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佛士1819年登陆前，华人早已在新加坡生活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医院附近的石叻村龟仔山顶度过，时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龟仔山早年是座坟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恒山亭，建于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纪初先辈为祭祀及管理这一带坟山而建的祠庙。

新加坡最古老华人庙宇恒山亭位于石叻路村口，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义山管理机构。（档案照片）

龟仔山上的古坟，属于恒山亭坟山的一部分，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坟山地带，当时山上古坟已多是无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时代，长满乱草的坟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们经常活动之地，满山道光和咸丰纪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乱草之间，有几个雍正和乾隆纪年的墓碑！

当时华文还用繁体字，因为字体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乾隆”（干字繁体为干），被大人嘲笑纠正，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丽的呼声广播王道讲古，说过的吕四娘夜取雍正人头报仇故事，脍炙人口，所以一见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学前，我已在龟仔山的古坟墓碑上认识雍正、乾隆，及道光咸丰这些“古字”。

这些记忆中的古墓，说明早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前，本地就已有华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可惜这片坟山60年代中期清理时，未留下任何记录。

早期华人移民的记录

有关华人和新加坡的记录，最早见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书中记录龙牙门提到的“ 单马锡番”，并称岛上有“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发掘，也显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与中国已有贸易往来，故当时有华人落户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属正常。

但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的人物身份记录。

黄尧《星马华人志》称早期市区“山仔顶”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谢”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义顺村附近也曾发现明代古墓。

但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证，所谓明代古墓虽有墓碑拓片，但据碑文“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应为反清复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迟至晚清，非明墓。

近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华人古墓，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坟墓。

据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侧的龟仔山墓群中”（又是龟仔山！）发现的，当时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资将它迁葬“武吉知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发现。

这个记录，已被2012年新发现的两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们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吴安全兄弟所发现，墓主人分别是邱其连、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还早四年，遂成为目前本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莱佛士登陆后第10年，故无论邱其连和洪斌老二人何时来新，依去世时间，都应属开埠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开埠前的华人移民

关于新加坡开埠前的华人移民，主要记录有：

一，天猛公的说法。

1819年1月30日，当莱佛士与天猛公签订临时协定后，威廉·法夸尔的副官纽波德上尉问天猛公，本岛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员回答，当时岛上的居民约有150人，有马来人及海人，亦有约30名华人。

这段英国人记录的“150人荒凉小渔村论”，多年来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来学界已多方论证当时岛上人口其实远不止此数。

但即使只依该记录，也证明早在莱佛士到来之前，就已有30名华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尔中校（W. Farquhar）的说法。

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三州府纪录》卷L之11有两则记录，是新加坡开埠后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致给莱佛士的秘书赫尔中尉（Lt. I.W.Hull）的报告书。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报告书说：“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蜜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旷地，都未开发。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蜜园，这甘蜜园是我们未来新加坡前便已开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报告书又说：“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丘。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前拨给的。”

这两份报告书清楚说明，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有不少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

假设这20块园丘地由华人及马来人各占一半，每块地只颁给一人，则在英国人来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华人在此拓殖甘蜜园，他们已非无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园主。

三，《三州府纪录》卷之六记载土地局土地买卖簿册。

这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土地买卖登记，记载1822年5月10日，英国印地安那号船长柏尔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华人购买史丹福山周围三块甘蜜园，他们分别是，陈源夏（Tan Ngun Ha），园地在山之西面；陈亚鲁（Tan Ah Loo），园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园地在东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译）。

由此可见，当时的史丹福山（后随柏尔上尉姓氏改为珍珠山，Pearl Hill）几乎全部都是陈源夏、陈亚鲁、王瑞三人经营的甘蜜园，而且均于英国人未来之前便已拓殖。

据档案馆前馆长林孝胜从上述华人名字在档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测陈原夏与陈阿鲁是福建人，王瑞为潮州人，他们是目前有姓名记录的三名开埠前华人移民。

但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仍是开埠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清初移民的出现

多年来未能在现有史料中见到任何与雍正、乾隆年间华人移民本地的明确资料，我童年记忆的疑问，始终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没想到答案却“藏”在中国民间的族谱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者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曾在泉州晋江侨乡收集80部族谱，进行研究。后来学者专家继续收集，于1998年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出版《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收录有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县市收集的200余部族谱和家谱。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些族谱中，发现不少当地人在清朝时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贵资料。

最重要的是厦门大学学者李勇，在福建晋江《鳌岱柯氏族谱》所发掘的两则记录：

一，“则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则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记录说明，早在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两位福建晋江人柯则美和柯则盛，已经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发现有姓名身份记录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