期”的相信，正如美国太相信自己的中立一样，因而苏联未能及时调整它的外交方针，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二、英联邦内部关系

殖民地和自治领是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必须依靠的第二支力量，英联邦内部关系是英国必须处理好的第二个关系。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剥削对象，当然也是战争资源的重要来源地，自治领是英联邦内与英国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半独立伙伴，同样也是英国在战争中可倚重的对象，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自治领也为大英帝国的兵力调动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和自由。9月3日宣战后，自治领也先后追随英国宣战，至于殖民地，英国早就替它们这样做了，尽管独立意识不断高涨的殖民地对英国这一做法表达了不满。“绥靖”派战争期间，身为大英帝国领头羊的英国无所事事，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就更是如此了，英国也无需依靠它们的战争资源，帝国内部保持了应有的平静和安宁，一切没有超越现状范围。

西欧战役失败后，英国开始了真正的战争动员，当然它也不会忘了充分利用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和兵力资源，印度作为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在这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形势一逆转，对印度的利用就展开了，印度军队开始扩充，不断向外调用，或调往新加坡保卫远东殖民地以防日本法西斯图谋不轨，或调往中东地区镇压那里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调往非洲直接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另外印度的工业也开始动员，军工实力开始扩充，增强其独立自主性，确保它可以成为大英帝国战争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对远东各殖民地来说，以弥补英国战争实力的不足以及远离其殖民地的弊病。

而新的历史时期，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的要求明确彻底，斗争毫不妥协。尽管在反法西斯大局下，大英帝国还可以利用各种伎俩拒绝印度人民的独立和革命要求，但它已深深感受到这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正义的战争暂时可以建立在反动的基础上，但印度的战争力量动员起来了——实质上这是印度人民和民族力量的动员，大英帝国还能有它的好儿吗？大英帝国当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它不得不如此，正义战争离不开人民力量的动员，它只能干自掘坟墓的买卖。

在英帝国或英联邦体系内，自治领的地位高于殖民地，它实际上与英国处于基本平等的地位，只不过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共同利益，或者说与英国是一种损荣与共的关系。英国这个领头羊如果有难的话，它们是不能不帮的，因此，英国一宣战，它们也跟着宣战了，而形势一逆转，英国开始全面动员战争力量，它们也跟着这样做了。大英帝国也开始调用它们的军事力量于世界各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的军队被调到了北非和东非地区，加拿大军队被调到了英国本土，加拿大的海军参与到英国的护航行动。它们开始扩军备战，开始动员自己的工业力量，它们不只是充当英国战略原料的供应者，而且也在发展自己的军工产业，弥补英国军工生产能力的不足。它们在大英帝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英国越来越倚重于它们。

靠帝国之余威，英国可以上靠美国，下靠殖民地和自治领，英国是帝国余威的消费者，但是余威总有被消费光的那一天，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努力产生新的余威的话。还是那句话，只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即使白拿也是别人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英帝国，那就是如何保卫其远东殖民地。西欧战役后，日本法西斯借着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也加紧其“南进”图谋的落实，大英帝国的远东殖民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自治领出现了难保之虞，它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一方面加强印度，一方面增兵新加坡等战略要点。但它深深地力不从心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就够它应对了，日本法西斯它就实难顾及了，大英帝国毫不犹豫地把保卫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了美国。

三、在地中海地区的关系

既然地中海地区是它力保的地区，它也要处理好这里的各方面关系。这里的关系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关系到直布罗陀安全的西班牙、在北非拥有大量殖民地的维希法国、中东各殖民地和巴尔干地区，另外还有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

佛朗哥的西班牙战前“受恩”于德意法西斯，不过战争爆发后却保持中立，不偏向于谁。法西斯赢得西欧战役，但未能把英国拿下且注意力逐渐转向苏联，西班牙继续中立，尽管会稍稍偏向于法西斯。因此，大英帝国直布罗陀的安全基本上是有保证的。至于掌握着摩洛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维希法国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没脾气的主儿。在法国投降而变成维希法国之时，英国海军以“弩炮”计划迅速俘获或摧毁它的舰队以防被法西斯掌握，它除愤怒了一下也没有采取什么有力行动。英国并利用美国的影响对它软硬兼施，它虽对内是法西斯的傀儡，但对外基本保持了中立，大英帝国算是在西地中海地区减少了一个威胁。当然根本上讲，英国赢得了不列颠空战而法西斯德国把心思转向苏联，使西欧地区最终还是维持了西欧战役后的现状。法西斯德国暂时不想在西欧节外生枝，以免分散力量，所以对西班牙和维希法国的压力有所下降，重在战争资源上利用这一地区。

在地中海地区，实际上比较让大英帝国不放心的是它的中东地区。中东地区，众所周知，在近现代史上是一块多灾多难之地。帝国主义治下的中东是一块被列强你争我夺之地，是一块充满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会矛盾之地，是一块需要变革以自立、自新、自强之地。而在二战之时，它也毫无疑问成了法西斯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争夺之地。战争到来之时，中东地区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大致分为三块：即北边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一线，中间的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一线，南边的苏丹－阿拉伯半岛一线。中间这一块是大英帝国的核心地带，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自不必说是它的命根子，其中东军队的主力就驻扎在这里，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是它的殖民地，而黎巴嫩、叙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南边这块也基本上是大英帝国势力占优。（见地中海地区地图）

北边这一块情况就不同了，战前年代法西斯德国大搞经济政治渗透，特别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势力迅速膨胀，而“绥靖”的英法基本处于守势和颓势之中。战争爆发后，伊朗和阿富汗尽管表面上宣布中立，也不敢太过得罪大英帝国，但实际上处于法西斯德国更加猛烈的渗透和更有力的控制下。而丘吉尔领导下的大英帝国则一改之前的守势和颓势，把伊朗和阿富汗视为威胁其中东和印度安全的心腹大患，并在密谋采取行动除掉这一祸患。

战前及战争到来后，英法争取了一下土耳其，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西欧战役失败后，英国加大力度争取土耳其，但土耳其是要看见实货的，对既没有实质性军事胜利也没有实质性军事援助的英国，土耳其当然不会改变其中立立场，对它的口惠而实不至，土耳其早已习以为常。土耳其接下来的中立立场基本上是随战争形势而改变，谁强大，谁有胜利的希望，这一中立就倾向于谁。不过，对大英帝国来说，土耳其能终其中立而不变，而法西斯德国也就不会假道土耳其从北边侵入其核心地带，自己也就可以烧高香矣。而事实上，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主力最终被堵在苏联这个中东北大门上，它的侵略也就最终不可能逃出欧洲大陆的藩篱，而无所事事的土耳其中立是不会达到这个效果的。

四、中东殖民地

下面我们着重说一下中间这块核心地带的情况。“绥靖”派战争期间，尽管民族反抗暗流涌动，中间这块核心地带表面上还是稳定的，大英帝国还能掌控一切。而西欧战役失败后，中东的局势自然也会出现些许逆转，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呼声有所高涨，此起彼伏，大英帝国有点应接不暇。而法西斯也利用这一呼声煽风点火，乘机渗透，大英帝国是后方不宁。伊拉克人民要求独立，埃及人民要求独立，巴勒斯坦局势不稳，而利用法国战败，法西斯正在向黎巴嫩和叙利亚渗透，也给英帝自己的殖民地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大英帝国“攘外”的同时不能不干点“安内”的事儿，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呼声，它自然要坚决镇压。对于埃及阿里▪马希尔民族主义内阁，英帝以“以雷霆万钧之力”坚决予以撤换，它已经嗅到该内阁在关键时刻不跟自己一条心，总是想着乘自己之危谋求埃及的独立自主。当然，英帝在“雷霆万钧”的同时，也不能不怀柔一下，在巴勒斯坦地区，改变过去扶犹抑阿的政策，适度抑制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满足阿拉伯人民的一些要求，以获得阿拉伯世界对英帝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

在人民日益有力的独立呼声中，伊拉克人民的独立要求转化为一场较为坚决的行动，成为这一时期中东反殖斗争的一个重要事件。欧战爆发后，伊拉克人民再次发出摆脱英帝控制、国家完全独立的呼声，反对在这场战争中跟着英帝亦步亦趋，要求国家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亲英的政府被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拉希德▪盖拉尼在舆论支持下组织政府，决心让国家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性，不打算一味地满足英帝的要求，这特别表现在英帝要求盖拉尼政府与意大利断交而盖拉尼政府提出一些先决条件上。英帝自然对此大为恼火了，在英帝和亲英派的压力下，盖拉尼被迫辞职，伊拉克军队的一些带有反英情绪的将领也被撤换，但这引起了伊拉克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抗。

1941年4月，伊拉克军队推翻政府，再次拥戴盖拉尼执政。盖拉尼政府既表达了独立自主的要求，也表示愿意与英国继续合作，但大英帝国已经恐慌了，决不允许这样的政府在自己中东后方闹独立自主的情绪。于是它调兵遣将，发动了“十三日战争”，推翻了盖拉尼政府，再次把亲英派扶上了台，确保了中东后方的稳定，可以充分利用人力物力为其战争服务。后来，英帝再接再厉，会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发动战役，占领黎巴嫩和叙利亚，清除了法西斯向这里的渗透。另外，在这些行动中，美帝对英帝稳定后方之举基本持支持的态度（而不像后来那样搞拆台行动），这也是英帝得以顺利掌控局面的重要因素。

好了，后方暂时稳定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暂时服从了反法西斯这个大局。中东人民对大英帝国反法西斯正义之举暂取支持之态——尽管更多是被迫的，但人民在这场正义之举中独立解放的呼声只会更强不会变弱，而反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为了赢得这场正义之举也时不时向殖民地人民作出某种让步和承诺。也许将来战争胜利之时，帝国主义会否定它当初的让步和承诺，但到了那时，胜负之势才真正逆转，这场正义之战培育起来的人民力量将急剧高涨，这场正义之战激昂起来的历史大潮将涤荡一切。也许这才是大英帝国真正不放心的，而当日的“绥靖”不正是要阻止这些东西出现吗？

当然，殖民地自身也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其统治者或执政者过分把自身的独立斗争与反法西斯斗争对立起来，希图乘英帝之危实现自身独立，没有积极主动唤醒和发动人民群众投身反法西斯斗争，为正义事业作出贡献，为最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蓄积力量，这也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未能突破英帝镇压和束缚的根本所在。

关于英国与巴尔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巴尔干紧邻中东，大英帝国不能不对它给予一些关心，但投入不能太多，口惠实不至而已。

好了，对大英帝国的战争定位，我们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了。所谓战争定位，就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利益和状态选择适合自己的战争路线。法西斯这个人类共同敌人肯定是要反的，这是它的战争定位的基本点，“绥靖”已经让它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至于反什么，如何反，那就看情况而定了。论实力，它比不上美国，论勇敢，它赶不上苏联，它只能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另外，能保住几个世纪帝国挣下的这份财产，它大概就烧高香了，至于其他方面，它也许有想法，但精气神儿不支持这样做了。

第四节“自由法国”

下面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自由法国”的情况。把“自由法国”放在英国下介绍似乎有些不合适，不过弱小的“自由法国”在诞生之初离不开英国的支持，而支持“自由法国”运动也是英国外交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支力量也算是目前与英国并肩作战的力量，尽管这支力量很弱，但它至少可以从旁助威，至少有助于增强自己的信心。

1940年6月18日，即贝当投降政府刚一成立，戴高乐在伦敦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表达了法国不亡的意志、抗战到底的决心，号召人民起来继续战斗，正义大旗由此竖起，“自由法国”运动由此开始。许多仁人志士表达了对戴高乐的支持和赞扬，一些人则决心归于戴高乐名下，共赴“自由法国”大业，艰难困苦，无所畏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然法国的力量毕竟掌握在反动的维希政府手中，更多人对“自由法国”持观望态度。还是老样子，好事多磨，万事开头难，“自由法国”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只有干出点实绩，才能把自己的牌子真正立起来，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支持。当时，在伦敦这个自由之都干流亡买卖的不止“自由法国”一家，欧洲被占国家都有自己的流亡政府，这些政府仰赖英国的鼻息，只能做英国的应声虫，无大作为。“自由法国”当然不会如此，它必须有所作为，有所行动。而它虽一穷二白，但还是可以从维希法国那里夺取一些资源，戴高乐首先把目光转向法国的非洲殖民地。

当时，法属北非殖民地（包含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法属西非殖民地（包含今天的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贝宁、多哥、几内亚、科特迪瓦等）已经决定归附维希法国，而法属赤道非洲（包含今天的乍得、喀麦隆、中非、刚果（布）、加蓬等）则处于犹豫中，一些力量心向“自由法国”，而另一些则准备归附维希法国。戴高乐则抓住时机，迅速派出得力干将到赤道非洲支持前者，铲除后者。这些得力干将以英属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基地展开行动。

8月26日，乍得总督艾布厄首先宣布参加“自由法国”。随后27-29日，戴高乐的人马在当地力量的支持下先后将喀麦隆、乌班吉（今中非）、法属刚果（今刚果（布））拿下，11月间又稍经战斗将加蓬夺下，由此赤道非洲殖民地成了“自由法国”第一块立足之地。尽管殖民统治下的赤道非洲贫弱不堪，但“自由法国”依然努力经营之，培育财源和兵源，并准备以此为基地北上利比亚（意大利殖民地），直接与法西斯作战。有了赤道非洲，“自由法国”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来源了，威望也提高了不少。

最初，对夺取法属西非，戴高乐不敢抱期望，不过英国主动提出帮他夺回西非。英国用意是夺取西非海岸，防止这里落入法西斯潜艇部队之手。英国派出了2艘战列舰、1艘航母、4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自由法国”也把它仅有的海军力量派出来了，双方还出动不少运输舰，载着数千英法登陆兵，携带者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目标直指法属西非的首府达喀尔。此次行动的兵力规模虽然没有丘吉尔承诺戴高乐得那么大，但也不小。行动的目的从它的代号“恫吓”反映出来：预想维希法国之兵必士气低落，如此规模的大兵压境，必能使之主动投降。

8月31日，他们出动了，9月17日到达达喀尔。他们先是劝降达喀尔当局，遭到后者拒绝后，双方展开了海空炮战，英军1艘战列舰被击伤，4艘驱逐舰被击沉，4架飞机被击落。损失不小呀，看来他们低估敌人了，敌人的抵抗意志比它们想象得要强，于是他们只好鸣金收兵，败兴而归。丘吉尔和戴高乐因此还受到不少责难，不过双方的团结是稳固的。而此次行动也并非没有收获，期间维希法国从本土也出动了6艘巡洋舰，目的是镇压“自由法国”在赤道非洲的“叛乱”，不过遭到英国舰队阻拦，被迫退回。因此，法属西非虽然没得到，但赤道非洲至少保住了。

之后“自由法国”继续向前发展着，巩固财政、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根基，以期使自己以更独立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针对法国国内的工作也展开了一点：面向国内的宣传工作出现了，以期唤醒民众；派人潜入国内，建立工作网络，收集国内情况，同时搞点秘密宣传鼓动。在军事上，继赤道非洲和北非的行动后，戴高乐也把目光转向了中东。一说到帝国主义的利益，特别是在中东的利益，大家都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而唤醒和争取国内民众的工作，基本上不入戴高乐的法眼。英国在中东的一切军事行动，戴高乐基本上都派出人马——尽管没有多少人马——积极参与。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没有几块殖民地——主要是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块殖民地的统治者早就宣布归附维希法国，而且还遵循维希当局的意旨，允许法西斯肆意渗透，而法西斯则以此为跳板还向英国殖民地渗透，于是英国决定出兵消除隐患。无论从法兰西帝国利益，还是从自身利益讲，“自由法国”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出兵机会而把这两块殖民地收归名下。1941年6月，双方联合行动，一方面大兵压境，一方面发动政治攻势，“自由法国”率先宣布将废除“委任统治”，允许两国独立，这无疑迅速赢得叙黎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好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英帝和“自由法国”迅速将维希法国军队打败，消除了隐患。

但是事情没有就此结束，一方面我们的大英帝国不会白投入，白帮助“自由法国”夺回殖民地，它是要有回报的，于是争夺在胜利者之间展开了；另一方面，既然“自由法国”作出了废除“委任统治”的承诺，叙黎两国人民就要求它兑现承诺，还两国以真正独立自由。关于帝国主义勾心斗角那些东西，我们就不向大家展示了。这一勾心斗角总体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双方不能不考虑世界大趋势，不能不考虑殖民地人民已经高涨到了极点的独立要求，它们的争夺不能不以维护或满足殖民地独立要求的面貌出现，不能不一再缩小乃至最终彻底放弃自己的殖民统治权；二是双方虽勾心斗角，但斗而不破，反法西斯大局不能不维护，英国以强者之优越总想压人一头，“自由法国”虽弱，但也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于是双方的斗争只能以归于合作而收场。

就这样，“自由法国”在斗争、合作、战斗中成长着，发展着，既维护法国的民族利益，也不会忘记法兰西帝国的利益。它本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陷入苦难而想重新奋起的帝国主义。它对法兰西帝国的败家子维希法国是痛心疾首，它要扭转颓势，改变不利，打败法西斯，复兴昔日的威望，至于它的目的能否达到以及能达到多少，既要看它的努力，更要看它努力的方向。

第五节 非洲人民对战争的贡献

说了大英帝国的战争定位，说了“自由法国”的斗争成长，行文的最后，我们有必要说说英法最大一块殖民地——非洲大陆对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非洲大陆主要是英法两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战争到来后，两大殖民帝国自然是要利用这里人力、物力资源支撑其战争。上面已经说了，“自由法国”发迹于赤道非洲，它在成长之初，不得不完全依赖赤道非洲的人力物力资源，它需要动员这里人力资源组建自己的军队，发展一定水平的战争经济，它需要攫取这里的资源以为自己的财力基础（向英美转卖这些资源获取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而赤道非洲一千多万人民也表达了对“自由法国”事业的支持，以自己无尽的付出和牺牲满足它的各种需要。而赤道非洲人民同样向“自由法国”提出自己的独立要求，而后者为了稳定人心，也不得不许下“民主”诺言，表示考虑大家的独立要求。

尽管中东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命根子，但非洲殖民地却是它广大的战略腹地。这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是大英帝国从事战争事业可靠的依托。非洲大陆是许多战略原料的供应者甚至是唯一供应者，黄金海岸的锰矿、北罗德西亚的铜矿、尼日利亚的锡矿、利比里亚的橡胶，以及比属刚果铜、钴、钨、锡等矿物资源，在战争期间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英国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国非常依赖非洲战略原料的供应，这是它们战争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非洲的工厂（主要是南非的工厂）还从事制服、鞋靴、食品等军需物资的生产和子弹、大炮、装甲汽车等武器装备的少量生产。非洲的人力资源也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中，伴随着北非战场的出现，非洲大陆就成这一战场的广大腹地，各种军事和交通设施的修筑就是靠动员非洲人力资源完成的。非洲的人力资源同样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军队的重要来源，数十万非洲军队和大批非洲民工追随宗主国军队现在战斗于北非战场，后转战于欧亚战场，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事业中，非洲人民也进一步觉醒，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根本利益，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打破帝国主义殖民枷锁的步伐不断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