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亚洲世纪，中国如何打破美国科技藩篱？

“大家都知道，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西方世界弥漫着一股悲观主义情绪。我们亚洲人可能会受到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但我们不应该受此影响。相反，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家马凯硕坚定表达了对亚洲的信心。他直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对所有亚洲人来说都是美好的世纪。

谈及看好亚洲的原因，马凯硕在第二届湾区科创峰会上表示，首先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和印度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过去200年里西方对世界历史的主导是反常的；第二，亚洲文明已存在数千年，本身就是强大文明；第三，亚洲现在已明白西方腾飞的原因，拥抱了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

不可否认，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正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带来机遇，但机遇常常与风险共存。自2017年以来，美国频频向中国发难，企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如何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

在与会专家看来，中国眼下一方面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应用创新领域持续发力，我们的互联网创新已进入“无人区”，要继续增强优势。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二十大报告已经指明方向：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进一步解读，就是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郑永年、樊纲等知名专家学者在峰会上表示，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是大而不强，应当直面体制机制问题，大力实施科技体制改革，积极鼓励大型科技企业发挥作用，迸发出更大潜能。

中美科技竞争：亚洲文明回归的重大挑战

“世界正陷入一场创新竞赛中。”

美国专利商标局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国际专利份额已从2010年的16％增加到2020年的49％，而美国从15％降至10％。如今，美国只占全球R&；；；；D经费投入的16％，而中国为25％。

“我们如何才能与中国和其他注重创新的国家竞争呢？”报告发问道。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其实比我们更早明白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力投入研发，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一度占据全球的70％。

科技投入带来的经济回报是丰厚的。

1979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透露，过去3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30％至40％是技术革新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即便在今天，如果能将发明人的数量增加四倍，美国GDP的整体水也将提高4.4％，约1万亿美元。

与美国相比，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相当曲折。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错失工业革命机遇，成为世界现代化的落伍者。吸取惨痛教训后，大力发展科技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然之路。

近些年，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得益于顶层重视，近十年中国科技取得长足进步，不仅实施了探月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工程，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支持下，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创新也蓬勃发展，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约2.8万亿元，投入规模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2012年的52.2％提高至2021年的60％以上，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面对后发国家的追赶，美国十分警觉。他们一方面对关键行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挥舞起制裁大棒。美官方统计，截至今年8月，美国实体清单中已有约600家中国实体，其中110多家是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新增的。

“这是一种地缘政治的铁律，已经存在2000多年，每当世界头号新兴大国即将超越世界头号大国时，世界头号大国总是会想方设法、极尽打击之能事。”12月8日，在南方日报和腾讯主办的第二届湾区科创峰会上，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家马凯硕在演讲时直言。

马凯硕认为，随着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中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将不得不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资，变得更加自力更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科创峰会非常关键。”马凯硕相信，亚洲包括中国会克服重大挑战，属于亚洲的世纪将会到来。而中国作为人类最悠久的文明，亚洲的自然回归也将在中国体现。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实事求是地讲，在科创领域，中国在原创能力、高端人才、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未来仍有诸多难题待解。

展望将来，如何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的时代命题。

美苏科创举国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时政关注者都知道，近段时间“关键技术核心攻关”常常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举国体制”等一同出现，中央深改委重要文件、二十大报告多次强调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可以说，新型举国体制，已被定为中国在近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远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策略。

举国体制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成立短短几十年，新中国几乎从无到有构建起现代工业、国防、教育、卫生体系，可以说举国体制在我国有着相当成功的实践。

那么，既然“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证明了传统举国体制的有效性，为什么还要强调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新型”的含义又是什么？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提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时，强调“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也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时强调，“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等。

不难看出，与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政府扮演总包工头角色的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更加突出企业和市场的作用。

“过去，举国体制对于完成重大科研任务不可或缺，但是存在着过于依赖行政命令、长期激励不足等问题。面对探索未知的开放创新，需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发挥更多作用。”

在本届科创峰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发表观点指出，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体制还不完善，要更好地激发科技创新潜能，激励各创新主体释放出更大的动能，应该主动向外看，吸收别人好的经验。

当前，美国无疑还是全球创新的高地。郑永年表示，美国经百年实践，发展出“网络型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在公私部门之间建立起科技创新网络，激励其海内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并且鼓励参与主体相互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

无独有偶，中金研究院近期基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比较分析表明，相比苏联，美国科创体制更有生命力的关键在于，美国构建了有效的转化机制，即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研究等科学研究由政府主导，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试验开发由企业主导，积极推动基础研究等科学研究向试验开发转化、政府资助科研成果向消费品等非公共品生产力转化。

这对于中国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启示是，政府在主导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研究的同时，可以考虑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转化机制，尤其是重视民企的作用。

支持“大企业”走向“战略性企业”

放眼当下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民企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科创主力军。

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81.4％，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78.1％，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79.4％；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前10名中，民企占据7名。

作为中国ICT龙头，华为2021年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的数量为7630项，同比增长19.78％，该公司在全球拥有5G标准专利族6583项，位居首位。

近些年在打造自主生态的同时，华为逐步为供应商和生态伙伴企业开放技术标准，一大批华为生态企业持续创新、不断壮大。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腾讯2021年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的数量达4537项，在所有民企中排名第二；同时增速也很可观，2021年同比增长63.97％，近三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6.45％。

近年来，腾讯在基础科学、前沿科技领域持续加强投入，建立了包括AI Lab、腾讯优图、WeChat AI、机器人实验室、量子实验室等前沿科技实验室。

在此基础上，腾讯积极开发能够助力产业转型、支持实体经济、增进社会福祉的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许多前沿科技成果已经被应用于推动数实融合、产业发展等领域。

除此之外，比亚迪、宁德时代、百度、大疆创新、科大讯飞、旷视科技等一批国内企业已开始全球人工智能、锂电子电池、智能汽车等热门领域崭露头角，或建立领先优势。

研究这些企业的案例不难发现，龙头企业不仅以高研发投入持续推进自身技术创新，同时以产业链为依托形成创新联合体，以应用带创新，以创新促应用，大力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升级。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我国仍有许多企业实力较弱，或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为争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中国需要更多的“大企业”走向“战略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