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璧君：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图源：网络）7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表示，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要“立足现实，决不能错过这个时机”。[①]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强化支持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性举措。然而，在当前世界基础研究领域学科交叉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下，传统认识中的“线性创新模型”却为我国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带来了一定的阻碍。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其科技政策的制定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线性创新模型的指导原则。因此，分析探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内涵，进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内涵

根据我国科技部的定义，“基础研究”指的是“一种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②]历史地看，现代科技政策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概念最早出现于二战后的1945年，时任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政策分析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强调，必须以二分法思维严格区分研究活动中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基础研究”应该指“没有考虑过实际应用的、关于客观世界的通用知识和内在规律的研究”；而“应用研究”则指“关注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③]根据布什的论述，虽然基础研究并不能总解决实际问题，但它可以促生所谓“科学资本”即新知识，而新知识则可带来被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因此，政府资助应该集中在基础研究上，并且官僚体系必须保护“纯粹”的基础研究不会受到“应用研究”的危害。布什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强调了这样的一种逻辑：创新或说现代性的技术产品，总是来源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在某一时间点会被应用于应用研究、产品验证或产品部署；随后商业组织即可组织生产交付产品、货物或服务，并将其投放到市场。[④]在这样的逻辑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是创新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因此，这一模型被称为“线性创新模型”。随着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影响的扩大，线性创新模型被美国科技政策广泛采用，并逐渐成为国际上分类研究活动时参考的重要理论之一。不过，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卓有影响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以及其衍生出的线性创新模型对于研究活动的分类和描述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多种对于线性创新模型的理论批判；其中又以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指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⑤]和那拉亚那穆提（Venkatesh Narayanamurti）提出的“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指研究活动并无区别，研究和应用之间的边界具有渗透性）最具有代表性。挑战线性模式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二战以后，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学发现，是与获得德雷珀奖（美国工程制造领域中的最高奖项）的重大技术发明相互促进、相互激发产生的：在科学发现与技术重大突破之间不存在先有前者后启发后者的线性关系，而是都来自于研究者在技术导向性的科研活动过程中的“跨越性研究”。例如，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个跨学科团队以对金属半导体结电场效应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基础，研制出双极型晶体管，并通过这一发明，证实并发现了晶体管效应的存在，最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⑥]总之，在研究过程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循环的、非线性的互动关系，因而线性创新模型并不能适用于对研究活动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有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非线性关系的认识，已经在我国科技政策领域逐渐成为“共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郑雁军先生在梳理基础研究概念演变及其与应用研究之关系时提出，如果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会为政府的科技政策制造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二分法分类的）基础研究“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特征注定其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财源大部分来自于公众的纳税，这就使得政府迫于服务公众的压力，必须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产生一定的期待，例如在短期内培育新技术、新方法等。[⑦]在当前我国以竞争性经费支持为主导的政策环境下，这会使得科研人员为出成果，只集中于申报容易获批、容易出成果的项目，而非长期的、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项目。实际上，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所从事的科研工作是属于“基础”还是“应用”，这种主观上的分类并不重要，重要是“促进研究和创新的能力”[⑧]：激发研究的问题意识可能来自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可能来自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争论，更可能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从哪个层面提炼出的科学问题，并不重要，形成抽象性、原理性的研究实践，才是最值得支持的。

下文通过对新加坡研发投入机制的梳理，简要观察非线性模式的科技政策的作用。新加坡虽然体量不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综合竞争力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此外，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创新领域，新加坡的全球排名也是遥遥领先：根据毕马威发布的《2020年毕马威科技行业创新调查》，新加坡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排名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创新高地。通过对新加坡经验的梳理，本文揭示的主旨很简单：在当前世界上基础研究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下，超越线性创新模型对科技政策的限制，形成新的科研政策思维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新加坡研发投入机制的经验启示

纵观新加坡的科技政策，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可以发现新加坡政府对于国家研发能力的支持机制并没有遵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线性指导原则，而是采取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手段，注重鼓励“基于兴趣的研究”和“任务导向的研究”间的合作与互动。因此，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对我国深刻认识基础研究投入导向问题、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来说，本文认为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对线性创新模型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通过每五年推出一次的“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设定若干个基础及应用研究并重的研发投入重点领域，并以此进行资源配置，以实现战略目标。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是新加坡总理公署下设部门。从1991年起，新加坡每五年都推出一次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从2016年开始为“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lan, RIE）——以为接下来五年国家的研发投入设定重点领域与方向（新加坡近20年的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见表1）。

表1 新加坡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规划（2000—2021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新加坡历次科技五年规划整理完成。

这些规划支持的重点发展领域虽然有所不同，但均为能影响国家总体经济发展及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并重的学科领域，如RIE 2015选择的电子技术（数据存储和半导体）、生物医药（营养与医疗技术）、清洁技术（水技术和太阳能）；RIE 2025选择的城市解决方案与可持续发展等。随后，以科技发展五年规划为纲领，国立研究基金会及新加坡的其他法定机构会根据各自负责的学科领域，协调政府层面不同研究实体（研究所/实验室）以及不同企业的研究议程，并开展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以最终达到将新加坡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创新型和企业家型的经济体”的目标。

第二，新加坡的研发投入机制鼓励自由的、不计功利的科研活动，并支持前瞻性的、面向未来的发明与发现。首先，包括国立研究基金会、科技研究局（A*STAR）在内的各个政府层面的研发投入主体不仅为各科研实体内的科学家提供固定领域的、竞争性的经费支持，也会对可能失败的，但是自由的科研活动提供稳定性的、长期的但有效率的支持，为科学家营造超越功利、自由探索的研究空间。以国立研究基金会下设的“卓越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s of Excellence, RCE）为例。[⑨]新加坡现有五个卓越研究中心（包括地球观测站、量子技术中心、癌症科学研究所、力学生物学研究所、环境生命科学工程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由新加坡各高校主办，由国际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选拔产生，每个中心有15—25个主要研究人员，分别带领一个由博士后研究员、研究生和支持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卓越研究中心负责人由相关领域的世界顶尖研究人员担任，并可获得国立研究基金会和教育部的长期资助。在科研使命和目标方面，卓越研究中心则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选择科研活动的具体学科。虽然研究中心获得的资助原则上是长期、稳定的，但国立研究基金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仍有一套科学的评估手段：卓越研究中心每三年需要接受一个国际化的审查小组对于中心研究进展的评估，评估考核合格后，才能接收国立研究会拨发的新资助。卓越研究中心的设置体现了新加坡科技政策所倡导的一种宽松、自由的研究文化，即基础研究的本质意味着研究应该是没有时间、应用目标限制，且具有创造性的。其次，从2015年开始，新加坡对于国家研发投入的预算中专门增设了“空白基金”（White Space）一项，没有预先设定使用范围。“空白基金”主要关注未来新兴的科研需求和科研机会，随时准备支持可能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和不可预见的前沿性研究。2021年，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为“空白基金”设定的投入预算为37.5亿新元，约占总预算的15%。[⑩]“空白基金”的设立对线性创新模型的超越在于，这一支持机制体现了决策者的一种共识，即对国家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前瞻性的科学研究事实上是一种无计划的活动，与学科领域无关，更与这一研究是科学（基础研究）、工程（应用研究）或是技术（试验发展）无关。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有两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关于基础研究的内涵问题，我国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需要意识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存在循环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来说，可探索优化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如加强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设立前沿交叉学科人才和科研项目，促进前沿基础研究各学科交叉融合。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在健全多元化的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机制的同时，加强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性支持经费投入，探索建立一个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为长周期的、战略性的基础研究提供稳定的财政及其他渠道的支持，并破除因缺乏领域侧重而引起的竞争性资源浪费问题。[11]另外，也可探索提高竞争性科研经费中间接经费的比例，以此加强科研实体自身基础研究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①]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我们到了要大声疾呼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刻 [N/OL]. (2021-07-20) [2021-07-30]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0/content_5626166.htm.[②]国家统计局.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0-08-27)[2021-07-30]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dpcgb/qgkjjftrtjgb/202107/t20210720_1819716.html.[③] [美]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图鲁瓦洛戈·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24.[④] 同上: 22.[⑤] [美]D·E·斯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⑥] [美]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图鲁瓦洛戈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50.[⑦]郑雁军.基础研究概念的演变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J].中国科学基金,2019,33(05):515-519.[⑧][美]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图鲁瓦洛戈欧度茂苏.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34.[⑨]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21) ResearchCentres of Excellence.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rf.gov.sg/programmes/research-centres-of-excellence. [Accessed: 30th July 2021].[⑩] NATIONALRESEARCH FOUNDATION (2021) RIE2025 Plan.[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nrf.gov.sg/rie2025-plan. [Accessed: 30th July 2021].[11]纪玉伟,陈媛媛,范红坤.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J].科技智囊,2021(03):61-69.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 作者：吴璧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