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打压，中国已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当心“民主陷阱”

当今世界可谓进入一个“陷阱”的时代。过去，中国最大的挑战被认为是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巧的是，它们都实行民主制度）都在起飞到一定阶段之后陷入停滞、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之中。二战以后能够跨越这个陷阱的后起国家只有亚洲四小龙，而且都是通过威权体制完成了超越（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前就已是发达国家）。

不过仔细看来，世界上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低等收入陷阱，如非洲各国和现在的印度（不知印度何时才能达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哪一天？），也有高等收入陷阱，比如今天的西方。其特点是高福利、高成本、高负债、高赤字、寅吃卯粮、老龄化、低增长。看来不管什么制度，不管发展到什么水平，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危机。就看处于不同阶段的各国是否能够寻找到解决之道。

不过在本人看来，人类历史发展上还有一个陷阱，即民主陷阱。西方国家整体上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内战、复辟、政变、革命），通过渐进的方式还是完成了演变。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一直在革命、政变等的政治乱局中徘徊，而无法自拨。从历史上看，侥幸能够跳出来的国家极少，中国和俄罗斯算是幸运者。

中、俄之所以是幸运者，根本的原因是这种制度已经把国家带到了崩溃的绝境。中国1912年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实是第二个，菲律宾早于中国，不过刚成立就被美国的侵略灭掉了），但三十多年来国家却是一而再的复辟、内战、政变、外敌入侵、极度恶性的通货膨胀、弥漫上下的高度腐败。真是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俄罗斯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民主陷阱，一波接一波的经济危机席卷全国，国家财富瞬间缩水一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本国新兴的财团与西方财团则对之大肆掠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外交危机交织在一起，最终出现债务违约、国家形同破产的境地。普京称之为“俄罗斯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代”，这十年也被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四大劫难（前三大劫难为：蒙古统治、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入侵）。俄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把这十年称为对俄罗斯的种族灭绝（其效果和中华民国类似）。俄罗斯的民主十年，其造成的恶果和代价，远超过中国的十年浩劫“文革”。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何深陷民主陷阱？原因有很多，但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实行民主制度的，而凡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经济成功发展，可能会产生民主，而且一般是稳定的民主。但经济发展之前，实行民主，必然是劣质民主。

旅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郑永年先生也有一个观点：民主化之前一定要完成一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否则一旦错过，就再也无法建立。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经济发展对建立民主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源在于伴随经济发展可以产生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主流群体，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不管它们是否有相近的政治理念，但却属于同一阶层。因此相互之间便易妥协，易形成共识。否则，便是永无休止的对抗。非洲国家尽管多绝大多数实行民主制度，却无一个走向现代化，除了经济落后无法形成中产阶级外，还有它们甚至连一个严格意义的民族国家都算不上：只知部落，不知国家。卡扎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今天镇压反对派时，都发生军队倒戈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倒戈的军队心向民主，而是部落观念超过国家意识。

民主陷阱，在亚洲表现的最为典型的是泰国。泰国是亚洲较早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当时从法国留学的部分中下级军官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所致。按说长达九十多年间，泰国人民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学习如何运作这套制度。再加上泰国这种相信来世、与世无争的佛教国家，政治运作应该是相当平稳和有效。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变从此就成了泰国挥之不去的梦魇。九十多年间，发生了二十余次军事政变，平均三年多一次。然而，军变并非泰国民主化之后的全部，这其中还有无数的民变。先有黄衫军逼宫，后有红衫军抗争都是如此。虽然是民变，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军变：包围、冲击总理府、国会、电视台、机场、国际会议中心、陆军司令部。武器也不仅仅是石块、木棒，还有各种正规军用武器(用榴弹攻击总理府，开枪射击军警的直升机)。

泰国政局长达九十多年的动荡，从表面上看是民主制度的失灵：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和冲突，但根源还是泰国本身的城、乡二元力量的存在，民主制度则成为两种力量对抗的催化剂。泰国城市化仅33%，农业人口占据绝对优势，但国家经济命脉却又掌握在城市阶层，这个阶层也得到了国王和军队的支持。所以只要选举，只要投票，支持农民的政党必然获胜。而其上台之后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政策又会损害城市阶层的利益。当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必然引发军方干预，发动政变。这就是本世纪以来他信及其政党的坎坷境遇的真正原因。他信本人及及其政党多次被打倒，被解散，但只要选举来临，换个名就能轻松取胜。胜选之后不久就又会被推翻。

哪么当西方还处于这个发展阶段时，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很简单，有限的投票权。农民、无产者——简言之穷人——根本无权介入政治。虽然也有不同的政党，但却是代表着同一个利益集团。所以虽然有人指责泰国的他信或者其他领导人缺乏团结和整合农村、城市市民和社会精英阶层的能力，但这并不公正。因为这不是他们之过，而是民主制度之过。要知道西方在这个阶段也无法整合。西方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苛责一个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呢？

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现象可以和民主相类比。就是出生率的下降。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搞过计划生育，但在经济高度发达后，出生率随之下降。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前，已经拥有庞大人口的时候，还要采取西方的模式，其后果就只能是永远的贫困甚至最终由于人口爆炸而崩溃。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自己的路，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这个时候又恰好搞了民主制度，由于选票的作用，没有任何政党敢于推行政治自杀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这甚至很可能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前一类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后一类失败的国家是印度，事实上，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企图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在刚独立的五十年代就尝试推行。当然西方崛起时，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有限，死亡率较高，同时还可以向外殖民，所以它们的人口增长还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之后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这些条件。

哪么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跳出民主陷阱呢？至少现在看来很难。因为冷战后民主制度已经被神圣化，道德化。即使曾经经历过中华民国苦难的中国，到今天仍有无数人为之招魂，希望它能重现中国（所以我也很理解左派希望文革重现中国的想法，在吸取历史教训上，左、右从实质上并无区别）。今天当西方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时，为之辩护的学者同样如过江之鲫。甚至有中国学者这样对比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中国和制造危机的西方：如同一辆破牛车，看到飞机坠毁了，便喊到“飞机多不安全，还是我们牛车好”。只是中国是破牛车、西方是飞机吗？（假设有一天中国也发生了经济危机，请问他们会如同对待西方一样为中国辩护吗？）

不过，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或者任一个条件，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可能摆脱民主陷阱的。一是西方国家继续衰落，终于丧失了其垄断的合法性，世界政治模式走向因地制宜的多元化。二是它们的危机达到中国和俄罗斯曾经达到的程度。当然，纵观人类历史，还有一种“意外”，虽然它已不适合今日的发展中国家，但仍值的一提，其精髓还有现实意义。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在非洲进行非殖民化，要求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化，结果却导致普遍的内战、内乱。最后法国不得不紧急叫停，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所以，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威胁到西方国家利益的时候，它们也仍有可能会自动干预。就像今天的产油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一样。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西方的民主发纫于完全和东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和历史传统。简而言之，民主是在西方基督教、重视个人主义（即权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即义务）、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等格格不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有着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社会机制、社会心理、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并不是仅仅把西方的制度搬来就可运作。从现实生活中来看，除了西方基督教国家可算是成功以外，其他文化效仿西方的都差强人意。（身处亚洲的日本并不是例外。一是日本花了很长时间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至今也自视为西方一员。二是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虽然制定了西式宪法，但其成功的根源仍然在于二战前政府、财团、企业相互团结 （勾结）的体制。三是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实行一党执政。其只不过披上了一层西方民主的外衣而已）。

所以制度就是制度，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不应该将之道德化，神圣化。衡量一个制度成功与否，还是在于它是否解决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稳定。郑永年先生说过：不好的民主就是最坏的制度。可谓一语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产生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未必就是其它国家所必须、应该采用的。当然西方在自我宣传方面和当年的苏联是一样的，都把自己的制度模式宣扬成放之四海而皆准，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制度，都认为是历史的最后阶段。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吸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完善自己道路，跨过另外一个更凶险的“民主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