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进政策——日本的无奈：穷途末路的以战养战

就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军事高层普遍认为：日军已处于颓势，中国军队的反攻时机已到。在这种积极昂扬情绪的鼓舞下，中国方面发动了抗战爆发以来唯一的一次全面攻势作战，即一九三九年底的“冬季攻势”。

冬季大反攻

但是，日军登陆钦州湾并攻占南宁后，不但“冬季攻势”不了了之，直到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遵循“敌不来，我不打”的原则，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场战役规模的攻势作战。

中国军队在漫长的防线上与日军对峙

那么，国民政府的军事高层何以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方面已经判断出，对日战争的走势是：即使不再主动进攻，日本也将自行垮台。

中国军队在漫长的防线上与日军对峙

陷入对华消耗战中的侵华日军承认：“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阶段。三月十七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离职前，他对他的部下这样说：“唯一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阵亡官兵留在战场上而去，这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

阵亡的日军

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欧洲大战的爆发，乍一看好像是解决事变的时机，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即导致局面的好转。汪兆铭单独政府的成立，结果使事变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不容乐观”。继中国占领区百姓禁食肉类，肉类全部充作军粮后，此禁令开始在日本国内实行.日本已成为一个难以支撑战争的贫穷国家。

日本国民饱受饥饿困扰

从昭和十四（一九三九）年秋天到十五（一九四〇）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而且进入与美国之间无条约约束的时期，正在过着压抑的日子。

大量的物资被掠夺运回日本

中国事变使日本陷入泥潭已经三年，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而且平时那种政治、经济状况，也无法转入长期战争体制。日本人所说的“压抑的日子”，实际上是饥饿的日子。

除了因战争机器的开动导致工业扩大化生产，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从而使得国家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以及政府财政十分拮据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没有大米吃了。

日本在中国掠夺的粮食堆积如山

工业需要电力，发电需要煤炭，日本本土几乎不产煤炭；日本本土虽生产大米，但不能满足日本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必须进口大米，多数大米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但更急需的煤炭也需要掠夺。日本内阁藏相樱内幸雄这样向国民解释为什么从一九四〇年起必须减少从朝鲜运进大米一千万石：“中国事变爆发以来，朝鲜的矿山、企业急剧扩大，过去生产大米而吃杂粮的农民转业的结果，也变成了以大米为主食。

无论樱内幸雄是否向国民隐瞒了国家财政窘迫的真相，但这一看似荒唐的理由还是有内在逻辑的：由于必须扩大朝鲜的煤矿生产，以满足日本国内的能源需求，大量的朝鲜农民变成了矿工，原来在田野吃杂粮或野菜就能活下去的农民，现在必须吃日本矿主提供的大米了。不让矿工们吃大米，就无法为日本提供发电的煤炭；大米让矿工们吃了，日本的国民就要挨饿。

男人们都去打仗了 只有日本妇女劳作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以至于每次内阁开会，都要激烈地讨论到底是满足煤炭进口重要，还是应该首先解决大米问题。最后，新任首相米内光政决定：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大米。——仅这一项进口，就相当于日本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以致扩大工业生产的进口计划被完全打乱。

这竟是日本东京的郊区

更严重的是，从中国北方主要产粮区掠夺的粮食也减少了，因为中国的华北地区正在遭受粮荒。华北伪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居然向日本人伸手要粮食，说吃饭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在敦促日本内阁，不但要减少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而且还要大量进口粮食以供应华北地区，不然日军就无法有效地维持华北治安。——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地鼓动敌占区饥饿的百姓，一轮又一轮的袭扰使得日军的统治摇摇欲坠。

共产党游击队

日本政府火速从澳洲进口了面粉六百万袋，同时从满蒙输入了杂粮，对华中、华南用以货易货办法购入了面粉。这就是说，“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刚刚发表一年，在经营华北占领的问题上，很快就从“资源开发主义”转移到了“粮食第一主义”。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有资料显示，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动用大量外汇，从英、美两国购入一千一百七十万袋面粉；一九四〇年，又购入了七百二十万袋面粉。两年的时间里，为缓解华北占领区的面粉供应，花费近五亿日元。但是，这点面粉对于华北的粮荒乃杯水车薪，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实在大得惊人。

日本妇女在排队买粮食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日本陆相畑俊六的观点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观点令日本军方明确意识到：“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就是“把蒋介石追到任何地方他也不会屈服”。——“陆军统帅部打赢战争的信念首次发生了动摇”。既然判断日本难以支撑战争，中国军队就无需再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对于日本而言，缓解经济衰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扩大对外占领和掠夺。

日本街头菜贩

就在日本人被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大米危机和战局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听到了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德国坦克的履带声。

德国装甲集群

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五月，比利时、卢森堡被德军占领；接着便是荷兰总司令宣布投降，德军全面突破马其诺防线；六月十四日，德军占领了法国巴黎。

德军巴黎阅兵

西欧大陆已完全处在德国的统治下，德国空军开始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

德国空军轰炸伦敦

希特勒席卷西欧，宣称要建立“欧洲新秩序”，这极大地刺激了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日本。法国已经败北，英国将被炸成焦土，如果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大举向南进军，去占领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夺取日本急需的大米、石油、橡胶等物资，更待何时？

日本东京民居

日本人所说的南方，大致指“印度以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日本人所说的“解决南方问题”，即指武力入侵东南亚，并称这是目前日本的“当务之急”。

东南亚令日本垂涎欲滴。——“日本处在这样的穷困之中，把解除经济压力的指望转向了南方资源地区。同时预料欧洲战争将更加扩大，形成一种对该地区先下手为强的气氛。

南进的狂热顿时席卷整个日本。

日本海军舰队

他们那种露骨的野心和粗暴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丝毫不顾正常的外交礼节而炫耀其飞机和军队。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时可能身穿西方商人的便服，态度冷淡的谈论技术问题，同时却向荷兰殖民地当局递交最后通牒，勒索石油；要不然就可能穿着棕色衬衣，坐在河内洛可可式的旧大都会饭店里，要求法国殖民地当局把印度支那南部的三个空军基地让给他们，以便空袭中国的南部地区。他们一边咕哝着，一边随地吐痰，态度十分傲慢。你在日本人扩张所及的任何地方碰到他们，他们都很蛮横无礼。

日军雪风号驱逐舰

如果南进，就必须从中国调出大量部队，并大幅缩减对华战争经费。可是，侵华日军认为，在华兵力和经费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于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兵力的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先是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对立，然后是陆军部与中国派遣军的对立。

苍龙号航母

当时，侵华日军陆军（不包括关东军）总兵力为八十五万，一九三九年的军费为二十一亿三千三百万日元，陆军省计划一九四〇年度将上述兵力减至五十万，这就意味着一下要削减三十五万。“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由此，一九四〇年对华战争经费将减至十六亿日元，即减少五亿多日元。

飞龙号航母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一听就火了，表示如果这样他就辞职不干了。为缓解矛盾，东京参谋本部的幕僚们来到中国南京，与西尾寿造当面商谈，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的折中方案是：一九四〇年度，侵华日军减少九万九千人，加上消减的非作战人员，“预定到十一月底，兵力态势稳定在七十二万”。折中方案刚刚达成，参谋本部又一批幕僚抵达南京，通告说大

本营正在考虑日军撤离武汉的计划，这令西尾寿造的幕僚们又是大吃一惊。

西尾寿造大将

对于这个提案，军事课长岩畔随后回答一句说：“皇军将士流血得来的土地就撒手不要了吗？”接着，岩畔大佐大叫说：“应该攻占新加坡！”当时我们都被吓得发了呆。实际上，参谋本部所提“缩小战局”的意见，并不是刚刚提出的。大概在半年前，讨论汪兆铭要求的条款时，参谋本部作战课就提出过：“放弃华中、华南”，当时的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少将也在省、部首脑会议上提过。那时，陆军次官阿南涨着红脸大叫：“要从皇军流过血的地方退下来吗？

阵亡日军士兵

急切的试图调兵南进，夺取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以尽早把急需的能源和战略物资据为己有，完成扩大日本疆土的宏愿，同时又要保持在中国战场上的强大兵力，以继续对国民政府造成震慑。——日本人在这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面前几近疯癫。

日军与中国军队巷战

西尾寿造对冈村宁次离职前提交的《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很感兴趣。冈村宁次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派遣军体会到，中国军至今还保持着不可轻视的抗日力量，只有打垮敌战斗力量才是解决事变的先决条件，不给敌以沉重的压力就不可能收到政治谋略的效果。

日军进攻中国军队

这就是说，在日军南进战略实施之前，必须以积极作战来换取中国的最终屈服。

日军突击中国军队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