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英国未来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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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英国未来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作者：大卫·艾格顿（David Egerton）

译者：孙晋

法意导言

英国脱欧进程可谓艰难坎坷，这场脱欧拉锯战依次上演过：公投请愿、高院裁决、女王批准、首相声明、“府院”之争、多轮谈判等等。至今，英国脱欧尚未尘埃落定，脱欧不光是要解决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是“后工业化”时代，全球格局重塑的一次尝试。本文采用历史的视角讨论英国脱欧，文章前半部分概括了二战后英国经济主体的变化及伦敦崛起原因，后半部分开始发问为什么脱欧会至于此。作者经过分析推导出脱欧背后的逻辑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导向。作者如此研究，同样不光是要解释英国脱欧、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是想解释这种重塑全球格局的可能的尝试。本文于2019年11月13日发表于《新政治家》杂志（Newstatesman），作者大卫·艾格顿（David Egerton）著有《英国兴衰：二十世纪英国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tion: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堪称20世纪最风光的保守党何以成为英国的耻辱？为何与权力、经济紧密相连的政党会无视国家利益？

2016年以来，由保守党引领的脱欧危机始终困扰英国。经济因素是引发脱欧的最关键、最直接原因。比如，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就影响了公投：危机导致经济停滞，不仅影响企业产能和工人工资，公共服务领域也被波及——公众服务支出被大幅削减。管理社会福利的政府部门惨遭重创，底层劳动者亦是如此。

英国脱欧背后蕴含强大的经济转型逻辑，而这逻辑背后又有更深层次的渊源。在过去的40年余中，英国资本性质在多个维度中发生变化，“新自由主义”或“后工业主义” 已不足表达彼时的英国，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随该变化而变化。

1945年以前，英国经济水平曾制霸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者视英国为全球政治和商业中心，自由资本主义者将其视为世界上最大进口国。然而，1945年以后，英国在意识形态、物质基础两方面进行自我变革。彼时，英国主流经济体是国有企业，煤炭主和煤炭生产商大都成为公有制企业，例如国家煤炭委员会，英国运输委员会（包括英国铁路公司）和英国电力局。

同时，英国还存在一种类似的国有企业形式：它与保守党有密切的关联，由包括帝国化学和联合电气在内的大型私营公司组成，与以往的企业形式有本质区别。1950年至1960年，英国工业化进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迅猛。与19世纪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时相比，这十年间，英国制造业产能占GDP的比例更高，制造业用工量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这两种体制的企业保障英国人民所有基础建设，囊括铁路，道路和能源，以及汽车，电视，飞机和服装。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绝大多数英国人都吃得上本地菜，不再依赖进口食物。得益于现代煤矿开采业的发展，例如塞尔比（Selby）的煤矿和英国北部海域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英国的能源供应实现自给自足。英国制造的商品出口总量达到进口食品、原材料和大部分能源总量的一半时，英国贸易即能平衡，不再需要出口。1945年初期出现的“要么出口，要么死亡”的危机消失了。

此后，英国资本主体形式发生重大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英国经济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成效显著。英国制造业成为净进口产业，二战后其贸易逆差规模之大超乎预期。曾经是英国工业核心的大型国有企业，如帝国化学工业（Imperial Chemical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或英国利兰（Leyland）公司全都消失了。如今，国有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在1950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考文垂和中部其他城市是英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而如今，英国汽车工业属于净进口产业。从印度塔塔集团（最大的制造业雇主）到法国索迪斯食品公司，细数英国许多大企业（多为外资），它们甚至没有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非金融业的营业额约有34%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制造业中，这一比例超过50%。

甚至，与政府合作的承包商也多为注册在国外或避税地的公司。根据蒂莫斯（Demos）最新的调查，在政府34家战略供应商中，有25家供应商——公共领域（包括卫生和国防）的最大供应商——都为注册在避税地的公司。

国内存有大量海外注册公司的现象并非英国独有，比如，瑞典沃尔沃（Volvo）就是中国公司吉利（Geely）旗下企业。但，德国的汽车行业仍主要由德国企业操控，全球经营业务，包括在英国经营（相比之下，英国没有在德国经营的的汽车企业）。法国标志（PSA）和雷诺（Renault）也依旧为法国人所有，由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Chrysler）主导的意大利汽车业仍由巨头阿涅利家族（Agnelli family）抱持，全球电气工程集团西门子，总部位于德国，德国拥有部分所有权，其在英国经济中占比远超的英国任何一家电气公司在德国的权重。这不仅意味着欧洲大陆国家保留了国家资本的形式，而且这些国家资本的企业同时也是全球性企业。

英国金融业竞争激烈，但金融中心伦敦的大部分金融活动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很小。曾经代表英国金融业和工业的伦敦，如今辉煌不再。英国股票市场50％为外资资本。多数顶级上市公司的业务移往海外，因此FTSE 100指数既不能反映英国经济的表现，也无法反映出市场对英国经济的信心。

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将商品、服务和资本推向激进的自由市场，力度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这为英国带来了众多好处，比如，将高效、运作良好的公司带到英国，振兴英国经济；向英国输送欧盟及全球范围内最好的物资和一流的人才。开放对于伦敦来说是极佳策略，但是造成了收益分配不均衡的结果。

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伦敦已然成为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城市，工业衰落，但国际化的服务业异军突起。战后伦敦人口总量萎缩，这个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谷底。随着新自由经济发展，伦敦蓬勃复苏，在许多方面回到了爱德华时代的盛况。似乎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的世界——银行家，保姆，扫烟囱的清洁工等等——又回来了。但是伦敦，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格局却与以往不同，它不再是商品交易的集散地，也不再引导英国企业海外投资，它变身成为国际化的货币交易所，主导投资流向英国境内而不是境外。

（译者注：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是英国文化的符号，她是英国家喻户晓的会魔法的英式保姆。）

80年代初期，伦敦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人才，成为国际中心。到2018年，伦敦36％的人口在英国境外出生，22％的人口为非英国居民（相比之下，只有14％的人口在英国境内出生，9％人口为英国居民）。新时代的伦敦不仅有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这是欧洲首都城市的典型特征），而且有移民组成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伦敦已成为全球资本的中心，它不能像过去那样为英国工业代言，也不能为英国金融业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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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舒适的家：英国利兰的生产线奥斯丁Maxi 1500的摆拍，图片摄于1969年

但脱欧既不是伦敦的需求，也不是外资企业的要求。自由市场的代表——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采取的软脱欧立场凸显了脱欧不是资本的意愿。相反，政策表现了保守党与资本之间、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新区隔。

说来，英国脱欧是件略显奇怪的事，这么说不是呼吁国家资本夺回经济控制权——至少不是为了支持像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那样的人。支持脱欧的人认为，即便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欧盟还是不行。脱欧者希望实现英国与全球市场的单边自由贸易，他们想放宽管制，使英国，甚至仅使英格兰重燃，成为商业中心。另外，支持脱欧的全球主义者，尤其是像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和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这种沉迷于对贸易协定的幻想的人，妄想英国复兴，再次成为创新先驱，带领全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像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里的表现那样。他们认为英国已经改革并复兴了，而““衰落论者”和“失败论者”对此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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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辩论时的雅各布·里斯·莫格（译者注：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保守党议员，近期，因其在下议院会议上的“葛优瘫”成为“网红”）

（译者注：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 是指在欧盟内实现没有内部边界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保证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撒切尔主义没有塑造出成功的英国资本——脱欧也不是一个可行的复兴计划；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脱欧是“不切实际”的计划，损害英国的改革成果——而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实现英国的复兴；既不致力于也不依赖于国家资本的私人资本家，企图通过彻底放松管制达到复兴目的只是幻想。

说到英国，你最先想联想到的资本大鳄是谁？首当其冲的可能是，疑欧论商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这位将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的法国金融家曾向公投党提供援金。其次是，钢材贸易商奈杰尔·法拉格（Nigel Farage），前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现为英国脱欧党领袖。还有亚伦银行，其拥有一家小型离岸保险公司，为脱欧提供资金支持。前保守党的副主席迈克尔·阿什克罗夫特（Michael Ashcroft）和亚伦银行的公关总监安迪•维格莫尔（Andy Wigmore）与前低税殖民地伯利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还有移居海外发展的制造商也支持脱欧，比如欧洲公司英力士（Ineos）的富吉姆-拉特克利夫(Jim Ratclife)，在英国本土只保留少量业务；还有戴森公司（James Dyson），现在移至新加坡。脱欧还获得城市里金融机构的支持——例如克里斯平·奥德（Crispin Odey）和里斯·莫格（Rees-Mogg））——伦敦主要的报纸（《每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其核心金融业务均不在英国本土。简言之，他们不是国有企业，而是追逐经济利益的资本家，他们不必依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健康状态。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英国脱欧诉求与资本现实之间有区隔，资本家利益与国家政策脱节，为什么英国脱欧虽然屡次惨败但却始终没有瓦解？为什么脱欧会对英国政治和公众的生活始终保持超常的吸引力？尤其对保守党。

首先要提到的关键原因是，在英国保守党理事会中，大多数英国本土企业的亲欧立场都没有得到保守党足够的重视。过去，如果有首相试图颁布有损经济的政策，民众就能挺身而出进行干预，以防止损害发生（也许最好的例子是，在1975年的全民公决中，企业家公开投赞成票，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而现在，民众阶级的呼声无法得到回应。

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公司的业务不再局限于英国本土完成。日产汽车和塔塔公司，高盛和摩根大通都可以轻松地将其业务转移到海外。像德国汽车业一样，它们可以在欧盟区、亚洲或世界其他有更大的利益空间的地区发展，企业不愿公开干预当地政治。

英国脱欧是由政治驱动的，而不是经济驱动，这有些异常。有工作的人并不赞成脱欧，尽管这点无从尽调，但多数赞成脱欧的选票出自英国本土人之手，尤其是已退休的人；赞成脱欧的保守党比工党要多；赞成票主要来自大城市以外。换句话说，脱欧意向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无关，也与欧盟本身无关。也许，脱欧意向是对现代化的反抗，是对外资占领英国经济的反抗，也是对战后保守的国家资本的支持。换一种方式考虑这件事，退出欧盟运动动员了潜在的反伦敦人群，其实就是在反布鲁塞尔。

英国脱欧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持续变化，人们很难确定支撑英国经济主体是什么，是在英国本土经营的英国独资公司，还是在英国经营的外资独资公司，还是在英国经营和注册的外资公司？英国政府会支持戴森（Dyson）将远东制造的吸尘器出售给中国吗？推广英国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意味着什么？这也就难怪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会选择既朴实又日常的英国产品出口境外——比如，威士忌、羊杂、梅尔顿莫布雷馅饼和公交站的候车亭。

英国资本性质的转变也使英国脱欧成为不切实际的政策。在技术官僚干预经济的时代，虽然政府官员有专业部门的经验和知识，能够了解市场的详细需求。但是，这种专业知识远远不够，保守派领导阶层——由商业巨擘和制造业巨头，如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领导——对现代工业和资本运作就缺乏足够了解。

就算英国是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一旦遇到新兴的经济体，比如欧盟、美国和中国，以及日本和印度竞争时，经济实力排名根本毫无意义。与大多数中型国家相比，英国不算是全球化的参与主体。尽管人们还在谈论英国企业和创新，但英国的生产力低下且停滞不前，难成创新领袖。

事情总有另一面，脱欧的尴尬局面也有其好处，脱欧的过程突显了英国的不平等。它引起了人们对“基础经济”的普遍关注，这一概念涵盖了从物流网络到供应链的所有方面。

在这场对“基础经济”了解的过程中，英国人不仅了解到食物供应的来源，而且了解到物流速度：从南欧运送食物究竟有多快。谁会知道有这么多英国鱼和羔羊被卖到欧洲其他地区？除了专家之外，谁能理解跨欧洲的即时系统？该系统管理汽车组件在欧洲版图移动，以至于谈论英国的汽车业就不可能不谈欧洲汽车工业。

渐进式改革始终取决于对当前现实的理解，以确定经济需求及适应其变化。无论如何，对英国经济来说，脱欧一直是英国早应接受的教育。

尽管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姓什么并不重要，但在这个经济不平等，政治分裂和地缘政治混乱的时代，有必要重新慎重思考国家资本。可以肯定的是，英国要将经济手段渗入国家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国家目标为导向，在技术技能和创新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英国会重拾失去的利益。

翻译文章：

David Egerton，How Britain Was Sold，Newstatesman，Nov.13,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9/11/how-britain-was-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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