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视角的珍珠港事件解析（1）

日本视角的珍珠港事件解析

从战术的观点考虑，日本人突袭珍珠港无疑是其海军作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1941年12月，日本的航空母舰从择捉岛的单冠海湾出发，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特混舰队悄悄地运送到了3300海里之外的欧胡岛的北部。然后在12月7日的拂晓时分，350架日本战机突袭了珍珠港和欧胡岛上的军事基地。仅仅在几个小时内，美国海军就损失了4艘战列舰、180架飞机和2400名船员，而大日本帝国海军却只损失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日本采用的是突袭战术，事先并没有宣战，美国停泊在港口的战列舰自然很容易成为日本飞行员们的攻击目标。这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没有一名“有份量”的美国海军指挥官会相信日本人有可能突袭夏威夷。当然，对此我们并不能过份苛责当时美国海军相关人员的职业素质。至于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若根据常识判断，如此胆量的军事行动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来讲有可能是有趣的谈资，但对于当时的日本帝国海军来讲，要想真正实行这样的突袭，并且提前考虑后勤补给和其他一些功能性问题则是相当困难的，超出了理智的层面。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珍珠港事件”过去70多年以后，这次军事行动仍然充满了探究的魅力。日本人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又打算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从《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的“侮辱”说起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就曾经打过一次大获全胜的对马岛海战。那还是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的事情，时间是1905年5月27～28日。那次海战极大地锻炼了日本的海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方针。对马岛海战是日俄战争期间的一场海上决战，由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日本海对阵沙俄波罗的海舰队。俄国损失了28艘主要舰艇，死了4800名船员，而日本自己仅损失3艘鱼雷艇，死了110名船员。这次辉煌的胜利不但为大日本帝国海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还由此而引发出了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一种独特的发展学说，即被称为“大舰巨炮”主义的发展原则。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审时度势，又开始把美国作为其假想敌。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计划中，就曾经概述了日本海军战略的相应调整策略，其要点是在美国海军的任何一支部队开进西太平洋之前，日本帝国的海军就要做好的在日本海上反击美国海军舰队的准备，从而获得制海权。其参谋人员们当时认为，美国海军在实力上远远优于日本帝国的海军。因此，日本帝国的海军除了依赖于英-日同盟并在军事上采取被动的防御策略之外别无选择。不过到了1922年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改变。这时日本加入了《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的军控体系；与此同时，先前的英-日同盟也解体了。《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强迫”日本帝国海军必须将其战列舰的吨位限定在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的60%；如此一来，日本帝国海军战列舰的吨位不得不比潜在的对手减少48000吨左右。日本海军军令部反对这种限制，其理由是日本帝国的海军至少需要70%的吨位比例。因为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他们的联合舰队在海战中才能有把握与美国两大舰队之一交战。日本人表面上似乎吃了大亏，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1934年3月，据日本海军部军备限制研究委员会评估，日本造船业的生产能力是每年建造45000吨位的战列舰，同等条件下美国造舰业的潜力却是80000吨位左右。换句话说，日本造船业的生产力能力仅为美国的55%，这一数字明显要低于《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60％。就此而论，在《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实施的那个时代（1922～1936），非但没在实质上削弱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反而还有某种“鼓励”作用。遗憾的是，日本海军乃至绝大部分的日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大舰巨炮”与飞机的选择

《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的签署被大多数日本人认定是国耻，要求退出条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并最终如愿以偿。日本是在1937年退出《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的，这个岛国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决心挑战英美主导的太平洋现状。不过，此时“大舰巨炮主义”在日本帝国海军中仍是极富影响力的教条，而且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变态的“超级战舰策略”。早在履行《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的年代里，日本帝国海军所关注的焦点已从单纯的数量对比逐渐转移到了对所谓“质量优势”的追求上，并一直积蓄力量试图设计建造一些有史以来体积最大、战力最强的战列舰——大名鼎鼎的“大和”和“武藏”号就是这样的产物。这两艘战列舰于1937年开始在吴市和长崎的造船厂建造，到1940年相继下水服役。它们的排水量在65000吨左右，有能力承载9门18英寸火炮。从机械工程学的角度而言，“大和”和“武藏”号的确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之一—它们的综合性能大幅度超出了美国海军同时期的“爱荷华”级战列舰；后者排水量“只有”45000吨，承载有9门16英寸火炮。不过，站在另一个角度，“大和”和“武藏”号两艘巨型战列舰只是直线性机械思维的一种延伸，除了大之外，并没有太过人之处。仅仅凭借几艘这样的巨舰，就令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周围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迂腐。当然，在日本海军的决策层中，也有一些高级军官们对“大舰巨炮主义”是持怀疑态度的。海军航空部首席长官海军中将井上成美和后来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两个异类。井上成美深信不疑地认为，海军空中力量的优越性肯定会超过超级战列舰。他在1941年1月向当时的海军部长及川古志郎递交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直言不讳地反对日本帝国海军的“大舰巨炮主义”，大力提倡空中力量和潜艇在未来对美战争中价值。

日本帝国海军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山本五十六同样怀疑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建军路线；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坚信海军航空兵的潜力。在1940年的一次春季演习中，当山本看到航空兵在训练中取得理想成绩时，突然对他的参谋长说：“训练很成功，我想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只要对山本五十六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大脑中迸发出这样的想法并不应使人感到过份惊奇。美国人约翰·托兰对山本进攻珍珠港计划的产生曾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测。1921年，美国出版了《太平洋海上霸权》一书，4年后该书的部分内容被创作为小说，取名《伟大的太平洋战争》，书中描写了一支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等情况。这本书被日本海军参谋部译成日文，列入海军大学的课程。该书出版时，山本正在华盛顿任武官，这位孜孜不倦地钻研海军学术，又具有相当英语造诣的军官，不可能不注意到这本书。袭击夏威夷珍珠港作战计划的产生与山本的性格特点也有密切的关系。西方有人针对袭击夏威夷珍珠港之战说过，只有赌徒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山本是个冒险家，对赌博尤为着迷。把赌博和碰运气的游戏看得比饮食还重要，玩扑克、打桥牌、下围棋、打赌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他与同僚赌，与部属赌，还常跟艺妓赌，而且赌得认真。1910年，山本为一件不大的事与他的密友一下子赌了3000日元，这笔钱在当时能买幢好房子，结果山本输了。虽然好友一笑了之，山本却坚持还债，每月从薪金中扣，一直扣了十几年。山本出使欧洲时，据传说由于他赌技超群，赢钱太多，摩纳哥的赌场甚至禁止山本入场，他是摩纳哥第二位被禁止的赌客。山本曾说，如果天皇能给他一年时间去赌博，可以为日本赢回一艘“大和号”战列舰。总之，东乡的影响、美国的小说，加上山本个人秉性等各种因素，促成了空袭夏威夷的想法在山本大脑中的萌发。他立即将这一想法提交给了时任日本海军军令部作战部次长的海军中将福留繁，并得到了后者的由衷支持。1941年1月，山本五十六与井上成美同时力劝海军军令部长考虑加大对空中力量的关注，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对英美战争。

难道说井上成美和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1月向其海军军令部长提出他们的想法只是一个巧合吗？毋庸置疑，英国人在1940年11月突袭了意大利东南部的塔兰托港口城市是有一些影响的；此外，其他三个重要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41年日本帝国海军的战略思想。其中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在1940年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允许日本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东南亚，由此导致了美日关系严重恶化。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海军在1940年6月起草了海军扩张法案。这个被称作“文森行动”的法案拟定，美国海军战舰的吨位可以增加11%，美国海军装备的飞机可以增加到4500架，并且加快用新式战舰更换美国舰队中的旧式舰艇。一个月后，美国国会批准了这个所谓“两洋海军法案”，而且有所扩大，计划建造总额达1325000吨位的舰艇，其指标远远超出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结果，如果说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在1941年就已经相当大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只会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即便有“大和”和“武藏”号两艘巨型战列舰的“加权”也难挽颓势。因此站在日本人的方面考虑，如果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只能是越早点儿打越好，为此大日本帝国海军就必须重新考虑其相应的战争计划。

至于第三个重要因素则是在1940年12月发生的一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大日本帝国海军获得了一份最高机密的英国文件：“奥特米登”号上的战利品。“奥特米登”号是英国蓝烟囱公司的定期货轮，它在1940年11月11日遭到了德国“大西洋”号战舰的攻击。十分不巧的是，“奥特米登”号货轮上恰好带有一份绝密的英国战时内阁备忘录；该备忘录是1940年8月制定的，当时正在从英国的利物浦市送往新加坡的途中。这些明确指出了英国远东战略蓝图的绝密文件，是准备送给英国的远东战区总司令空军中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的。文件中指出，英国将不会对日本开战，即使日本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文件还透露出英国的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认为，泰国和香港是无法防御日本人的攻击的。“大西洋”号战舰舰长贝尔哈德·罗格认识到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就将其送到了当时正好在日本东京访问的德国海军外交使团专员，海军少将保罗·文尼克手中。1940年12月12日，保罗·文尼克亲自将此文件交给了日本帝国海军军令部次长,海军上将近藤信竹。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文件进一步激励了日本要尽早对英-美列强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他们不但要攻击新加坡，而且还要突袭珍珠港。