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砸1.8亿教扫码付款

　新加坡政府将聘用1000名数码大使，确保教会小贩和年长者使用电子付款。（联合早报网照片）

　　迟到好过没到！新加坡政府宣布，将聘用1000名“数码大使”，给全岛112个小贩中心和巴刹的1万8000名摊主，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SGQR电子付款平台。同时，他们还将教导10万名年长者使用电子支付。

　　政府网站显示，1000名“数码大使”将签署一年期的临时雇佣合约，完成这项科普普及。

　　对于每名数码大使来说，他们平均每人一年要接触118名小贩和年长者；按照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计算，平均教会掌握电子支付二维码的“学时”在17个小时。换言之，使用者得在17个小时左右，知道怎么扫二维码进行电子收付款。按照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达到这个任务并不难。

　　从费用来看，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没有透露数码大使的薪酬，但《联合早报》引述人力资源公司最近在网上刊发的相关招聘广告，这些大使的月薪可达3000新元（1万5000元人民币）。

　　按照这个推算，官方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教员薪酬”是300万新元（1500万人民币），一年大约为3600万新元（1亿8000万人民币）。

　　政府力推的电子支付等数码转型，很多年的坚持努力不如一场冠病疫情来得效果更为显现。店家们在“被逼”的情况下，使用闪付这类方式，同样可以不直接接触顾客；而官方当下也需要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特别是照顾到那批刚从大专学府毕业的社会新人，而他们相对是更接触前沿科技和新兴事物的一群。

　　电子支付目前需要身份认证，绑定银行账号，间中得确保个人信息不外泄。这次推广使用的是统一的电子付款平台，那么市面上其它的QR码呢？能否通过市场的手段筛选到常用的几个？

　　扫码支付可持续的另外一个重要元素是使用频率，也就是大家是否习惯使用某一种交易方式，增强服务的用户黏度，而后平台才能通过频繁的“交易闭环”，解决系统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风险，改良流程，提升平台的安全稳定性。

中国烧钱模式可参考吗？

　　坊间也有人好奇，为何需要配备专人来教如何使用二维码收付款？这笔钱若是直接作为“打赏”，当成“红包”直接惠及每一笔交易，会不会效果更好？　

　　相比较中国六七年前展开的红包雨抢占市场大战，3600万新元花在11万8000名“对象”身上，每人一年可得约305新元（1525元人民币）的“红包”，这还不包括政府额外津贴使用电子支付二维码企业的费用。对于每个月25新元的“甜头”，不知道卖鱼叔卖菜嫂是否提得起精神，找得到自身想学的冲动。

　　倘若借助杠杆，通过后台系统随机发红包直接给收付款人的每笔交易“打折扣”，一两角、一元新币或是数额不等的奖励，乘数效应是否会激励摊主和年长者们使用电子支付？

　　临时性的“干预”或可解一时之饥，却非长远的灵丹妙药，一年后这1000名数码大使何去何从尚是未知数。趁疫情时期投入资金、人力和心血，用时间换得新养成的习惯，新培育的市场，那才是数码转型中令人喜见的“钢粉”，而不是潜伏的“僵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