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 孟思奇：东盟不会、也不能成为美国新冷战布局下的棋子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秦博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拜登政府铁心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一心将中国视为其不义霸权的战略挑战者与复合型竞争对手，将美中之间的竞争定位为体系性竞争，不断开发压制中国的政治工具和经济工具，试图掀起新冷战。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区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门户，也是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战略力量对比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东南亚既关乎美国的霸权和其自以为是的昭昭天命，也关乎中国的国运和自力更生的努力奋斗。美国向东盟各国推兜售“印太战略”，表面是为了东南亚地区的福祉，其本质是追求美国优先、持续美国霸权，为美政治和经济私利服务，实际上是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分化瓦解，严重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当西方霸权宰制的核心关切与亚洲人民之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彼此高度重叠且狭路相逢时，有预见性地研判中美博弈背景之下的东南亚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对周边地区的悉心经略不仅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战略，更关系到我华夏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破局”进而“立局”，而东南亚地区是我国周边经略的重中之重。

一、美式逻辑试图驯化东盟国家的做法很难成功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和应对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并不是单维度的选择，而是多维度地调整，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格局方面，东南亚国家对中美的态度多元而纷呈，这已远不是“左右逢源”可以概括。诚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美国在军事力量、对外援助和软实力方面仍占上风。作为盎撒文明500年以来的霸权最高结晶，山巅之国的美利坚通过在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仍然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但其不断恶化的国家信誉和持续扩张的霸权主义，都让其在多极化的世界中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的霸权还有赖于其盟国体系的高明设计。华约和苏联都已不存在，但是美国依然继续加强盟国体系建设，“北约”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扩展势力，虎视全球。美国炫耀肌肉的同时，也培养了不少心甘情愿为其作走卒甚至肉盾的棋子，在亚太地区最明显的和最成功的被驯化的案例就是当代的日本国和大韩民国。

美国显然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复制其在日韩的成功经验，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制度，或是宗教派别和语言文化，东南亚都堪称是世界最多元和复杂的地区之一。而美方的“印太战略”要求东盟协助美对华进行遏制，不断强迫东盟站队，已经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东盟的中心利益原则，引起了一些东盟国家的不满。由此，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三方面来说，东盟不会同日韩一道成为美国新冷战布局下的棋子。

从经济发展与合作角度来看，自中国与东盟密切且顺利地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经济项目以及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双方经济交流与合作以来，仅2022年前7个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3.5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这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最新成果，也是双方多年来在平等、互信、互利、互惠方针政策下交出的亮眼成绩单。中国已然成为东盟各国信赖的经济合作伙伴，相关经济合作项目为东盟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近十年中国在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在路上方面，中国广西南宁到越南河内的国际直达快车、中国云南到越南河口的中越国际铁路、中国倡导投资建造的泛亚铁路（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分段）逐步建成并通行；在海上方面，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同时已跃升为中国海洋贸易的中转站，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陶，2019）。以上成就同时也为当地果农、粮农、渔民等销售本土产品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人民收入，为东盟人民带来深厚福祉。由此，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早已密不可分，与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所以美国贸然的干涉东盟与华贸易，不符合该地区经济发展规律，也非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必然不会成功。

从宗教与文化来看，伊斯兰教是东南亚地区的最大的宗教，40%的人口是其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尼、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南部和菲律宾南部，印尼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全东南亚有2.05亿佛教徒，位居东南亚第二（38%的当地人口），主要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新加坡。泰国是世界最大的佛教国家。天主教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部、马来西亚东部及和东帝汶的强势宗教，菲律宾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天主教人口，而东帝汶则由于是长年受葡萄牙殖民而成为基督教国家。印度教是印尼峇里岛的主要宗教，但由于融合了当地原生的泛灵信仰而与其他地区的印度教有所不同。由于庞大的印度裔人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亦有不少印度教徒。还有传统宗教的影响，在东马沙捞越州、菲律宾的高地地区、新几内亚及老挝的偏远地区，至今依然保留着不少原生泛灵信仰。而与东盟相比，韩国的第一大宗教为基督教（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尽管传统的佛教等信徒仍然在韩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任何宗教都无法撼动基督教在韩国的主导地位。宗教扩张往往是军事与文化扩张的先锋官。19世纪，基督教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之后随着日占时期的结束，美国人逐渐“接管”韩国，为了在东亚建立一个桥头堡，美国陆续为韩国援助19亿美金，同时不断在韩国本土输出基督新教的思想，在这段时期，韩国的新教信教率直接飙升到50%，基本完成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金，1988）。值得一提的是，韩国邪教之一的“统一教”甚至也得到了美国的背后支持。1960年，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亲自接见和CIA的大力扶持，以此为背书，该邪教在韩国本土极速扩张，进一步控制了韩国民众的思想，成为了美国的一枚重要棋子。同时，韩国的宗教信仰往往与政治势力紧密相关。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是基督教长老，上一任总统文在寅担任过天主教委员，许多韩国政客与教会关系密切，这种宗教氛围在政治舞台上弥漫，用宗教信仰收割选票、控制民心，从而进一步助力美国对韩国的全盘掌控。由此可见，从宗教渗透层面来讲，美国无法轻而易举地对宗教如此多元化、差异化的东盟地区的民众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所以其利用宗教“控制”韩国的手段恐怕在东盟是难以奏效的。

从政治与体制来看，印尼、菲律宾、缅甸均实行总统共和制。其中，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共和政体，但军人阶层组建的政党仍然把持政坛。新加坡的政体是议会共和制，但由于人民行动党与其它政党力量对比悬殊，因而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一党独大局面。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和柬埔寨国王相比，泰国国王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要大得多，同时，泰国军方实际掌控着国内的政权。文莱首相由其苏丹兼任，大权独揽，政党的权力微乎其微。越南和老挝同为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总书记即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地位高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东帝汶更类似于双首长制，总统由民主选出，任期为5年并且只能连任一届。虽然东帝汶总统只是虚位元首，但在否决议案、解散国会以及呼吁发起选举等方面享有权力。总统当选后，作为多数党或者多数党联盟的领袖，可以任命总理。总理是政府首脑；内阁是部长会议。与东盟不同，由于历史原因，二战后日本在政治制度方面广受美国影响。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国内经济遭到重创，但在美国的帮助与扶持下，50年代日本经济就已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甚至一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日本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剧增，因此对于战后日本是否要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争论激烈异常（Matsuda, 2008）。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日本扎根，进而在亚洲盛行，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策略，将“思想开放、自由民主”作为逆向政策在日本实行。同时，美国宣布无罪释放日本多个甲级战犯，将他们安插在媒体产业的高层并提供大量的、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Gordon, 1993）。一旦媒体垄断，那么民众的意识和意愿就很容易收到影响与控制。日本自实行选举制度以来，自民党长期把持首相的位置，而《读卖新闻》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报刊企业，长期作为自民党舆论前线的“发声器”，宣传亲美保守派思想，从而帮助美国一步步通过媒体宣传控制国民思想，让日本民众相信美国是“自由民主的乌托邦”。除了垄断日本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与高层控制权之外，美国还积极收买日本政客、解雇一切非亲美高层官员，进一步全面控制了日本政界。因此，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是以媒体为宣传工具，同时对日本政界进行多年的渗透与排兵布阵造成的结果。而东盟各国的情况下远比日本要复杂得多，美国“错失”了利用政治手段掌控东南亚国家的时机，而与二战后的美国相比，现阶段的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垄断所有主流媒体、对政客进行全方位的筛选与排兵布阵显然已不能在东盟地区实现，再加之东盟各国本土政治势力划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在日本的“成功”恐怕难以复制。

一直以来，东盟在与大国的互动中并不一味示弱，而是充分调动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特性和自身组织优势，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以独特的方式不断改造地区秩序，为东盟国家争取更大利好。这是由东盟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文化多元现实、复杂多变环境、长久历史情境等共同决定的。

二、东盟利益决定其不会轻易甘做美国棋子

从上述的差异和景象中不难看出，东盟内部的差异或许比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差异还要大。事实上，不论在经济一体化还是政治一体化层面，东盟和其他地区都有很大不同。因此，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背景复杂而多元，其丰饶的人文和历史图景和巨大的内部差异化，共同促成了东南亚的包容品格，也造就了该地区应对国际矛盾和竞争时的灵活性策略。美国试图用其霸权战略的宏观远景和一点廉价的资源来吸引东南亚国家加入其亚太战略，成为其全球霸权中围堵中国的前线环节，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并不会不知晓。

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为例，其原定于2022年3月28日到29日在华盛顿举办，却由于“某些”原因被推后。柬埔寨外长在接受英国路透社的采访时表示：“一些东南亚领导人可能无法在白宫宣布的日期前往华盛顿。”由此可见，是东盟主动推迟了此次峰会的举办。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与东盟必定在某些话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双方沟通过程中存在一定分歧，这也是为什么美方会私下向媒体透露“无限期推迟峰会”的消息。尽管5月12日到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推迟举行，但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也可洞察出一些端倪。当今世界格局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东盟国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东盟国家清楚地了解美国希望依靠所谓“印太战略”来剑指中国，逼迫各国“选边站”，以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然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反复表态：“不愿在中美两国间站队。”同时，印尼外长雷特诺3月27日在多哈论坛上表示：“中美两国竞争如果是健康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要让东盟十国选边站。”这些都是反对美国冷战思维的一种明确表态，也是东盟国家不愿成为美国新冷战布局中棋子的证明。

除了美国-东盟峰会的推迟一事，我们还可以从双方签订的《共同愿景声明》中得到一些结论。在声明中，美国承诺投入1.5亿美元用于强化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主要是在海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方面。将1.5亿美元用作东盟十个国家的资金投入，为什么美国会在投资东盟方面变得如此“小气”？似乎美国正在用行动证明它旧时的“荣光”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极其擅长在大国间周旋纵横的东盟对于这种力量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美国的印太战略总是以“安全问题”做文章，而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拿出利于东盟国家发展的经济合作项目和充足的资金投入来，这与东盟希望从中美两国的良性竞争中获得好处的期望与目标不符，必然不会被东盟各国所接受。

东盟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诸多文明在政治中的实践，都有着在国际政治中最善于迂回的特点，且东南亚国家本身的文明体系中，也并无太多扩张的基因。新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互动与平等发展是正义且公平的人类共有价值，这种充满智慧与和平的双边关系，完全不同于英帝国从殖民时代以来的侵吞方略，也不同于美帝国在冷战以来的霸权目标，而是一种有益于人类未来的建设性的、可持续的经略。东盟在国际社会中坚持以东盟自身利益为中心，实施平衡战略，以东盟文化中所蕴含的特有的包容、务实、灵活，促进本地区的发展与合作，消解风险与危机，这种战略特点，完全符合中国所提出和所期望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从而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但当美国的霸权利益越来越被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独占，东盟的包容和灵活却似乎越来越无法满足美国的霸权需要，因为美国的底层逻辑是长期掠夺和征伐，这并不符合这一区域国家的需要和期待。因此，尽管美国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所释放的诱饵看起来有鲜亮的外衣，实际上，东盟领导人和学者不缺乏看出其新冷战思维布局的心智。东盟需要的是平等且公正的发展环境与足够自主的东盟价值，而不是被新一轮的地缘政治霸权绑上战车，以牺牲东盟人民的福祉来换取霸权势力的继续吸血。经济全球化取代殖民主义和冷战对抗称为了不可逆转的新的趋势和历史走向，美国图谋利用“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进行打压、对全亚洲人民进行继续宰割的计划必将破产，其利用经济诱饵利用东盟国家继续为其霸权当炮灰的邪恶用心也注定无法得逞。拒绝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建立一个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是中国与东盟乃至全亚洲人民能够长久和谐发展的真正要义。

三、我方应有更深层次、更综合性的应对之策

美方一意孤行推行印太战略，中国外交所受阻力增大，美日“以东盟制华”步步紧逼，不断抹黑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都让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不断恶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充斥新的挑战。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东盟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对中国而言，强调发展与合作是与东盟互动的最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但也需要高度重视除经济合作交往之外的发展性合作。从历史实践中来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纯经济互动，往往并不能有效、主动地转化为凝聚反对美国霸权的实际准备，而美国却无时不刻对东盟主动推销美式民主价值，并以实际行动在东盟国家推行美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并十分重视在东盟内部打造和确立美式标准，这会在未来带来相当风险。

如何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加快速度与东盟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并将此转化为消除美国霸权的积极资源和战略储备，需要我方超越过去的单一经济合作层面去思考和定位。如何最大化乌克兰危机的积极因素，在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中抓紧重塑中美俄三角关系，转化和改变至少一部分东盟国家采取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而在经济上利用中国的惯习，以使局面逐渐有利于我方，这是未来1-3年的重要工作。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然不同于西方所时兴的军事结盟，而是互惠互利的和平发展，共担风雨、共享机遇。但是，面对国际格局复杂多变的重构期，应在业已存在的良好双边关系之上，赋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新的深刻内涵和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从而能够进一步加强全面协调、深度合作，深切挖掘共同利益所在，共同应对新挑战。我方须在与东盟经济交流之外，增进战略互信，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为双方关系注入新活力和新能量；同时要加大与之文化交流的力度，增进与东盟在国际秩序与地区治理方面的共识，思考在话语权、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制衡策略，从而使我方能在从容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国际秩序、利害关系和力量格局之中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真实地造福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

除了宏观层面在战略互信、经济互利方面加强设计之外，具体来说，需要有具体的省份和区域在实践中具体担负起为国家经略东盟的重任。从地缘特征上说，应加大力度强发挥西南地区对于加固东盟关系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扣紧国家政策，尽快打造中国西南对东盟开放和经略的新旗舰。西南地区位于长江上游，地理位置优越，对内毗邻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国家级经济引擎，对外与东南亚和南亚此区域连接，拥有我国链接东南亚的最佳地缘。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西南省份都替国家发挥着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主要经贸往来，对东盟国家开放起到着独特而又重要的枢纽作用。西南地区理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更加积极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不断拓展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合作。今年1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联合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方案》，明确要求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南北贯通、陆海联动、开放共享、辐射有力、协同一体的局面。预计到2025年，该交通运输体系将基本形成，到2035年将全方位形成。全面建成后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便捷高效，也安全稳定，将会全面带动我方与东盟国家的广泛、深层的互动。在此钟大机遇下，西南地区若围绕构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尽力畅通对外开放通道，在海洋交通方面向南打通云南、广西至印度洋，向东串联长三角至太平洋；在航空运输方面，增设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航线，这样一来，将充分改善对外开放区位条件，全面提升枢纽功能和辐射能力，构建起国际物流大通道，完善枢纽经济产业链，充分发挥西南地区在与东盟交往互动中的独特优势。

其次，国家也应该加大应利用西南地区的地缘优势进一步为国家经略东盟。陆路通道的建设既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西南对外通道打通注入新鲜活力，也能为中国及沿线国家经贸发展和人文交流奠定发展基础。东盟国家与西南地区天然相邻。西南地区现有5条公路和2条铁路与东南亚国家连接，西南地区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2小时内实现，区域基本覆盖在4小时内实现。而东南亚国家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4小时内初步实现，8小时实现区域基本覆盖。根据城市空间联系格局与现有陆路交通可达性，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主要有3条有潜力发展的陆路廊道，即重庆（成都）—昆明—仰光、重庆（成都）—昆明—万象—曼谷—新加坡、重庆—南宁（昆明）—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在未来面向东南亚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应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契机，重点围绕这3条廊道建设和发展，助力抢抓南向拓展机遇，打造与东盟各国在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方面全方位交流合作的战略大平台，以及东盟资源集成转化新高地。进一步发挥南向东盟国家跨境公路运输与铁水空多式联运有序衔接、高效联动发展，提升成渝跨境公路运输平台、天府新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天府新区新兴货运站等双向开放通道与“一带一路”贸易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物流节点对接能力，打造链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及RCEP区域物贸资源的重要载体，为货物出海开辟“陆上货运丝路”，带动成渝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联动发展。

再次，国家应把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作为建设内陆开放战略高地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经贸人文交流走深走实，把与东盟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须鼓励和促成一批有自主品牌、较高知名度和较强市场拓展能力的外向型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引导东盟文化、能源、教育、医疗、商贸等优势资源在西南地区集聚。比起北方和东部地区，西南在文化、气候、生活方式上与东盟国家更加相似，在民心相通过程中，可将此优势尽力发挥。

另外，还要应加强在西南双一流高校中建设校级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提供经费保障，培养研究型人才。某些具有与东盟地缘优势的西南省份中，其重点高校有美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平台，也有非洲研究及中东研究的研究平台，但却没有专门的东南亚或东盟研究机构，这与国家赋予西南的南向战略职责及西南自身毗邻动能的先天优势极不相称。国别区域研究是大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智识武器，西南的重点高校应更加重视，从而更好发挥人文社科人才在“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深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参考文献

陶斌智.(2019).“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研究. 河南社会科学(04),28-34.

金得榥.(1998).《韩国宗教史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atsuda,T.(2008). Soft Power: The US Cultural Offensiv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ral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6(2).

Gordon,A.(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年东盟-美国特别峰会联合愿景声明》.（2022年5月15日）.东南亚学人.

（作者：秦博，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后&博士，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孟思奇，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硕士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万邦图治国别区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