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英国“转向印太”？中国要警惕这些问题

导读：日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海军指挥学院联合举办了“‘亚太与印度洋地区’新形势和中国海洋安全”学术研讨会，会上讨论了美国“印太”战略演变、“印太”地区形势变化与中国海洋安全等议题。 下文整理自作者会上的发言，探讨了英国“印太”政策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因应。

【文/胡杰】

一、英国在“印太”摸着石头过河

在“印太”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词后，英国迅速拥抱了这一概念，并积极以此取代传统的“亚太”来描述英国对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袤地域内权力格局和战略态势变动的认知。

2021年是英国落实其“印太”战略构想取得突破的一年，其标志主要有四个：

第一，英国政府颁布了《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这一“后脱欧时代”的首份综合评估报告确定了英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的方针；

第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正式启程前往“印太”部署，英国宣扬已久的“航母要来了”终于变成现实；

第三，英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缔结了三方防务与安全合作协定（AUKUS），构建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第四，英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谋求在经济上融入“印太”。

尽管如此，不同于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甚至德国、荷兰、欧盟等国，英国虽然树立了宏伟的“印太”战略目标，但一直未对其“印太”战略予以系统明确的阐释，也没有出台专门的“印太”战略文件，因此可以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印太”战略。

英国主要通过试行若干政策及讨论具体议题来逐步厘清其“印太”战略思路，即以在多个领域推进相对碎片化的“印太”政策来渐次完善对“印太”战略的总体筹划，这是一种英式经验主义思维的体现。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参观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图源：澎湃影像 。

二、四大战略动向已“浮出水面”

纵观2020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21年后英国围绕“印太”展开的一系列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在设计和推进其“印太”战略上表现出的四大动向：

第一，英国“印太”战略的顶层设计有了实质推进。

除英国政府颁布的新版综合评估报告外，英国两大保守派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和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都提出了构建英国“印太”战略的一系列建议，特别是“政策交流”出台的研究报告《一个非常不列颠式的倾斜：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新战略》设计了非常详细的方案。这份报告不仅倡议制定“印太宪章”，还在机构设置、经贸、科技、外交、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安全等多个领域提出了英国实现在“印太”广泛且深度存在的具体建议。

尽管从横向对比来看，英国“印太”战略的顶层设计较美国、法国等西方盟友依然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但纵向而言，英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印太”战略不再停留在畅想和口号阶段。

第二，英国“印太”战略的机制建设得到显著加强。

在安全机制上，英国同澳大利亚和美国缔结的防务合作协定聚焦高度敏感的情报和军事技术，具有浓厚的同盟色彩。这一协定也弥补了英国在1951年被拒绝加入澳新美同盟（ANZUS）的遗憾，也使其同时巩固了与美澳的防务合作关系。AUKUS的建立是落实英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的重大举措，该机制为英国在“印太”保持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

在经济机制上，英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并已同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印太”重要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还着手同印度等国进行谈判。

第三，英国秉持“盎格鲁-萨克逊主义”编织盟友和伙伴关系网，以充分发挥殖民遗产的作用，为其“转向印太”开路。

无论是新成立的AUKUS，还是英国积极重振的五国联防组织（FPDA），抑或在学界、政界颇受追捧的英加澳新共同体（CANZUK）倡议，其共同点都是强调英国与成员国之间共同的历史、血缘和情感联系。英国通过AUKUS强化了英美特殊关系，使其从欧洲—大西洋方向旗帜鲜明地扩展到“印太”方向，同时借由澳大利亚的“升级”而使英国“转向印太”有了坚实的立足点。

这种AUKUS 式的“小圈子”模式将成为英国对“印太”安全政策的突出特点，即利用各种“小圈子”发起倡议或推动合作，逐步施展英国的“印太”治理和环境塑造理念，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就宣称，将按照AUKUS模式重塑英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第四，在对华关系上，英国表现出愈加明显的对抗中国的姿态。

近年来，英国不断在南海、香港、新疆、新冠病毒溯源、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煽风点火，恶意污蔑和无理指责中国。2021年，英国更是不仅制裁中国官员，还公然禁止中国驻英大使进入英国议会大厦。此外，英国军舰以挑衅姿态穿越台湾海峡，航母战斗群频频参加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英国还积极促成建立AUKUS以遏制中国。在经济上，英国对中国在英投资多方设限，暗含了在价值观上对中国的攻讦。

三、英国“转向印太”的主要影响

第一，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制华同盟”，使“印太”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无论英国如何构思其“印太”战略，它都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英国积极呼应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无端攻击，联手“五眼联盟”（Five Eyes）国家，以及法国、德国、日本等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还积极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开展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

美日印澳“四方对话”（Quad）和AUKUS将成为美国在“印太”制衡中国的“左膀右臂”，作为最有可能加入Quad的域外西方大国和AUKUS的核心成员，英国无疑将在美国主导的“制华同盟”中扮演重要的组织、协调和“摇旗呐喊”的角色。

第二，英国成为“印太”重要地缘政治力量的可能性上升，特别是它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力会有所增强。

英国将南海视为其“转向印太”、体现“全球英国”雄心的重要抓手，这就会促使其在南海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尤其是加强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而FPDA和AUKUS等将为英国在南海问题上发声提供机制保障。未来，英国将继续紧扣航行及飞越自由和反对改变现状两点，引导南海地区的规则制定和秩序建构向着有利于英美认定的海洋自由方向发展。

第三，英国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可能会恶化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比中美等国，英国明显在“硬实力”上居于劣势，它若想在“印太”地区有所作为，势必要积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英国在国际事务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的话语权优势，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

近年来，一向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英国也开始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毫不讳言甚至大肆炒作英国与中俄的价值观分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英国秉持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理念，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旗号，谋求孤立中俄、团结盟友、拉拢中立国家，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印太”地缘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英国也需要在意识形态上“站队”美国。无论是中国在南海维权还是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都被英美等打上了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标签，频频遭到攻击。由于英语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英国的这种价值观外交可能会恶化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损害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积极回应拜登，称赞“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已经“重新归来”。（视频截图）

四、中国要辨识英国的“虚与实”

对于英国雄心勃勃地“转向印太”，中国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既要正视英国未来成为“印太”重要地缘政治力量的可能，也要识破英国“趁机议价”的机会主义用心。

在“印太”大国竞争的舞台上，英国不可能成为同中、美、日等并驾齐驱的重量级选手。同时，无论英国如何追随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即便它逐步改变游走于中美之间的“骑墙”立场，愈加明显地表现出“亲美制华”的姿态，它想在“印太”发挥作用仍然离不开中国。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全球治理等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它不希望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

在中英关系上，中国已经越来越占据主动。因此，对英国积极介入“印太”事务的势头，中国在保持必要关注的同时也无需过分紧张。我们需要认识到，“向印太倾斜”是英国在“后脱欧时代”体现自己大国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其目的是在中美二元权力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为自己在“脱欧”后的发展拓展空间，对此我们无法阻止也没必要阻止。

中国不妨对英国“转向印太”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同英国保持战略沟通，有条件、有限度地认同英国在“印太”的利益诉求，注重引导其在中美博弈中发挥“灭火器”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英国以机会主义心态炒作其“印太”战略，防止它利用南海问题、香港问题等对华施压，趁机要求中国在经贸等议题上做出不合理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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