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教总前副主席庄迪君博士谈中华文化（三）

中华文化最灿烂的六个世纪

庄迪君

春秋诸子

公元前8到2世纪，学术史上称为轴心时期，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和数学家，西亚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摩尼，中国则有春秋诸子。

周朝的衰微不但不引发学术思想的衰败，反而是因为诸侯对真才实学的需求，周公旦片面的儒家思想不受待见，而引发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争鸣的局面。这情况还当真挺像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大陆。这半个纪元以来的世界格局更是如此！

先秦诸子都传承黄帝和尧舜的仁义价值观，不像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思想）那样偏向精英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借用杨鹏的话：“中华文化应该回归春秋时代，那是思想最开阔，内涵最丰富，人格最高尚的时代。”

春秋时代中国人的人格到底有多高尚呢？杨鹏举了许多历史案例，我仅看诸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内涵。孔夫子讲仁义礼智信五德；孙子也讲智信仁勇严五德；老子讲道德最为直接，干脆把著作取名为《道德经》；张良的师傅黄石公写《素书》，开章明义就是定义道德仁义礼。其实早在数百年之前姜太公已经讲仁义忠信勇谋六守了。

即便是被视为自私到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他那“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 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思想的初衷是要通过发扬个人主义来争取庶民的人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不过却不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么精英主义和急功近利。

亚当斯密放任精英发挥自私贪婪的天性，通过自由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刺激经济发展。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金字塔结构上，利益最大化依赖维持科技、军事的优势以及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上下家关系来贯彻。这是这300年来亚非拉国家的祸害，未见消停。

另一方面，把仁义道德视为儒家的专利是儒生往自己脸上贴金。大家都知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家最高道德标准，却未必知道孙子“进不求名，退不畏罪，唯人是保”的大我精神。我认为道德标准最高的是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的无我境界。

中国老百姓普遍传承了这个仗义的品质，章回小说的说法是仗义每出屠狗辈。这血性应该是中国没有被西方或日本所殖民的原因。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能扛住英国和独立后的执政党政治压力，哪怕坐牢和吊销公民权，也能坚持保存1400间小学和60间中学不变质的内因。

反而是利欲熏心的精英成为负义的读书郎。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的风波验证了这个说法。那是执政党内马华公会精英陈修信、李孝友等的杰作。李孝友晚年后悔了，陈修信等从不言悔，应该与自小接受英文教育有关。

自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留英精英李光耀更是能为英国人所不能，彻底铲除新加坡的华校，包括新马的屠狗辈一分一毫募捐创办的南洋大学。

春秋战国黄老名相

都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为显学，但是诸侯并不买账。被器重的春秋战国名相如管仲、百里奚、晏子、范蠡、吴起、申不害、乐毅等大都是姜太公的翻版。他们都并非儒墨，而是道术兼通的黄老道家通才。汉儒把他们硬生生地叫做法家，这是罢黜百家的一个关键内涵。

这些黄老通才不论是在经济、军事、政治，管理和技术方面，都有具体的方案。他们被器重的衡量准绳，其实就是在实际意义上，做到孔夫子所说的：“治国平天下”而已。

周游列国求官的孔子为什么不受待见呢？答案正是因为儒家重道轻术或片面的思想无法富国强兵，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的缘故。这就像人事部经理想当总经理不受待见一样。

我有一个猜想，在春秋时代，黄老道家应该像在战国的稷下学宫一样是显学。少正卯教的应该就是在齐景公跟前把孔子比下去的黄老道家思想，才会使得孔子恨之入骨，要暴尸三日泄恨。

无论如何，在春秋时代，到齐国留学的人才就不少，秦国开国名相百里奚就是一个，我猜想老子也是一个，而并非从地上冒出来的。

在黄老通才当中，年纪最大的管仲被视为春秋第一相。《管子》第一篇《牧民》中的一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贯穿经济、政治和道德价值观。

韩国名相申不害也是黄老通才，《史记》如此描述：“申不害者，教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上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申不害主张君主要无为，而大臣要有为。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符，授官以能，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或关系。管经济的必须懂经济，管军事的要会用兵，管行政的则要懂管理，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从施政中可见申不害的全能，同时思想的中心是做事而不是做人，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搞讲人际关系。

范蠡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通才。范蠡是老子学生计然的学生，计然著有《文子》。大家所认识的范蠡是兵家，其实兵家的宏观思想就是黄老思想，从太公《六韬》中谈兵与范蠡绝、孙武、吴起内容的相似，可见一斑。帮助越王带兵灭掉吴国的就是范蠡。

事实上，范蠡的能耐不止如此。谋划越国复国计划的是计然和范蠡；忍辱负重，十年生计搞经济的是范蠡和文种。当然说到搞经济，大家不可能忘记陶朱公，陶朱公正是功成身退，弃政从商的范蠡。

既雪会稽之耻，范蠡感叹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行意。既已旋于国，吾欲用之家”。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这是典型黄老思想的体现。

范蠡离开政坛后，在齐国的海边经营，第一次经商就积累了千万资产。齐人只知道他叫鸱夷子皮而不知他就是越国名相范蠡，找他去做官。他自嘲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于是范蠡赶紧搬家到定陶，成为后来的陶朱公。范蠡的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战国稷下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黄帝帛书》的思想内涵，传说与范蠡有关联。

比起黄老通才，儒生的知识面就太狭隘了！军事、经济和技术都不在行！而只会兴礼教，法先王，尊胜贤，师古人而已。用儒家自己的话说是偏颇而不中庸，所以不中用。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黄老道家和儒家思想时就是这么说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谁说中华文化没有科学？』

中国并非没有科学，而是在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时候被罢黜了！比如汉儒韩嬰罢黜黄老、墨家和名家十子说：“十子不师古人，不法先王，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他们见闻广博杂乱，论据表面上有据，然而皆不合大道。”

《墨经》记载杠杆实验：“衡，加重于一旁必捶，权重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译文是，杠杆在平衡状态时，在一边加重量则必下垂。这是因为权重不相等的缘故。要平衡则必须是本力臂短，标力臂长。权是臂长，重是重量，权重就是力矩。把两边的重量增加到一样，则标边必然下垂。那是因为标边得权重的缘故。这就是杠杆原理。

还有光学实验和说明，原文是：“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故景障内也。”

白话译文是：光线照人成映像，下面显示的是人的高处，高处显示的是人的下部。把足部下面的光线遮住，所以映像形成在上面。把头部上面的光线遮住，所以映像形成在下面。这是障碍光线入室内所形成的效果。这就是针孔相机原理。

墨子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不必然”。

小故是必须条件，大故是充分条件。墨子说“满足必须条件，命题不必然成立，不满足它则命题必然不成立。满足充分条件则命题必然成立，不满足它命题不必然成立或不成立”。这是比黑格尔的辩证逻辑（dialects）更严谨的形式逻辑学（formal logic）。

然而对汉儒来说这是不合大道的奇技淫巧。章太炎考证：“墨子之传，绝于汉后，其兼爱、尚同、天志之说，守城之技，经说之辩，皆亡矣。”

我们的语文老师从来没告诉我们春秋诸子还有社会科学。计然说：“发挥土地资源，引导和奖励农耕，还富于民，国家就富强。积极备战，胜算就出现。物品的价值取决于供应和需求量。物以稀为贵，当数量增长，价值就下跌，直到不值钱。

利用这个自然规律，在物资无需求而无价值时买进，在有价时卖出，不但可以盈利而且能稳定市场。

根据百姓的缺乏和盈余，引导和协助他们进行生产，让他们积累财富。帮助能人成就事业，他们的功业就是诸侯的功业。

天下万事万物皆有利弊，且在持续变化，相互促进和制约。大量消灭蛇蛙则出现鼠患。

用一石二十的价格向百姓购粮，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用一石九十的价格卖粮给商人，会伤害伤害商人的动力。农民没有积极性，农田就荒芜。商人失去动力就不做买卖。所以粮食售价不宜高过八十，收购价不宜低过三十。这样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

这是供需和价格经济学。

文科的学者应该花些时间研究汉儒如何罢黜诸子百家。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被汉儒所罢黜掉的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如果黄老道家和墨家没有被重点罢黜掉，怎么可能会出现李约瑟（Joseph Needham）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