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举国一致」的日本让我窒息

反对“安保法案”的学生抗议团体SEALDs示威游行（2016年3月）

2016年3月，NHK的卫星放送频道BS SPECIAL，播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喜欢日本的理由——中国开始变化的对日观》。

不仅通过电视，纪录片还被人放到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在虚拟空间里也同时传播。

在这部纪录片中，笔者无意间有幸与《知日》杂志的青年主编一起，成了“主角”之一。

为什么说是“无意间”呢？因为我不喜欢电视。但摄影师和编导都是我多年的友人，他们希望我帮忙，我也觉得有义务帮助他们。

在拒了多次未拒成之后，我只有“听天由命”了。在内心里，却对自己说：下次绝不再出镜。可没承想，电视播出后，还是被惊到了：

日媒的北京特派员朋友，从共同社、时事社，到《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均在第一时间发来微信，无一不是“正面评价”；

我曾长年就职的公司前同事（不止一位），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了祝贺——祝贺我在日本“成了名人”；日本学者和作家朋友，时间稍迟，大致于首播的翌日到第三天，分别发来了观后感似的长信，评价纪录片的“意义”，并肯定了我的comment，包括“出演”的气质、风度及书房规模的了得……

我想，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热播”效应吧？

本文作者出镜NHK纪录片《我们喜欢日本的理由——中国开始变化的对日观》

对我来说，日本只是一个客体

在电视片中，我的comment其实很简单，即再次强调了我个人一贯的立场：一是反对安倍政权以政府“行政释法”的方式为集体自卫权松绑。

宪法之修改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和日本人民的权利，但理应在问信于民的基础上，走法定的修宪程序。以政治权力释法的暗度陈仓式玩法，聪明则聪明矣，却是对宪法和宪政的消解，在长远的时间轴上，不利于日本的法治国家。

二是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普通中产，到日本去旅游观光购物，是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移动式”的民间自由交流的场域。

访日（观光）中国人旅行者的特征（日本观光厅，2019）

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对经过在这个场域中充分的交流、碰撞之后，重新熔铸的中日关系，抱一分谨慎乐观的期许。

然而，我对这部自己“本色出演”的电视纪录片并不是很感冒——岂止是不感冒，甚至颇有违和感。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些主题先行，一厢情愿，预设立场太过露骨。对我来说，日本只是一个客体，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只是在持续地关注它，思考它与我的国家的关系，及其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仅此而已。

我其实不大愿意用“爱”“喜欢”等诉诸情感的表达来谈论自己的研究对象。

因为我觉得，无论我爱与不爱，喜欢与否，它都在那儿，且一样的任性，断不会因某个中国人的情感取舍而做出一丝一毫的改变，正如它也不曾为黄遵宪、周氏兄弟、秋瑾、郁达夫、戴季陶、蒋介石、周恩来而改变过一样——当然，也根本无从、无须改变。

而惟其任性，难以捉摸，甚至不可理喻，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反而构成了某种魅力。

我自揣相当理解纪录片的制作者和一般日本国内受众的心理：实际上，他们是试图从他者打量自己的目光的折射中，发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日本像。

至于说这个日本像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客观的，靠谱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他们内心的失落感。

因文化的原因，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更在乎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即日本像）。

但这种日本像，又是经过日人以精致到了挑剔程度的口味精心过滤过的，吸收的基本上被认为是无害的、易于消化的、有利于健康的。而对那些偏激的、过于坚硬的、不易消化的，则统统被过滤掉了，一般公众是无缘了解的。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靖国神社中有众多的纪念石碑，唯一的“外人”，是印度的帕尔法官，因为他在东京审判中为日本做过无罪辩护。

当然，日本的公众传媒NHK与特殊法人靖国神社，性质完全不同，殊难同日而语，但在对外部评价的选择性取舍上，则不无某种相通之处。

譬如，发端于十六世纪，在战后走向繁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益显学化的日本学（Japanology），因为研究对象是日本文明的生态和文化身份（identity）的问题，直接关涉国家软实力，故一向备受日本的重视。

但在日本学领域众多的外国学人中，受到日人青睐者，清一色是那些对日本文明抱有敬意，对东洋文化充满温情的学者，从威廉·阿斯顿、小泉八云、爱德华·塞登史蒂，到赖肖尔、约翰·道尔、傅高义，不一而足。

就连既不通晓日文，平生也从未去过日本的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该说对日本也是持理性客观立场的。

根据对日本战俘和收容所中日侨的采访而写成的《菊与刀》，基本上没有受到那个时代普遍的“日本人性恶论”的影响，有理解不足，甚至误解，但绝无刻意的妖魔化。

这方面，多少类似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关系。但中国对“老朋友”的取舍，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有些“老朋友”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其实难说深入，有的甚至连汉语都不通。

可话又说回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现象，而作为文化现象——中国人对外部评价的消化吸收，那真是“不挑食”。

碍于国策，“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不能强求，因为基本无书可读。但从“改革开放”至今，近四十年、两代人的时间里，虽然仍囿于种种禁忌和藩篱，但就引进外部评价这一点而言，西洋（包括东洋）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批判，国人基本上是照单全收的。

举个例子，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对中国人的爱面子、麻木不仁、心智混乱、马虎敷衍、因循守旧、缺乏同情心、公共精神稀缺等“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可谓鞭辟入里，甚至到了“刻毒”的地步，但在中国却是大畅销书，不同的出版社先后推出多少版，印了多少刷，加上盗版，数量之夥，实难统计。

【美】明恩溥，秦悦译

《中国人的素质》

学林出版社，1999

而在1949年以前，国人之“不挑食”就更不用说了。

仍就这本《素质》而言，鲁迅二十一岁时，就在日本读过日译本，且多次在文章和与日本友人的通信中，谈到过这本书，直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而辜鸿铭、李景汉、潘光旦等学者，还曾为此书写过序言或书评。

由此亦可看出，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其实是不惮于面对外部评价的。何止是不惮于，他们简直很乐于接受外部世界的批评。

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一有国人在海外的丑行被曝光，或遭外国警察的追究，或被海外媒体批评，大家从心底感到很“嗨”，在朋友圈里转来转去，甚至跟老外互动，那种超然，好像是在谈论第三国的事情。

这点跟日人是完全不同的：日人会自动屏蔽外界的批评，对那些过于刺激、浓烈的批判和批判者，一般会贴上“反日言论”和“反日知识人”的标签，打入另册。而一旦被打入另册，就等于被屏蔽了。

所以你在日本的书店里，基本上是见不到那类出版物的。相反，成摞成摞码放在新书台上的，倒净是对他国（主要是中、韩）猛烈攻讦的书，所谓“嫌中嫌韩本”。

严肃的学术文化著作不好卖，码洋日益萎缩。而即使是严肃著作，为了叫卖，也非得取一个“标题党”化的“嫌中嫌韩”的书名，才踏实——如此景观是日本出版业近十数年来的潮流新动。

如我新近入手的一套五卷本著作，由顶尖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编纂，分别从中日两国的文艺作品中辑录相关内容，以重新审视“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以降一百二十年（1894~2014）的中日关系史，其文献、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在日本全国的书店征订，订数居然不足千套。

笔者对东瀛的新闻出版业有经年的持续观察，也有不少资深业内人士的朋友，每每谈及如此“新动”，也百思莫解：到底是出版业一味迎合社会趣味，还是大众趣味败坏了学术文化的精英品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但就结果而言，不出几年光景，日人从性格到世界观已悄然转身，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日本“嫌韩本”书籍

八年光阴倏忽而逝，

日本与我们渐行渐远

安倍第二次政权成立后，出台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法律，分别关涉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国民权利（知情权等）和国家的安全保障。

而在所有这些立法背后的攻防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即应对“崛起”的中国。

事实上，中国已成了日本国家战略上的假想敌——这并不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而几乎是明言的。

这里当然有中方的原因——“崛起”的动静之大，世所罕俦。但客观地说，肯定不止于此，也不乏拿中国说事，以趁机摆脱“战后体制”、推进“正常国家”化目标之借力击球的一面。

一个悲催的事实是，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仍相当互补，战略互惠的空间甚大，前景广阔，但两个国家却有过早地放弃战略合作而走上战略竞争道路的危险（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甚至可以认为已然走上了这条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肇始于“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且与日本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此乃建政以来，中方领导人对日本的首访。日方高度重视，给予邓以事实上的国家元首级待遇。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图为10月22日检阅日本自卫队仪仗队

在日本，邓公一番表态——“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政治关系”——像“起爆剂”似的，引发了日政、财两届的“地震”。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实事表明，此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如果不是催生了邓公念兹在兹的“中国版”现代化构想出台的契机的话，至少构成了使其具体化、实操化的直接动因之一：

邓从日本回国仅一个半月，即于12月18日，主持召开了被称为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上清除了“凡是派”，正式打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图。

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日本受到的刺激和“洗脑”，先是促成了邓公自身从党内“开明派”向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转型，进而启动了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型。

从那之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即为国人心中“现代化”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大国地位（世界“老二”）的易手，日本却悄然退出了一代精英的战略视野。

北京奥运前夕，鉴于彼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在《新京报》上撰文，提出不妨“以日为师”，结果竟招致凤凰卫视某著名评论员的抨击，所谓“慎言‘以日为师’”，为此专门做了不止一场节目。

拙文被断章取义，被斥为“纯粹在物质层面上的”“肤浅的”“笼统的”提法，而他的“超越物质层面的、深刻而又具体的”观点，到底是啥，我则始终未能抓住。

如此，八年光阴倏忽而逝，日本与我们渐行渐远。

今年春节后，我与一位日本学者朋友在东京新宿一家京都风味的居酒屋里小酌。她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1972）出生，深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从中学开始学中文，后又留学北京、上海，普通话说得完全可以在王府井、中关村街头乱真的“大和抚子”（日文，日本女性的统称）。

她说她近年来不大愿意来中国，对中日关系失望透顶，她面带困惑地问我：日中两国还有什么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吗？

而这确确实实也是我自己的困惑：那个曾几何时的“老师”、中国现代化“摹本”的国家，2010年以降，在经济上的存在感突然就削弱了。

政治上存在感还在，可多是负面的，一般国人多会在谈及钓鱼岛、东海等问题时想到它，央视的“新闻联播”也会在类似的话题中提到它。

而北上广深的中产们，则把它当成了一个大超市。尽管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济上存在互补结构，但我们还有什么是从日本学来的呢，除了地铁站的检票机，动车上的卫生间和吉野家牛肉饭？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生产线早已被淘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和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已老旧不堪，位于首都机场高速入口处的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BMCC），曾经是中日经济合作的看板项目，数年前被某国有银行收购，改造成美术馆于去年开业。

稍有点教育程度的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学新加坡，核电技术是从法国引进的，但却说不出哪些东西是来自日本。

日本城市的公共住宅团地建设和功能开发很有特点，但中国中产却更向往美式豪宅，日本的“兔子窝”难入法眼。

尽管80后、90后们日复一日地在社交媒体上交换关于日本动漫、音乐和COSPLAY的信息，自然得毫无违和感，却基本意识不到连“违和感”的表达都舶来自日文……

是的，日本无处不在，但仿佛退隐到了幕后。可我们现在讲的是“通三统”，连高尔夫球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而与这边厢的风景相映成趣的，是日本的“君子豹变”——日人变得越来越“内向”了。

以酷爱观光著称的日本人，已不大出国，海外旅行人数连年递减。二十年前，北上广街头日本留学生碰鼻子碰眼，如今已少见，不仅人数远少于韩国、美国，甚至排在泰国后面。

访日外国人及日本人出国人数变化趋势

（1965-2015）

日本旅游业高度发达，可今天在东京、京都、名古屋旅行，到任何一个旅行社的窗口，免费索取的观光资料净是巴黎、纽约、巴厘岛，过去常摆在最显眼处的北京、上海、苏杭的观光指南，已无影无踪。

日本艺术家朋友对我说：今天的日本人，真的是不来中国了。

这一点，刚好与每年数百万的国人前往东瀛观光构成一对绝妙的反差：日本对中国了解在前，但已失去了了解的兴趣；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在后，却兴味正浓？

报道现场的萎缩

作为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国家，日人从生活方式到行为范式，往往带有某种极强的规训性，而这个无处不在的“规训者”，就是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大众传媒。

然而，正是这个大众传媒，转身最猛，生态变化之剧，用著名电视记者金平茂纪的话说，是已导致“报道现场的萎缩”：“这种萎缩，并非是意识到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就连置身现场的人也往往无意识，不知不觉间，已经被侵蚀。”

那么，如何理解“报道现场的萎缩”这个现象呢？

打个比方：日本媒体的原生态是一个“全光谱”，由各种成色构成，分别对应社会各派政治力量，从挺左翼“进步”政党（社民党、日共等）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到标榜客观、中立的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文艺春秋》，一直到代言“保守”至极右翼势力的《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政论》杂志等，是一个像链条一样连续的系统，中间无缺环。

但这个生态系统，从十几年前开始蜕变：先是一些左派的媒体消失了，如讲谈社出版的非虚构重镇《现代》月刊等；而左边的消失之后，那么作为对立面的右边，很快便丧失了存在价值，跟着也消失了，如极右翼政论杂志《诸君》等。

至于蜕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问题，也有商业性因素（包括电子媒体的逆袭、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等），姑且不展开。

但经过几波优胜劣汰的整合之后，尘埃落定，一时间又达成了新一轮生态平衡。各派媒体的实力，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应该说元气还在。

实质性的变化，是在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2012年12月）后出现的。

安倍此番登场，是打败民主党政权后自民党的翻盘，加上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好的调整，政治上相当高调，甚至打出了“收复日本”的口号，好像他上台之前，日本再次沦陷了似的。

战略诉求也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为集体自卫权松绑等具体步骤，最终达成修改宪法，以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

而推进这种战略目标的最有力道具，便是管控媒体。如此说来，日本之外的海外读者大约会感到困惑：“管控”说从何谈起？这就是“日特主义”的厉害！

应该说，对新闻报道活动的种种“日特主义”规制非自安倍始，但安总却把一些传统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加以反手利用，使那些原本就备受舆论指责，此前已处于“守势”的游戏规则（很多是“潜规则”而已）再度沉渣泛起，且咸鱼翻生，卷土重来。

首先，是对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活用”。所谓“记者俱乐部”（kisha club）制度，是日本新闻界特有的信息共享制度，由来已久，发端于明治期，是典型的“日特主义”遗产之一。

中央省厅、国会、政党、大企业、经济团体和地方自治体在其机构内部单辟一室，作为固定的信息发布场所，专供国内主要通信社、报纸和电视台等大媒体使用，门口挂着“记者俱乐部”的看板，全国约有800个。

由信息发布方（机构）提供场所，媒体方派专员（记者）常驻，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由机构的广报（即公关）负责人披露信息，俱乐部成员的记者作“采访”状，双方和和气气，绝不相互为难。

但对非加盟（俱乐部）的媒体和自由记者及外国记者，则一概拒之门外。

说白了，是由信息提供方与经过其认可的特定报道方构成的一个信息共享内部沙龙（Inner Salon）。

一位原先供职于著名新闻杂志《FOCUS》、后独立的记者朋友曾给我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九十年代初，首都圈某县知事因丑闻而引咎辞职。

他想去采访调查，但他服务的媒体不是那个县厅记者俱乐部的加盟成员。可他还是去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结果被一群加盟成员的大媒体记者团团围住，被要求“赶快退场”。

他恳求一位西装袖子上戴着“广报”白袖章的人：“我只从后排拍一张知事的照片。拍完就走人，不占座位。拜托啦！”边鞠躬行礼，边跟对方交换名片。

拿到名片一看，对方居然是共同社的记者：“原来你也是记者呀。那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呢？”那位戴袖章的记者稍微怔了一下，随即交底说：“县厅广报担当的家伙这会儿刚好有事离开了，他托我代值一下班……”

这个故事微妙地传达了记者俱乐部的空气：封闭、保守、排他，难怪被舆论称为“情报卡特尔”“谈合”“护送船团方式”，确实道出了该制度的本质。

然而，如此暧昧的奇葩制度，在安倍政权治下，却进一步“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安倍两度上台，先后对政府做了一系列改革（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构筑日本版NSC<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等），其中最主要的一环，是强化首相官邸作为“指挥塔”的职能。

因此，位于首相官邸内的记者俱乐部，自然是重中之重，其作为“情报中心”的职能甚至凌驾于内阁府的其他部门之上。

图中文字意为：记者俱乐部内禁止摄影，非俱乐部成员禁止入内。摄影：田中龙作

日媒跑“政治口”的记者，称“番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盯”特定的政治家，获取一手独家消息。因此，那些能定期出席政治家的晚餐会，政治家外访时，随团出行，与政治家下榻同一间酒店的番记者，原本就被视为“成功”。

安倍上台后，更强化了这样一种“出世”（日文，意指成功）的节奏。

那些受安倍及其派阀“待见”的媒体番记者，定期出席总理的午餐会、晚餐会，享受“吹风”待遇，而一些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则被“晾”起来——媒体能否得到独家消息，完全取决于与永田町（首相官邸所在地）的距离。

那些长期得不到政府“吹风”的媒体，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公信力便会失坠，导致订户流失，广告下滑，而这对传统媒体来说意味着什么，便不言自明了。可以说，《朝日新闻》就是这样的一种牺牲。

不过，提起《朝日新闻》，问题似乎更复杂一些，这就不能不说到安倍管控媒体的另一项有力措施。

安倍政权对那些“不待见”的媒体的做法是：一般会抓住媒体的一两处瑕疵，加以放大，再启动手中可控的舆论机器，攻讦围剿之。如不能收编，便使其边缘化。

2014年，《朝日新闻》在一个月内，连续撤回了两组“吉田调查”：

一是自由撰稿人吉田清治于八十到九十年代期间发表的、关于日本战时在韩国强征慰安妇的调查；

二是前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去世前留下的一札手记，记录了“3·11”巨震时，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应对“三位一体”（地震、海啸、核辐射）灾难的实态。

吉田昌郎（1955-2013），东京电力公司前执行董事、福岛第一核电站前站长。“吉田调查书”属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一部分，内容主要为日本政府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查证委员会对吉田昌郎进行的问询情况记录。调查内容极为详细，全面反映了核电站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及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2014年5月，《朝日新闻》对“吉田调查记录”进行了系列报道，此后遭受质疑。

后发现，作为新闻调查，这两组报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是，《朝日新闻》本着只对事实负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立场，撤回了报道，并在版面上郑重道歉。

按说，调查的文字有瑕疵，并不等于所调查的问题本身不存在，且为尊重事实计，不惜撤回三十年前发表的调查，正是精英大报（quality paper）勇于承担的负责任的表现。

可结果，《朝日新闻》的低姿态，却险些招致灭顶之灾：不仅失去了逾50万订户，且日益被边缘化。我在东京的咖啡厅里，就曾听到过邻座两位上班族大叔对《朝日新闻》恶狠狠的咒骂。

《朝日新闻》如此，三位黄金时段时政电视栏目的“名嘴“——朝日电视网“报道站”主持人古馆伊知郎、东京电视网（TBS）“NEWS23”主持人岸井成格和NHK“Close-up现代”的女主持人国谷裕子——之被下课亦如此。

三位主持人，均系从稳健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安倍政权的保守主义政治持批评态度，是从核电，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直到“安保法制”和修宪的铁杆反对者，气质儒雅，主持风格沉稳洗练，大胆的质疑，吐槽没商量，在电视观众心目中人气了得。

然而，去年秋天，在“安保法制”强行突破的风口浪尖上，三人平安无事，可到今年三月，却纷纷下课——秋后算账色彩之浓厚，昭然若揭。当然，由头（口实）是有的，而且是必需的。

就国谷裕子的被下课而言，两年前在NHK同一频道播出的、一部名为《追踪“出家欺诈”——被盯上的宗教法人》的纪录片，被指“有作伪嫌疑”。

但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实际在寺庙中负责采访的、NHK大阪放送局的记者理应受到处罚，其次是NHK内部的审查体制，也难辞其咎。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放过其他所有环节，而偏偏单处罚节目主持人的道理。

3月17日，国谷裕子最后一次主持“Close-up现代”，主题是《向着未来的风——超越痛感的年轻人》，表达了对在反“安保法制”运动中成立的学生抗议团体“SEALDs”的关注。然后，国谷告别了这个主持了23年的看板节目，栏目旋即被更名。

国谷裕子主持“Close-up现代”

对NHK这种公共放送，通过人事来“调整”，易如反掌。而对于TBS等民间放送，则通过对媒体高层的施压来“调整”，亦非难事。

今年2月8日，安倍内阁的总务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对民主党议员的答辩中明言：“对那些拒不听从政府行政指导，一再违反相关规定的放送局，有可能面临包括‘停波’（即停止电波）在内的处罚。”

NHK会长、安倍的“小伙伴”籾井胜人则直截了当地警告媒体：“政府向右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往左。”

对在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三代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此赤裸裸的恫吓，完全是战前范儿的，其内心的违和感可想而知。

安倍对付媒体的第三招，也是最直接、最厉害的一招，是立法。

尽管2013年出台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对所谓“国家机密”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非常模糊，但对“泄露”和“非法取得”“国家机密”的行为，则制定了相当严苛的刑罚（最高可判十年徒刑），宪法规定的报道和表现自由及公民的知情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

不仅如此，安倍内阁正锐意推进《个人情报保护法案》、《人权拥护法案》和《青少年有害社会环境对策基本法案》（即所谓“媒体规制三法案”）的立法，一俟通过，媒体将进一步被捆绑，国民的知情权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对此，不是没有反对的声浪，但站出来的多是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左派知识人，年迈体衰，退休多年，没有任何决策权，很多只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动静确实不够大。

而经济萧条时代，让那些待遇优渥的“上班族记者”们，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饭碗为筹码，奋起一搏，确乎也不现实。

上班族记者，日文写作“サラリーマン記者”，系对从属于某个媒体机构，像一般工薪阶层似的只考虑挣钱养家，而让渡新闻理想主义的媒体人带有贬义的称谓。

于是，面对过高的“风压”，原本就很善于“读空气”的媒体工作者们，无奈走上了“自肃”之路。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日本的舆论往往比较“和谐”的原因。

如此，未出几年光景，日本的舆论环境已大变：在“记者无国界”对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的最新排名中，日本已从六年前的第11位，后退至第72位。

对此，著名记者立花隆认为：“形式上，日本貌似随时都有报道自由似的。但日本的大众媒体在不断地自我放弃（自我规制），自我取消这种报道自由。今天的日本，可以说又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是，在国谷裕子最后一次主持的新闻节目中，电视片所聚焦的青年抗议团体“SEALDs”，在参议院选举尘埃落定，自民、公明执政联盟确保三分之二席位（即修宪势力）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于8月15日宣布解散。

8月15日是日本的“终战日”，选择这一天解散，是意味着放弃抗议吗？是意味着这一切都回归原点了吗？这，我也不知道。

记得“3·11”之后，我在财新传媒与日本作家麻生晴一郎先生做过一个对谈，我们共同表达了对日本现代史上曾多次抬头的“举国一致”化，是否会在巨震后的日本社会再次出现的问题的担忧。

五年来，我们所担忧的局面似乎并未出现，但有种空气表明，如此担忧也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

不久前，我从《每日新闻》系的会员制刊物《亚洲时报》上看到，去年9月，前驻华某特命全权大使在东京的帝国饭店举行了一场讲演会，谈中国与日中关系的未来。

时值关于战后七十年历史总结的“安倍谈话”发表不久，大使基调讲演结束后的互动时间，关于“安倍谈话”及中方的反应自然成了话题之一。

在场的，有很多我尊敬的学者和记者，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但我发现，虽然每个人在私下或内心深处，对“安倍谈话”都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持批判立场者也所在多有。

可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场域中，却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就是所有关于“安倍谈话”的内容本身的价值判断和臧否都消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方的反应，穿插着一些这位或那位中方高官的场面话及场面下的“私心话”等八卦。

仿佛“安倍谈话”本身成了客观化的“政治正确”，而中方对谈话的反应和应对才是问题，且发言者的口径高度一致。

其实，在日本，这种现象几乎已成常态化：即面对国内问题，会有各种意见，呈“百家争鸣”似的价值多元状。而一旦涉及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时，空气会骤然变冷，急转直下。

所有人，无论平素的学理立场和身份，态度会高度趋同。反映在舆论上，只要关涉中国，左派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与右派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的论调庶几已无甚差别，盖上报头的话，你甚至难辨是哪家报纸。

如果要做一个个人性的判断的话，窃以为：某种在特定向位上的“举国一致”的氛围正在形成。而这一点，也正是我虽然喜欢日本精致曼妙的文化，但却始终无法照单全收的理由。

因为，置身于一种高度同构、指向过于明确统一的舆论磁力场中，我会有种窒息感。

说明：

本文收录于刘柠《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东方出版社，2018年10月

原题为“我之喜欢日本，并没有到照单全收的程度——从一部电视纪录片扯起”

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

由于篇幅原因，内容略有删减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者 | 刘 柠

编辑 | 徐 徐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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