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英国保守党的新宫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职业生涯比生菜还要短暂的特拉斯辞职了。英国保守党这场内部宫斗戏又迎来了一个新阶段。为此，《经济学人》在推特上发了杂志最新一期封面，把英国（Britain）和意大利（Italy）两个单词捏到一起，生造了一个新词“英大利”（Britaly）出来，讽刺英国政治已经变得像意大利那样，三天两头换领导人，毫无稳定性可循。

当地时间10月20日，特拉斯宣布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职务，上任仅45天。图源：视觉中国

这种自嘲还不忘拉别人垫背的态度，非常符合《经济学人》所代表的英国保守主义文化精英的口味。不过，说英国政坛“堕落”成了意大利，还是有点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意思。实际上，英国政坛今天出现的乱象，反映了议会民主制度发展至今所面临的更深刻的危机。

我们知道，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意大利，在盟国监督下特地设计了一套权力极度分散、总统-总理-议会政党-在野党互相层层制衡的政治体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类似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再次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制度设计都被视为议会民主共和制度防止集权的优秀案例。

今天，意大利不断出现短命政府、走马灯执政党抑或全国各地各类政党“今天联盟，明天对抗”的局面，但在政治分析家的眼里，最后这些都代表了议会政治、共和政体的“成功”。

因为在西方“正统”的共和主义表述里，权力间的制衡——或者说是不同势力集团之间的政治争斗，不但将原本需要通过暴力冲突解决的矛盾转化为更为“文明”的政治冲突，还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而在这种政治冲突之后，自然而然地会形成共识，通过国家行政机构落实转化为全民整体利益。集体共识就在这个政治冲突——行政转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声张。因此，这种局面恰恰体现了共和政体的优越性。

传统上来看，无论是政党还是更小的行会、家族，都具有一定规模；在相当一部分有类似诉求、关心共同利益的人群中，能够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同时，也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治共识团体，才有资本参与到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争夺进程中。

英国下任首相人选成谜，民众公开打赌。图源：视觉中国

在理想世界里，当政治权利竞争上升到国家层面之后，党员众多的议会政党便是能够支撑这种行动的唯一共识团体。而这种在规模化利益团体内部谋得的共识，则是政党在执政时寻找乃至创造全民利益最大公约数，将部门利益转化为全民共同意志的组织与政治基础。

然而这种政治分权想象的困难在于，无法对参与政治权力斗争的最小单位实体做出任何限定。以往只有在最不切实际的娱乐电影电视里才会有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单枪匹马走上竞选道路，一路凭借理想、热情乃至运气，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战胜所有对手，带着所有民众的期望，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这种一人代表所有人，一种利益就意味着普遍利益的幻想，正在今天许多国家内部变成现实。只不过，当幻觉走进了现实，产生的影响对普通人而言就变得残酷无比。

今天英国保守党创造出的闹剧，便是利益单位碎片化的结果。相比意大利而言，英国当下的局面反映了新时代议会民主政治的深层次危机。

在理想状态下，议会政党内部应当存在最大程度上的共识，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参与到议会竞争中，与其他政党代表的利益团体争取权利，在争斗中谋求执政机会，并通过执政将自身理念转化为国家共同意志与集体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以政党为单位的政治争斗，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政治理性、避免权利过度集中、防止偏狭的部门利益劫持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机制。

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英国在脱欧之后，保守党本身分裂成了多个相互之间甚至无法调和的利益团体。保守党的内战，也成为2016年之后英国政治的绝对主题。

人们发现，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越来越多的媒体公众注意力被分配给了保守党帮派斗争、领导人个人绯闻、保守党议员花边等平庸事件。共和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滑向了封建的宫斗剧。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政党，保守党的碎片化与脱欧所代表的政治衰败密不可分。2016年的脱欧公投，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议会民主政治平庸化、娱乐化、碎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议会上院通过脱欧法案。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发现，政治活动的规则变得愈发像娱乐广告行业，依赖某个政治人物的爆款形象、夺人眼球的行为或具有感官冲击力的事件展开。对任何一种政体而言，政治延续性的丧失，都是自杀性的行为。

毕竟，与网红经济不同，政治需要肩负创造共识、构建全民共同意志，并最终承载全民集体利益与福祉的历史责任。对英国保守党而言，这种短视的、网红娱乐逻辑的政治，彻底消解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根基。在由事件推动的政治气候下，保守党究竟要“保守”什么成了最根本的问题。丢失了意识形态根基的保守党，迅速开始了其封建化、碎片化的进程。

议员开始形成互不认同的小团体。在这些小团体中间，有的信仰撒切尔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减税政策；有的坚定支持脱欧并将英国建成新加坡式的自由港；有的仍旧认为脱欧是所有困境的根源；有的希望走回19世纪“一国保守主义”，通过建立强政府和适当增税的方法，救济贫困人口并增加工作机会；有的则认为要进行更激进的福利国家建设。貌合神离的保守党即便在党内也无法寻找到基本共识，更不用说通过执政将共识转化为全民共同意志、谋求国家共同利益，这都无从谈起。

在无法取得意识形态共识的局面下，前首相鲍里斯采用了一种宫斗式的方法，构建了他对保守党的领导模式。在他之前，英国政治传统强调，首相组阁时会有意为其政治对手们留下一些关键职位。这种规则背后也反映了共和主义的一个基本理想，即无论竞选时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有多么巨大，在“文明”的选举斗争结束之后，国家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当地时间2022年8月23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前往由乌克兰政府组织的“克里米亚平台”峰会。图源：视觉中国

党派利益，在竞选结束之后就让位给国家整体利益。换句话说，组阁才是真正“共和”的开始，而之前竞选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攻讦，则必须带有通往“共和”的善意才具有政治意义。将竞选时的“敌人”纳入内阁，则是表达这种共和善意的基础。

然而，由于保守党内部的深度碎片化，到了鲍里斯担任首相时，他彻底放弃了这种善意，将内阁职位作为利益筹码，“交换”到了党内议员们对他的忠诚。这种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实际上在保守党内部创造了“府院之争”的局面。对鲍里斯本人表达了忠心的党员进入内阁，而不忠于鲍里斯的集团成员，则成为了“后座议员”。

而作为保守党议员，无论是身在内阁、直接受雇于首相的“前座议员”，还是没有内阁职位、但身在议会的“后座议员”，都有资格对发起对首相的不信任投票。

因此，在此情形下，前座与后座议员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对立局面。同时，又由于鲍里斯在2019年大选中带领保守党获得大胜，出于党派整体利益的考虑，保守党议员们不得不在党鞭的督促下，支持鲍里斯政府的各项决定，以求维持议会内针对工党的优势局面。

脱欧之后的英国，在多重碎片化的保守党执政下，即没有国家共同利益上的“共”，更看不见政党与社会内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和”。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短命首相特拉斯才得以在英国政治史中留下她的名字。至于之后会怎样，没人会关心。

毕竟，互联网时代，记忆是短暂的。留给广大普通英国人们更真切的现实，是冬天的取暖费、超市里节节上涨的物价，以及自己日渐缩水的工资。历史终结之地，时间宁静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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